“我在拍照时，最想留住的正是人性的美好：人与人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物的珍惜。这些价值在今天的台湾、大陆还留下多少？”上世纪80年代，台湾的屏东县，几户人家因被圈入神秘军事基地而准备搬迁，搬迁之际，一群人在空地上玩起了翻筋斗比赛。他是中国当代摄影教父，又被誉为“世界摄影之于中国的启蒙者与传道者”。数十年来，他用镜头记录着台湾的变迁和人情冷暖，撰写了大量摄影文章和书籍，创办杂志，开启了对一代摄影人的启蒙。人文主义的温情视角，是他决定按下快门时的坚持，每一张黑白相片，都能让人感受到他对人与自然的尊重、敬畏。所以当得知他是位20年的素食者时，并未觉得十分意外。1999年9月21日，台湾发生了百年来最大的地震——7.6级，死亡2378人，受伤8000余人。而当时阮义忠正在筹划办一个摄影展，地震发生得措手不及，展览就此搁置，他开始思考，在这种时刻，自己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地震后，他加入了台湾慈济基金会，并皈依了其创办人证严法师，开始学佛吃素。吃素在他自身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因为他曾经是个对蔬菜水果缺乏兴趣的人，素食在印象里，也就是青菜萝卜。“吃素除了脑子清楚、肠胃舒服，最受用的就是自由了，不被味觉控制，免掉很多折腾。而且真正吃出了蔬菜的味道。西红柿、豆腐、青菜、蘑菇再怎么炒烩烤都没太多油烟，厨房干净、碗盘好洗，而且厨余不臭，家里二十四小时空气清新。”这一吃便是20年，一切自然而然，也完全没有勉强自己。而谈到加入慈济后的收获，吃素只是其中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做慈善的过程中，在见过了太多生老病死之后，他对生命的敬畏感更甚，也变得更洒脱。“我体会到要随时放空，才有办法继续往前走。什么东西都抓在手上的话，反而没有办法好好地行走下去。”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忠于内心，把握住那些打动自己的瞬间。他学生时代对文学和绘画的痴迷几近疯狂，这也导致了最终联考的失败。没考上大学，他直接去了杂志社工作，做编辑、画插画，随后又入伍服役三年。接触摄影是退伍之后，在杂志《汉声》工作期间。去应聘时，以为只要会写文、会画图、会编辑就行，没想到，这个岗位一定要会拍照。但这大师，曾经也是个什么都不会的小白，不仅技术不行，而且完全找不到灵感。“那时一拿起相机，就会面红耳赤、冷汗涔涔，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拍。”而这与其儿时的经历有关：无法像其他同龄人一下课就玩耍，而是耗在菜园里，帮家人干农活。从那时起，他发誓要脱离土地，于是渐渐地，他和土地失去了连接。是摄影，让他慢慢与土地和解，被土地上的人们所感动，从此扎根于此，不再离开。1974-1986年，他带着相机走遍台湾，将拍摄的照片及背后的故事，编撰成书籍《人与土地》，这本书成了他的代表作，被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展出和收藏，奠定了他的地位。他用“忠于纪实”的摄影手法，框入了一个个平凡的小人物，纪录着真实的乡土变迁，充满了人文关怀和人性温度。在人对土地的破坏越来越严重的今天，这些作品，又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有赞誉，必有批评。有人说阮义忠的作品，是“滥情主义”、“平淡无奇”。
他的态度是：“我希望透过我的照片，传达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传播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然而这样的理念在如今这个摄影门槛越来越低、观念艺术越发流行的年代，似乎在渐渐流逝。人手一台数码相机或智能手机，即拍即看，相比起过去每次按下快门时的谨慎和珍贵，摄影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带着这样的隐忧，他于2016年设立了“阮义忠摄影人文奖”，两年一届，评选优秀的人文摄影作品，想要对目前摄影表现失衡的状况稍作改善。每年他还会不定期来到大陆，进行演讲和教学，希望将自己的摄影创作理念传递给更多人。“再了不起的摄影家，也只是50%的创造者。剩余部分，都是由照片里的人和物及环境共同完成。”写诗、绘画，最初的热爱并未放弃，他还喜欢音乐，家里珍藏着满书架的黑胶唱片和十几台唱片机。忙碌之余，听听古典音乐，吃上一顿干净美味的素食，或是泡杯咖啡细细品尝，便觉舒适。快70岁的他，依然停不下来，还说要将自己摄影画册重新出一遍，再出一本画册，诗集也要出版。摄影也好、其他艺术形式也罢，能够在世界不断变化与消逝间留下些什么，是他的期望。“人文其实就是真心实意地去尊重人与自然。不要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多关心一下别人。不要自私，要利他。”这是阮义忠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观念如今还留下多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