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察”是深文苛察，在写文书时非常苛刻，将百姓的罪证列举得非常全面深刻，所以立刻就会判以严苛的处罚。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所谓好的官吏，动用严苛的刑罚来祸害百姓，使用暴力强权来残害属下，忘记了法律所赖以产生的根本，专凭自己残酷的心意行事。这句话的关键是“不本法之所由生”，就是忘记了法律所赖以产生的根本。法律产生的根本是什么？法律背后的精神是道德，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简单的说就是仁义。《群书治要》讲求国家治理，是有理论上的渊源和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被后世奉为百代常行之法的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就是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大纲大法，用圣人之道治国，就能够达到平章百姓、协和万邦的圣人之治，人们把它称为圣贤政治。圣人之道是恒常不变的，是可供今人借鉴的治国理念。圣人之道其实并不玄秘莫测，圣人之道就是人之道，用孟子的话说，“亦有仁义而已矣”，也就是仁义；用《易经》上的话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所以借托于圣人，称之为圣人之道，因为唯有圣人才能够体悟天地之道，体悟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并且圣人浑然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所以能够“曲尽其情理”。
曲就是能够洞察到细微之处，并通过自身的表演，将天地之道委曲婉转地（即费尽周折地）表演出来。这种表演就成为典则，可以教化当世，并且为后世所效法。这样的人就是圣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参”也念作三，天地人谓之三才。为什么人并立于天地之间，可以和天地参？就是因为人能够辅助天地，能够化育万物。墨子认为，圣人是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圣人所致力的对象，是人世间的事务，他是为教育人而来。《礼记》上说：“天地与人事，此四者，圣人之所乘也”，古人所说的天地与人事，这四者是圣人所凭借依托的东西。“圣人之所乘”是圣人藉由天地人事四事，而达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的目标。圣人既然以治天下为事，那么圣人之道也自然是治理天下之道。圣人之道不仅仅源于天地，也是效法天地，就像《管子》中所说的，“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所以圣人之道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其实圣人之道就在人们的日用云为之间，但是百姓却不知不觉，所以圣人之道显诸仁，藏诸用。他向天下显示的是仁道，衣被万物，天无私覆，仁覆万物，而潜藏功用，不使物知，这就叫“显诸仁，藏诸用”，也就是《论语》上所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地之道有“恒久而不已”的特点，只有坚持长久，不停止、不放弃，才能够产生效果。所以惟有各得所恒，才可皆长久。就是要长时熏修，效果才能够显现，从量变达到质变。故而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圣人之道需要长久奉行不怠，只有这样，才能止于至善，臻于治世。这种带有法度意义的圣人之道，具有历久弥新而恒常不变的价值。圣人之道既然是仁义，那么在治国理政之中，也必须推行仁政，讲求仁义。《列子》中说，“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仁义是圣人设道设教的根本宗旨，能行仁义则能够王天下。《吕氏春秋》中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古人把仁义做为治理国家、领导百姓的准绳和原则，这是人道的必然之理。后人说，“唯仁与义尽人之道”，人道其实就是仁义，就是从仁、义两个方面对人道进行了规定。推行仁义，就需要在位者能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这种与民共之的仁义情怀，是达到君民各安其位，天下大治的根本。仁义既然是在位者治国理政应当奉行的准则，故而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中，也要体现出仁义的精神，所以仁义是“法之所由生”。仁义是治国之本，无本不立。就像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序》中所说的，“仁义是道之所立”，道立在哪里？其实就是立于仁义之道。唯有立于仁义之本，才能治国不用刑罚就能够使民迁善，弃恶从善，转恶为善。
所以制定和实施法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良好的伦理关系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以惩罚为目的。如果忘记了制定法律背后的仁义实质，而以残酷之心行事，就违背了制定法律的初衷。《盐铁论》中对刑罚与道德教化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刑法对于治国而言，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却不轻易使用。圣人藉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刑期于无刑”。为什么要设立刑法？目的是警戒和震慑，但警戒和震慑的最终目的，是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这就叫“刑期于无刑”。《晏子》中记载，齐景公问晏子，“明王之教民何若？”圣明的君主是怎样来教导人民的？晏子回答说，“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首先要使教育、法令明确，告诉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君主要率先垂范，先之以行。“养民不苛，而防之以刑”，对待人民不是苛虐，而是用刑罚防止他们作奸犯科。“所求于下者，不务于上。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下从其教也”，要求臣民做到的，在上位的人必须首先做到，禁止人民不做的，自己也一定不去违反，这样属下才能够服从领导者的教诲。“称事以任民，中听以禁邪，不穷之以劳，不害之以罚。上以爱民为法，下以相亲为义，是以天下不相违也。”衡量事情的轻重来任用民众，司法公正，这样才能够禁止邪恶。不让民众非常的劳苦，也不能够用刑罚来残害百姓。上面的人以爱民为原则，下面的人就会以相亲相爱为道义，这是圣明的君主教导民众的方法。领导者要有爱民之心，即使百姓犯了错误，也要给他教育，让他回头，不能把法律做为惩罚百姓的工具，不能以惩罚百姓为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