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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道教劝善书形成、发展、流传、盛行的前后的宏观比较，可以发现，南宋至明中叶期间的道教劝善书，主要体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一是劝善条文系统化而又尚不精细。南宋至明中叶期间的道教劝善书所包含的劝善思想观念相当集中，从上述道教的四种劝善书典所涉及的善恶条文来看，其内容涉及世俗人伦的方方面面，这较之以前一些道教经书中所含有的劝善思想观念，要系统、全面得多，然而，与后期进一步发展了的道教劝善书相比，其显然尚未达到具体化、精细化的程度。

以《太微仙君功过格》为例，其功过格通过记录日常宗教生活中的功过善恶，勉励道徒修养道德以达到了道成仙的目的，虽然比以前的道术修炼简便有效，但与后来的“功过格”相比较，它的条目比较单调，功过的计数很少，最大的善计 100 功，最大的恶计 100 过，分类也只有救济门、教典门、焚修门和用事门，因而可以说，与后来的功过格相比，其善恶扯化的水平，仍处于初级的阶段。

二是劝善形式专门化而又过于单一。与以前一些道经中劝善思想零零散散的存在状态相比，南宋至明中叶期间的道教劝善在形式上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专门化、集约化的道教劝善书。但较之后期的劝善形式，却显得过于单一，对劝善思想观念的宣传，在形式上还是以书典的流播为王，而后期道教对劝善形式，则有了多元化的扩展。

至明中叶以后，民间不仅有称为“劝世文”或“因果书”的道教劝化书籍，而且还有各种训俗小册子，用于讲唱的鼓励人们积善积德的道教曲艺唱本，以及诸多道教的慈善机构和宫观庙宇等等多种劝善渠道和场所。

三是劝善书典通俗化而又不够盛行。与以前一些含有劝善思想的道经相比，总体而言，在道教劝善书中所包含了道成仙思想的成分大大降低，了道成仙的目的得到了淡化，而教化人行善于俗世、劝善除恶的目的则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如前所述的《太上感应篇》，其主旨就有这种重心的明显转换，而道教劝善书这种思想主旨的重心转换，必然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其书典的通俗化，因为只有通过这种通俗化的道教劝善书形式，才有可能避免艰涩难懂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影响民众，达到世俗化的劝善目的。

南宋大臣、学者真德秀的《西山文集》就曾描述了当时《太上感应篇》流行的情状：＂《太上感应篇》者，道家儆世书也。蜀士李昌龄注释。其义出入三教中，凡数万言。余连赛仕途，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书以施人。"（《西山文集》卷 27 《感应篇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4 册，第 418 页。）然而，与后期的道教劝善书相比，其世俗化还远未达到盛行的程度。

《明史》记载明成祖仁孝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戒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佳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明史· 后妃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2 册，第 3510 页。）《中国丛书综录》设有“善书”这个门类。明代后期以后，道教劝善书在社会上已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和更大程度的盛行，可谓上至宫廷、达官显宦、文人学士，下至民间艺人和黎民百姓，都有人参与过道教劝善书的制作、推广、阅读和讲唱。

通过对道教劝善书思想内容的具体的微观分析，则可以发现，南宋至明中叶期间的道教劝善书已基本具备了四大鲜明特色：

一是贯穿始终的神明崇拜。为了增强其经典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增强道教劝善书的和社会道德教化功能，道教劝善书一般都强调以受世人尊敬和喜欢的道教神仙名义降授，把这些神仙构塑成为道德的创造者、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道德行为的楷模，假托这些神仙，通过梦、扶乩或神游等神秘方式，把劝善书中的善恶标准普降给世人，为人立法。

二是无处不在的神明监督。神仙将善恶准则降给世人后，但世人是否一定循规蹈矩仍然值得怀疑。于是道教善书设置了天上、地下、家中及人体内等各级神灵来监督和记录人的善恶行为，让神对人的行为进行防范、约束和引导。道教劝善书告诫世人，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神明的监督。

道教认为，人体内还有六贼引人作恶，六贼的发动会引起劫夺诸善之恶，所以被称为贼。而相应地，人体内有三尸，专门监督人的善恶念头。三尸神一到庚申日就上天去报告人的罪恶，庚申日就是天神决断人善恶的日子。除身中之神外，道教认为监督世人善恶的神还有上天的三台、北斗等司命。星神在上面记录人的罪恶。灶神在人的家中，监督一家人的善恶行为。

三是善恶分明的神明赏罚。道教认为神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在一定的时候上述司命神会将个人的善恶行为告知具有赏罚能力、掌人生死寿天的神，如玉皇大帝、文昌帝君、东岳大帝、真武大帝、封都大帝等。神如何安排个人的命运全都是根据此人一生所积累的善恶数量来决定。神会依据人们一生的功过而对其作出相应的奖惩，所以道教宣扬，人必须努力向善去恶，才能够得到神的护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