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刘庄：最早引入佛教

从中国历史上看，有记载的最早的信佛帝王是东汉第二位皇帝、汉明帝刘庄。

刘庄的佛缘源于一梦。

据说在派员去印度取经的前一年，即公元64年，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中神为“佛”，遂有《资治通鉴》上所记载的派遣使臣去天竺求佛的事情。

当时派去的使臣一个叫蔡音，另一个叫秦景。蔡、秦二人到西域大月氏国（今阿富汗）时，正好遇到了在大月氏国传教的天竺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邀二僧到汉讲佛，还用白马驮载来一批佛经、佛像。

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一行四人抵都城洛阳。刘庄为此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遂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刘庄这段求佛故事，史称“永平求法”。

梁武帝萧衍：四度出家为僧

开创汉地素食先河

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整理内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大臣将他赎回。

梁武帝撰述的《断酒肉文》中坚誓素食，并下诏宗庙不得用荤食祭祀。中国僧众素食之风从此建立。

梁武帝受菩萨戒，有“皇帝菩萨”之称。梁武帝常行普同供养，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如无遮大会、平等大会、盂兰盆会等。

梁武帝也热心于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三慧经》等义疏百卷，其佛学造诣深厚，有以见之。

隋文帝杨坚：由僧师抚养长大

喜欢寺院里的钟声

隋文帝在冯翊（陕西大荔县）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七岁时，尼师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十三岁时，隋文帝才回到父母家。

隋文帝性喜简朴，喜欢寺院里的钟声，偏好豆类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

文帝登位后，尼师已圆寂，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并且亲自作传纪念，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

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经46藏132086卷，整理经典3853部，造石像大小106580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

隋炀帝杨广：智顗大师授菩萨戒

广建佛教道场

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隋炀帝即位前，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是为江南一大盛事。

另外，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高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讲学之盛，冠于当世。

大业三年（西元607年），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僧侣来隋留学，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举办讲座、法会，从事经典的校勘等。

唐太宗李世民：深入经藏

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

唐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

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太宗对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几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但都为其所婉拒。后来，太宗为玄奘大师建弘法寺，寺内设置翻经院，一切的经费由国家供给，成就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经藏，曾研读《菩萨藏经》，致力于菩萨道的实践；并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刻于石碑，即闻名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

太宗于驾崩前，专注于佛法研讨，不仅感动于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未能好好弘传佛法。

大周女皇武则天：曾亲自跪迎

高僧义净大师，建造龙门石窟

武则天信仰佛教，精通义理，承继太宗、高宗时的护佛事业，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热潮如日中天，功德难量。她自己也曾被安排到感业寺出家。

武则天是个虔诚的佛弟子，武则天即位后，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她以五戒教育世人，并以佛法治国。

义净从天竺返国时，带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经、律、论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后亲自到东门外跪迎。

武后深具才华，文笔流畅，尤其她所写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千百年来，为佛子所赞颂不绝。

武后曾“助脂粉钱二万贯”，开凿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并主持开光仪式。

唐宣宗李忱：一度出家为僧

曾与黄檗禅师机锋

在位虽仅十三年，但他精勤治道，惠民爱物，堪称明君，尤其从谏如流的精神，足以媲美唐太宗，所以赢得“小太宗”的美名。

为了逃避唐武宗的杀害，曾经一度出家多年，他与禅门高僧黄檗希运禅师有过一段论道广为流传。

当他还是沙弥时，有一回，见到黄檗希运禅师在拜佛，于是对禅师说：“禅师！你常开示大众说：‘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请问禅师，你现在拜佛，到底在求什么？”

黄檗禅师听了，赏他一个耳光，说：“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当作如是求。”

“你直接说当如何求，又何必动手打人？太粗气了！”李忱申辩说。

“这是什么地方，容你在此说粗说细！”

李忱言下大悟。这一则宣宗与黄檗禅师之间的论道，流传很广，成为禅宗著名的公案。

宋太祖赵匡胤：利用最新印刷术雕刻中国第一部佛经总集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不久，便下诏诸路保护寺院；敕令用金字、银字书写佛教经文。在宋太祖保护佛教的政策下，建隆元年这一年便剃度僧尼8000人。

接着，宋太祖又派行勒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大力弘扬佛教。

宋太祖利用最新技术，派内官张从信在益州主持雕刻大藏经，这次刻经，前后费时12年。最初刻制佛经5000多卷，后来又增刻1000多卷，共达13万块雕板。

这部佛经因刻于宋开宝年间，所以被称为“开宝藏”。又因刻于四川，故又称“蜀版大藏”。这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也是当时最全的一部佛教丛书。

忽必烈：把佛教定为国教

大力兴建寺庙

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极力扶持佛教，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是忽必烈汗抛弃了成吉思汗关于“对各类宗教不得偏向”的遗嘱。

二是信仰上接受佛教。

三是政治上给佛教各种荣誉、地位和特权，使佛教成为一个享有很高地位、很大权力的特权阶层。

四是经济上对佛教实行特殊优待，支付大量资金兴建寺庙，进行佛事，大力扶持发展佛教。

五是制定各种法律，保护佛教的特权地位、特殊地位和利益。

六是把西藏地区的政教两权，交给佛教萨迦法王管理，使这一地区的佛教成为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

明太祖朱元璋：当和尚最无奈的皇帝

在中国帝王中，唯一的，也是最正宗的和尚出身的皇帝，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像刘庄、萧衍、杨坚他们实际上都不曾出过家。

朱元璋能从当年的一个小和尚，成长为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这实是一个奇迹。

朱元璋与佛结缘，是因为穷，是最无奈的选择。出家时朱元璋只有17岁，当和尚不多久，因为灾荒没吃的，寺内也呆不下去了，只好出去化缘。

在化缘的路上，朱元璋得了一场大病，险些死了，幸好得到仙人的指点帮助，才免去灾难。

从《明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对自己出家当和尚的历史，朱元璋并不觉得丢人，但他神化了这段历史，虚构出“二紫衣人”出来。

明恭闵帝朱允炆：遁入空门

最尴尬的皇帝

因为有了朱元璋出家的一段经历，大明王朝的帝王多与佛有缘。如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位十分相信佛法的皇帝，其死后尸体侧卧状葬式，有学者分析就是缘于佛祖释迦牟尼涅槃时所取姿势。

在明帝中，最后以僧人身份了结一生的，应该是第二任皇帝——恭闵帝朱允炆，这事也是中国盛世帝王中的惟一。其出家当和尚，迷信的说法是因朱元璋的佛缘未尽，注定要由后代遁入空门续结，是朱家前世因缘使然。

对于朱允炆出家一说，《明史》中并未下定论。

民间传说，当朱棣的大军攻入内城时，朱允炆派人取出藏在奉先殿的铁匣子，这是朱元璋生前给他准备的，让孙子在危急时刻打开。

朱允炆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嘱让他从位于太平门的鬼门出城，其他人则从水关御沟走。朱允炆出了鬼门后，见早有一和尚在等他。

朱允炆出逃时是公元1402年，他只有26岁，是明帝中惟一没有陵寑的皇帝，其出家迫不得已，最最尴尬。

顺治皇帝福临：个人精进参禅

数度想出家未成

顺治皇帝坚信自己前世是僧，是金轮王转世，号痴和尚。

顺治亲政后，对佛学十分感兴趣，先后邀请一些著名僧人到皇宫讲经，与玉琳国师的往来，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他曾说自己的前身一定是僧人，因此“每次来到寺中，徘徊久久不愿离去”。顺治一生笃信佛法，死后也依据佛家仪式火化。

个人精进参禅，数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赞僧诗》，表达了他对出世修道的欣羡。

康熙皇帝玄烨：迎请高僧

出版藏经重振佛教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将隐于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请至京师，使明末以来衰微的佛教，重现生机。

他振兴佛教，出版藏经（于康熙五年，即西元一六六六年，开版《续藏》237部、《又续藏》189部，至康熙十五年，全藏始完成），并拨款重修普陀山普济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

他曾说：“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自谦弱冠之时，研诵经史，未暇读览金经贝叶，尊崇佛教之风，油然可见。

雍正皇帝胤禛：直透三关大禅师

编制禅宗语录集

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国师指导下连续禅坐，最后大彻大悟。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

雍正继位登基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

乾隆皇帝弘历：刻印我国部帙最大的钦定大藏经《龙藏》

乾隆皇帝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刻经及翻译事业的发展。

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完成了我国历代各版钦定大藏经中部帙最大的《龙藏》，共1600余部7千余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见。

乾隆二十二年（西元1757年）作《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二十四年，编纂汉、满、蒙、藏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其后，又以十八年的时间，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州语，对于藏经的刻印有卓著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