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泪活着，上海一家三口人的惊人奋斗史，感动了无数人
1996-2005年，华人导演张丽玲耗时十年之久，记录下这一家三口的聚散离合，制作成一部名为《含泪活着》的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创富士电视台历史记录，改变了许多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纪录片大奖。
一名普通的日本大学生意外地“发现”了它后。投资帮助《含泪活着》走进电影院。上映后，几乎场场爆满，影院大厅里，《含泪活着》影片海报旁贴满了日本观众的观后感。
含着泪看完《含泪活着》，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影片！
无论是谁，看了这部作品，都无法不为之动容。
咬紧牙关的坚强父亲，是真正男人。
片中有许多日本人已忘却或失去的美德。盼主人公一家幸福！
这究竟是怎样的三口之家？
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让这么多日本人为之感动？
不夸张的说，他的人生简直是被命运按在地上摩擦。
在最该无忧无虑的童年，他赶上了3年自然灾害，吃了上顿没下顿。
在最该读书的年纪，他又赶上了上山下乡，离开上海去了安徽的一个山沟沟里，每天干超过10小时的农活。
好不容易回到上海，他白天要工作，几乎每晚都在单位的夜校度过，文化课从初中补习到高中。他只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却因为年龄过大，没有一所大学可以接纳他。
于是，他所有改变命运的努力，都只能付诸东流。
他卑微地在食堂做一名炊事员，靠每月不足100元的工资，支撑一家三口的生活。
直到1989年，这年他35岁，黑暗的人生似乎终于开始被幸运女神眷顾——他花5毛钱买到了一份日本高校的招生资料。
他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渴望借此改变自己的人生，妻子也全力支持他。
于是，他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终于凑齐了42万日元，这相当于他和妻子不吃不喝15年的工资。
他像一个狂热的赌徒一样，把整个家庭的命运，押注在了那个“街上到处捡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的发达国家日本。
他相信，到那里留学镀金，毕业回国后会有更好的发展；他相信，他将来可以赚到很多钱，给家庭闯出一条路。
像他这样努力奋斗的人，到了这里，本该是一个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故事。
只是，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最终，他没能衣锦还乡，而是当了15年的黑工。
然后，他用15年打黑工的钱，把女儿送去读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本硕博8年，如今一家3口定居美国。
他们一家三口，用15年，两代人的奋斗改变了命运。
这个故事被拍成纪录片，并震撼了整个日本。
在群众的呼声中，纪录片在整个日本院线上映。深夜11点座无虚席，播放结束皆是满场掌声，热度甚至超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
在高自杀率的日本，很多人看完影片后，嘲笑想要自杀的自己真的好矫情。
这个片子里没有惊心动魄，没有特效艺术，只是一个三口之家最质朴和真实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对生活充满迷茫，充满抱怨；如果你对爱情的真谛充满疑惑；如果你对父母有种种不解...我想，如果只去一个地方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一定是这部90分钟的纪录片——《含泪活着》。
01
1989年6月12日，上海虹桥机场，一对夫妇在依依惜别。
男的叫丁尚彪，女的叫陈忻星，他们还有一个刚读五年级的女儿。几小时后，丁尚彪将登上前往日本的飞机。
这一趟，他几乎没有任何退路。
几个月前，他因为要办去日本的护照，和单位领导起了争执。在极不愉快的情况下，他拿了3个月的工资，补上了在原单位的夜校培训费，彻底丢了工作。
而两个月前，为了凑足前往日本留学的费用，他和妻子借遍了每一个亲戚朋友。两个月，终于凑够了42万日元，折合3万多人民币。1989年的上海，这相当于他和妻子15年不吃不喝的工资总额。
他将从连黑白电视机都要凭票购买的上海，降落在那个遍地是“彩色电视机、冰箱、微波炉”的日本。
北海道飞鸟学院阿寒校，这是他梦想中的热土，可以学习改变命运，还可以打工还清债务。
他心里想着：“终于要去北海道念书了，就要成功了。”
妻子陈忻星也相信，流着泪送他离开，依依不舍却满怀希望。
几个小时后，丁尚彪降落了。
他梦想中的热土——北海道阿寒町，却满目荒凉。
这里就像中国的农村。没错，去之前他们并不知道，在学校地址一栏的“番外地”，意味偏远地区。
年轻人大量流失，这里人口凋零。
世界上本没有城市，生活的人多了，也便有了城市。
抱着这样的想法，日本政府决定开办外国语学校，吸引外国留学生的到来，给阿寒町带来新的生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那么轻易就可以来这里留学。
可是，在这个贫寒的地方，连本地人都没有工作，留学生更是禁止外出工作。
这对和丁尚彪一样负债来日的留学生来说，无异晴天霹雳。
还债不成，还要支付高昂的生活费和留学费。有那么一刻，丁尚彪仿佛听到了梦碎的声音。
回国？他可是透支了夫妻二人未来15年的工资。
没有任何退路。
被“骗”的丁尚彪决定，逃离阿寒町，转到东京一边打工一边上学。
但逃离并不容易，没有路，没有交通工具。
第一次跑，被抓了回来；第二次，被抓了回来；第三次......
前后跑了好几次都被学校抓了回来，还被严加“看管”，人心惶惶。
1994年丁尚彪回到“逃亡”的起点站钏路火车站
不过在生存面前，所有的苦难都不足以称为苦难。
1989年6月的一个深夜，丁尚彪和他的几个留学生朋友一起，终于成功逃脱。
他们辗转几小时，赶上了去往东京的列车。
丁尚彪，终于逃出生天了。
理想是一位丰满的女神，但东京的现实，比阿寒町还要骨感。
在阿寒町，虽然荒凉，可丁尚彪还是个合法的留学生。
逃到东京的丁尚彪，转校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他失去了在日合法滞留的签证，也失去了自由回国的机会。
《奇葩说》里马薇薇说：“人生最痛苦的选择，是两个都是错的，那个时候我们要选择的是，我们更能背负哪种错带给我们的代价。”
此刻的丁尚彪正面临着人生最痛苦的两个选择：向左被遣送回国，用一辈子打工还债，被亲戚笑话；向右留在日本，成为“黑户”。
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未来15年人生的决定——留在日本。
他决定，把他功成名就和改变家族命运的梦想，交给她的女儿。
而他来当这架梯子——还债，挣女儿去美国留学的钱。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发达，朋友信里介绍的可以捡到彩电是真的，能赚钱也是真的——当时在日本刷碗一天的工资，相当于丁尚彪在上海一个月的工资。
在这里是黑户，回家也是底层，不如先赚钱，哪天被抓了再说。
02
丁尚彪租了一个靠近铁路的最便宜的一居室，老式的木制阁楼，没有卫生间。
窄窄的屋里，唯一的装饰，是女儿10岁时的照片。
女儿名叫丁晽，寓意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老丁把上学改变家庭命运形容为一场“接力赛”。
现在棒交接到他手里，他想尽力跑得远一些，“让女儿可以轻松跑下去”——意味着，他要靠打黑工赚钱，支付女儿的留学梦。
丁尚彪在日本语言不通，但他打了三份工。
只能白天在工厂做基础的工作，晚上到餐馆里刷碗，周末就去做清洁工作。
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忙碌，等到工作结束，已是深夜12点。
连末班车都错过了，他只沿着铁轨，步行回到住处。
回到家里，他还要做饭。
他每天吃的饭是前一天买的最便宜的菜，晚上做好之后，吃一半，剩下的留着做第二天的午餐。
上厕所，是楼下的公共卫生间。
深更半夜，澡堂子早就关门了。再说了，丁尚彪也舍不得花钱洗澡。
他就在厨房里，拿个塑料袋围起来洗，这样不会漏水到楼下。
住在铁轨边，火车时不时就轰隆隆的响，轻度睡眠的人根本睡不好。
但是，起床-吃饭-上班-睡觉，这样的日子，丁尚彪一过就是8年。
家里都劝他回去，但是丁尚彪是黑户，离开了就再别想回去。
面对固执的丁尚彪，妻子也怀疑他在日本“有人”了。
丁尚彪解释说，“钱都寄回家里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的确，丁尚彪8年没请过一次假，唯一的休息日，都是“汇款日”，8年的积蓄，除却简单的日常开销，悉数寄回了上海。
丁尚彪如此，但是远在上海的家人，过得也并不容易。
他寄回上海的钱，妻子陈忻星除了还债，剩下的都存了起来。
8年来，陈忻星和女儿丁晽，靠着她在针织厂微薄的工资艰难过活。
母女俩共同住着一间小屋，一张床。
8年来，她从来没买过新衣服，基本没下过馆子。
做饭要到楼下的公共厨房，女儿在家吃饭的时候，她家做点好的；女儿不在，她就白面条里放点盐和酱油凑合。
每天除了工作，操持家务，照顾女儿，大事小情她都要操心。
修下水道，换灯泡，原本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她都能干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让她忍不住会胡思乱想，这么久都不回来，老丁不会“外边有人”了吧。
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与外人道，更不能和女儿说，她只能自己咽下去。
就这样，和女儿相依为命地过了8年。
老丁想家了，只能看看墙上挂着的女儿的照片；家人想老丁了，就放一遍他从日本给女儿点的生日歌：
无法陪伴妻子和女儿，老丁对家庭充满了愧疚。
老式收音机里流淌出的温柔声线，是这个沉默的丈夫和父亲，能想到的最浪漫的弥补。
03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997年，女儿丁晽不负众望，考取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大学。
也许，这一家的命运，从这天起，开始有了什么不同。
上海虹桥机场，8年前，陈忻星曾在这里送别丈夫，现在又要送别女儿，一家三口，分居三个国家，各自飘零。
喜的是老丁，女儿去美国上学，飞往纽约的飞机要在东京转机，命运慷慨地给了他24小时的时间，弥补8年的父爱。
离开时还是黄毛丫头的女儿，如今长成了18岁的少女。
缺席的岁月滚滚而来，亲情敌不过时间的磋磨，父女俩的见面，宛如熟悉的陌生人。
老丁先打开话匣子：
“你长高了，比我还要高”——“我鞋子高呀”
“怎么有白头发了”——“就是说嘛”
“你到外边要好好减肥了呀”——“用不着减肥”
“双眼皮嘛，开过了呀”——“不要说给别人听嘛，这段要剪掉”
“还记得小时候隔着玻璃窗哭吗？”——“记得一点”
在人来人往的车站，他们是一唱一和的父与女。
别人听来稀松平常的对话，里面是深情的翻江倒海。
老丁带女儿去了他第一家上班的饭店，热心地给认识的员工朋友介绍，“这是我女儿，要去美国上学了”，言语之间满是骄傲。
又指给女儿看当年他刷碗的地方，在这小小的方寸之间，垒起来的脏盘子，直不起来的腰，一起刷出了女儿的大学费用。
24小时被切割成琐碎的叮咛，一眨眼就过去了。
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老丁不能送女儿到机场，只能在机场的前一站“日暮里”下车。
送别的列车上，一路默默无言。临近终点，丁晽问父亲，“你哭了吗？”——没有回答，日暮里站到了。
人世间的悲欢从不相通。电车上的乘客在看书，在听歌，在聊天，他们只看到一个拼命忍住还是掉下眼泪的女孩。
隔着一道玻璃，有一个男人在站台红了双眼。
女儿去美国上学后，丁尚彪本来可以回国了，但他觉得，我还年轻，还能打工赚钱，支持女儿的医学梦。
不过，日本经济开始下滑，工作不景气，老丁赚钱更难了。
但老丁比以前更拼了。
为了不失业，老丁一口气考了五个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从一个日本字都不认识，到现在成为一个多领域的技术工。
老丁究竟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他也开始同时打3份工，白天跑建筑工地，下午做商场保洁，晚上在饭店做饭刷碗，从不停歇。
女儿去美国上学后，母亲陈忻星一直在申请赴美签证看望女儿，她申请一次被驳回一次。
每年可以申请两次，她申请了5年，被拒签11次。
终于在第6年，第12次的时候过签。
除了看望女儿，陈忻星的另一个愿望是，像5年前的女儿一样，利用在东京转机的机会与13年没见的丈夫见面，这一次，他们有72小时的时间。
老丁开始为妻子的到来做准备：他换上新洗的床单被罩，还特意拿出了结婚时妻子亲手缝的枕套。
当年的枕套已经旧到脱线，在插队时就结婚的两个人，共同走过了艰难的岁月，也经历了分别13年的思念的煎熬。
为了这一次见面，13年没买过新衣服陈忻星特意定了一套衣服，还去做了个漂亮的发型。
但她不知道，老丁早已经不是13年前的那个年轻小伙了。
这一年，还不到50岁的老丁，因为常年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头发花白，人更瘦了。
他的牙齿脱落了好几颗，看东西还要带老花镜，连上楼梯都摇摇晃晃。
13年未见，只有72小时，老丁一遍一遍地考虑，想带妻子去的地方，想说的话，想做的事。
真的见到了面，却只有默默地笑。
然后是长久地凝视。
从见面的那一刻起，老丁的视线，几乎就没离开过妻子。
这是相识了几十年的爱人，13年前意气风发的丁尚彪，如今变成了形容枯槁的老丁，13年前年轻的妻子，如今也有了白头发。
夜幕下的东京城，灯火辉煌，热闹都是别人的。
老丁生活了13年的小屋，还是那么破败，屋里唯一的装饰，还是女儿的照片，当然，还多了一个红枕套。
沉默内敛的爱人，对过去的苦难绝口不提。
但看到老丁生活的地方，听他说“十几年啊，确实辛苦一点”，委屈和心酸涌上来，咬紧牙关，还是转过头去，拼命擦眼泪。
第二天，老丁拿出提前做好的攻略，带着妻子去逛他也从未好好逛过的东京城。
在浅草，他们一起虔诚地拜佛祈祷，一起吃景点的小吃，去上野逛公园，看樱花，和年轻人一起，合影留念。
明媚的春日，久别重逢的喜悦，人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他们是再普通不过的恋人。
漫长的13年，短暂的72小时，妻子也该走了。
依然是乘电车送别，依然是前一站下车，依然一路无言，依然没有拥抱，依然各自悲伤，依然不知道，这一别，还要多少年。
日暮里站到了，妻子接过老丁帮忙拿的行李，按下涌动的情绪，自始至终没敢看丈夫一眼。
列车启动了，她仓促回头，抬手权做告别，电车开出好久，她才绷不住低下头擦眼泪。
站台上的老丁，默默地红了眼眶。
妻子乘坐的电车离开好久了，他还呆呆地靠在柱子上。
空空荡荡的车站，往前是分别的爱人，往后是未知的世界，他在想，这大概就是“人的生死离别了啊”。
说完叹一口气，抿紧嘴巴，再点个头，告诉自己还要继续。
这是最沉默、最含蓄、也最坚强恩爱的父辈爱情。
04
2004年，开往阿寒町的巴士上，摇摇晃晃地坐着仅有的一个乘客——丁尚彪。
这一年，女儿即将博士毕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已经完成使命的丁尚彪，终于决定结束15年的异国生涯，离开日本。
离开之前，他想去看看导致他人生巨变的边陲小镇阿寒町。
日语学校关闭了，曾经的教室、宿舍都还在，但周边长满了杂草，一切历历在目，从这里开始，他过了轰轰烈烈又平平淡淡的15年。
在丁尚彪为《留学生新闻》撰写的《北海道大逃亡》一文里提到过，阿寒校首批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了7人。
“阿寒町町民的殷切期望，中国学生的美好愿望，就这样在文化、经济落差的强烈冲击下，在相互不能理解的思维意识中化为泡影。”
因为人口持续减少，阿寒町最终并入了隔壁钏路市，从行政版图上彻底消失。
一身正装的老丁面向镜头三鞠躬：
对不起，阿寒町，当年因为无奈而离开。
再见，日本，现在因为梦想照进现实而离开。
15年前，老丁觉得“人生是很悲哀的，人是很脆弱的”。
15年后，老丁觉得“人生是值得珍惜的”，也是“很高兴的人生”。
所谓生活的难，常常是无解的。
妻子曾说，一个人，“习惯了”，“也没有办法”；
老丁说，“把家庭建设好，把小孩培养出来，这是我的责任，必须要这样，没有办法”。
2004年，丁尚彪来到成田机场，眼含热泪，坐飞机回上海。
日本海关人员看到他的护照，先是大惊失色，然后很快平静下来，之后迅速作出决定，盖章放行，还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
这个黑户，在日15年，按时缴纳税款，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拼命靠着双手，清清白白地活着，并为他的女儿和家庭，拼出了一个未来。
这是丁尚彪的故事，纪录片导演张丽玲带着两个自愿的免费劳动力，跟拍了整整10年。终于有了这部纪录片《含泪活着》。
2000年，《含泪活着》作为一部翻译纪录片，破天荒在日本富士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引起巨大反响。
因为过于火爆，2009年，《含泪活着》被搬上日本大银幕，在影院上映。
在未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声势竟然盖过了同期上映的《阿凡达》，高居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首。
在电影院海报周围，贴满了观众留言。
朴素的父爱和坚强让人感动。
“他能够如此无怨无悔地为家庭、为女儿，让我太感动了。”
“中国的父亲真伟大。”
“咬紧牙关的坚强父亲，是真正的男人。”
丁尚彪的故事，甚至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
“许多年没这样哭了！脑子里对中国人的反感偏见被泪水洗刷得一干二净，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人的崇敬。”
甚至，让想自杀的人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
“我非常惭愧，不久前刚被公司辞退，并曾产生自杀念头。看到丁尚彪能为家庭和女儿作出如此伟大奉献，相比之下，我无地自容，真是太胆怯、太不负责任了。”
不过，这一切都跟丁尚彪没有关系了。
05
女儿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休斯顿医院，当了一名妇产科医生。
2008年，丁晽结婚，丁尚彪夫妇随后也来到美国，分居多地15年的家人，终于团聚。
现在，一家人都已拿到绿卡定居美国，丁晽成了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也已结婚生子，有了幸福的家庭。
他们用15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平凡人改变命运的传奇。
到这里，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丁，本该安享天伦之乐。
但忙碌了一辈子的老丁，再也闲不下来了。
语言不通的他，去建筑工地背垃圾，去中国超市跟车送货扛箱子，去韩国饭店洗碗打杂，去日本饭店当厨师。
但他并不以为苦，而是觉得这是了解融入美国社会的机遇。
后来听说宾馆工资高，待遇好，他又想去宾馆打工。
他想交几千块，去宾馆培训学校。但老丁一句英语都不会，人家不收。
他让女儿帮忙写去宾馆的英语简历，女儿让他好好歇着。
于是，他拿着谷歌翻译自己写了简历，大雪天第一个去排队面试，连厨师长都被感动了。
面试电话听不懂，他就让路边华人帮忙翻译；录用通知看不懂，他就拿到培训学校去请教。
结果一句英语都不懂，一分钱没有花，老丁进入了五星级宾馆工作。
他也曾受过同事凌霸，但他做了很多份外的工作。还靠着自己在日本的工程经历，帮忙修好了饭店的很多器材，为宾馆省了很多笔钱。
慢慢地，他赢得了很多同事的尊重，成为了宾馆里的“三朝元老”，再没有人敢欺负他。
如今，他在美国高级酒店当洗碗工已近7年，还获得了纽约宾馆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工作奖。拿着这个奖，到任何宾馆都会优先录取。
业余时间，他向纽约的中文杂志投稿，去听免费讲座，看书，写自己的故事。不为别的，可以自己留个纪念，给后代留着看一看。
今年，老丁65岁了。他的人生计划是退休之后，用自己赚到的钱和家人一起周游世界。
尾声
一个童年时赶上3年自然灾害的人；
一个读书时不得不上山下乡的人；
一个自学完了初高中所有课程，却因为年龄过大而不能参加高考的人；
一个透支了家庭未来15年的收入，却被现实狠狠“欺骗”的人；
一个想要用双手改变命运，却不得不在异国打了15年黑工的人...
没有人比他更平凡，也没有人比他的人生更悲惨。
但好在他够坚强，够勤奋，够拼命，好在他有一个和他一样坚强和拼命的妻子，还有一个和他一样努力拼搏的女儿。
于是，这一家3口，用他们的努力和坚守，奋斗出了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
这是一个两代人接力改变命运的阶层跃迁故事；
这是一段“苦心人，天不负，百二秦关终属楚”的振奋传奇；
这是一首“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的感人情歌...
这是送给千万平凡却奋斗着的生命，一份最真诚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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