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2日，在東京棗寺，町田忠昭站在菅原惠慶住持的墓碑前。兩人都是60年前的二戰中國殉難者遺骨送還活動親歷者。

2013年7月2日，在東京棗寺，二戰強擄中國勞工第四代遺屬駱勐找到了外曾祖父的名牌。

2013年7月2日，中國被強擄勞工遺屬在日本國會門前抗議，呼籲日本政府正視歷史。

2013年7月1日下午1點40分，中國被強擄勞工遺屬代表張恩龍等人到達日本內閣官邸，再次遞交要求日本政府企業謝罪賠償的要求書。

2013年6月29日晚，中國被強擄勞工遺屬代表和日本友好人士一起高唱《國際歌》和《義勇軍進行曲》。

今年，是日本人發起的二戰中國死難者遺骨歸國60週年。

60年前，有一艘輪船，從日本駛向中國。

“1953年，就是在這個季節，船出港了。”2013年7月，在東京，一位瘦削的白發老人喃喃地對十多名中國青年說道。

很多人不知道，在新中國和日本的外交史上，這艘船有著破冰的地位。

中國死難者遺骨挖掘運動

老人名叫町田忠昭，生於1928年1月26日。今年94歲的他，是當年運動的親歷者。

駱勐是十多名中國青年之一。他的外曾祖父的骨灰，就曾被町田老先生恭恭敬敬地搬運過。

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及企業，抓捕了超過4萬名中國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從事集中營式的殘酷勞動。其間，日本多地形成了埋葬死難中國及朝鮮勞工的萬人坑。駱勐的外曾祖父，就是被抓到日本，在日本秋田縣的花岡礦山被迫害致死。

從1949年夏天開始，在大館市的花岡礦山，中國遇難者的遺骨陸續被發現。隨后，日本多地均發現了萬人坑。最早的發掘者是住在花岡的朝鮮人金一秀。在他的帶動下，日本各地華人和日本友人也發起了遺骨發掘運動。

1950年11月，花岡礦山416名中國殉難者的骨灰，被送到東京。人們在東京淺草地區的本願寺舉行了追悼儀式。

“那是史上第一次為中國死難勞工舉行的追悼會。”70多歲的親歷者、華僑林伯輝老先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寺裡的警察有300多名，外面還站了400多名，可以想見當時的緊張狀態。在新中國和日本還未建交、冷戰將要開始的恐怖氣氛下，他們堅持為中國人祈禱。”

所有死難者的骨灰，都放在東京的棗寺。

這座寺院也和中國深深結緣。菅原惠慶住持曾到中國的淨土宗名寺——玄中寺拜訪。當時的玄中寺已經荒廢，隻有一棵棗樹。於是惠慶住持就把棗樹的種子帶回日本。他請日本畫家橫山大觀來畫這棵棗樹，橫山大觀說：“它可以作為中日友誼的橋梁，你們寺就叫棗寺。”

當時經歷戰火的寺院隻有三間房。一間做客廳，一間做佛堂，另一間就擺放著幾百個骨灰盒，住持菅原惠慶就睡在骨灰盒邊上。“當時骨灰盒大約佔據了整個房間的一半。”町田老先生回憶說。

從1952年開始直到今天，棗寺的三任住持都堅持每天為中國死難者祈禱。

2013年7月2日，中日友人聚集在棗寺，舉行追悼大會。

中國勞工遺屬呂滿雲說：“每當我們來到棗寺，站在這裡，我們的心情是無法平靜的。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旅日華僑和日本友人冒著生命危險，尋找日本各地散落的中國人遺骨，並將他們的骨灰送回到祖國。”

中國死難者的牌位，一直安放在佛堂左側的佛龕上。牌位是中空的，裡面裝著416個死難中國同胞的名字。穿著僧袍的現任住持把牌位的頂蓋拿掉，一倒，8塊跨越60年的木片就落在眼前。

“寫上所有勞工名字的，是棗寺現任住持的母親，也就是惠慶住持的女兒。當年，在天天被日本特務跟蹤的情況下，她還能靜下心來，寫下了每個人的名字。”林伯輝說。

駱勐的母親楊靜，第一次來棗寺祭拜時，也來尋找過木片。當住持打開牌位時，映入眼簾的第一個名字就是她自己的祖父。楊靜震驚，痛哭倒地。

1953年2月17日，中國人俘虜殉難者慰靈實行委員會成立了。自此，遺骨送還運動正式展開了。

來之不易的第一艘船

1953年，時年25歲的町田忠昭還是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的一名學生。

他在大學裡沒有結識中國朋友，原本也不了解中國受害者的真相。在日本著名反戰領袖鹿地亙的影響下，他加入了遺骨送還運動。

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抗日戰爭時在重慶發起成立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他們是魯迅的至交，和宋慶齡也有交往。

“因為當時中日還沒建交，日本政府就不同意送還遺骨。我們年輕人就打算帶著骨灰一起在日本國會前靜坐。”町田忠昭說。

但是，菅原惠慶主持堅持不肯把骨灰交給町田忠昭這樣的抗議示威者。“因為住持說，決不能讓死難者的骨灰被政治利用。最後是，中日年輕人一起在日本國會前靜坐了一夜。”

1953年6月，日本政府終於批准將死難者遺骨送還中國。

1953年6月19日，町田忠昭和兩名同伴起了大早。他們肩負著搬運遺骨的重任。

“我把骨灰小心翼翼拿到房間門口，另一個人把骨灰搬到車前，再一個人搬上車。從日本的習慣來說，抬骨灰的必須是親人，但我當時也感到中國人非常親切。60多年了，我現在依然這麼覺得。”町田忠昭老人笑著說。

當時，551位死難者的骨灰盒裝滿了人們好不容易找來的三輛車，運到了東京火車站。

但現場的情況讓町田他們大吃一驚。

“日本戰敗，東京又經歷了空襲，火車站破破爛爛的，很多客運、貨運列車都燒掉了，所以坐火車是很不容易的。日本政府以此為理由，打算把中國死難者骨灰裝到貨車裡。

“當時看到這個情況，無論日本人還是中國人都很氣憤：你們太失禮了。”

從19日晚上8時到第二天凌晨3時，義憤的人群一直在車站抗議。“當時找客車很不容易。但鐵路的工會也全面支持，最后不知從哪裡，找到了一列客運列車。”

終於，勞工骨灰“坐”上了客車，到了京都的舞鶴港。

目送列車開出的町田，以為自己的“戰斗”到此結束了，沒想到只是開始。

“當時，在舞鶴港，遺骨和護送團將坐信安丸號船去中國。當時正處於朝鮮戰爭時期，台灣國民黨政府發出聲明：如果護送團裡的中國青年和骨灰同船回中國，他們將把船擊沉。”

事發突然，信安丸號隻好停在了原地。

據町田回憶，同行的還有日本紅十字會等團體，他們也害怕有生命危險，想說服中國青年不要隨船前往，但愛國青年堅決反對：“如果要炸我們的船，我們要跟骨灰一起死在海上。”

於是，6月20日，中國青年開始靜坐，要求登船。“日本各地的廣播、新聞都在播報，甚至都不報朝鮮戰爭的新聞了，遺骨送還運動成了大事。”

在東京的町田也聽到了廣播。當時，日本很多年輕人都跑到港口，聲援中國青年。“從東京去那裡，來回車票要1000日元，但當時我們學生，連100元都拿不出來。最后，好多朋友連飯都不吃，大家一起湊了2000元，最后我和另一個同學去了。”

靜坐堅持了整整7天。當時正值酷暑。天氣悶熱，不斷有人中暑倒下。

“到了6月27日，我們差不多快到極限了。這時候斗爭才成功了。”

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1953年7月，載著數百名中國死難者骨灰的信安丸號駛出港口。

“1953年7月2日，第一批骨灰送還團出發了。18個成員裡有10名日本人，1名朝鮮人，7名中國人。”在2013年7月2日的追悼會上，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會長持田日勇回憶說。

“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成立於1967年5月，他們多次收集並送還中國二戰期間在日死難勞工的遺骨，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贊揚。

為了安全起見，遺骨和護送團的中國青年還是“兵分兩路”。中國青年直奔天津，而死難者遺骨則是送到神戶港，延后幾天后才由“黑潮丸”號送到天津。

7月7日，“黑潮丸”號輪船抵達天津塘沽港。港口接還骨灰的，是著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廖承志。當月，他被選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青聯主席。在現在天津的抗日殉難烈士紀念館裡，還保存著當年廖承志先生手抱勞工骨灰的歷史性照片。

多年后，駱勐的外曾祖母終於收到了過世丈夫的骨灰，當時就昏倒了。醒來時，一邊耳朵就失聰了。

據持田日勇回顧，到1964年，總共有9批遺骨送還團從日本出發，共送還了大約3000多具遺骨。由於許多死難者被埋在一起，難以准確統計人數。

有一次送還遺骨，是由菅原惠慶住持護送的。住持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主席見了面。

“毛主席對我祖父說：你為了送還中國人遺骨非常辛苦，我們想答謝，送什麼好？我祖父就說：不需要送什麼，但是我們信佛教的淨土宗，貴國的玄中寺現在荒廢得不成樣，希望中方修繕恢復寺廟。毛主席爽快答應了，才有了今天的玄中寺。”棗寺現任住持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這座寺院實踐了畫家的預言，成為了“中日友好的橋梁”。在棗寺的牆上，就挂著著名佛教領袖、書法家趙朴初給惠慶住持的親筆信。

惠慶住持給3個兒子起的名字，連起來就是“玄中寺”。他去世時，遺願是“把骨灰埋在能看到玄中寺全景的地方”。棗寺把遺願告訴了中國佛教協會，“在中方的幫助下，惠慶住持終於埋在了玄中寺山上。”

2009年，在東京舉行的中國被強征勞工死難者追悼慰靈活動上，時任中國駐日大使的崔天凱出席活動。

崔天凱大使在致辭中說：“數十年來，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合中國被強征勞工死難者共同慰靈執委會為代表，廣大日本友人和在日華僑懷著道義與良知，為搜尋、挖掘和送還死難勞工遺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這一義舉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高度評價。”

遺骨送還運動“不是孤立的”

町田忠昭當時不會想到，他們爭取到的這一艘船，還促成了新中國使者的第一次訪日。

1954年10月，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為團長、廖承志為副團長的代表團首次訪日，就是為了答謝送還遺骨活動，並祭奠死難者。11月2日，他們在東京本願寺參加了聯合追悼大會。

“回過頭去看，當時的遺骨送還運動不是孤立的。”町田老人說，“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人民的整體情緒是反對《舊金山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的，熱愛和平的人們也互相聲援。”

2013年7月1日，中國勞工死難者遺屬到達了足尾銅礦。從1944年10月到1945年8月，僅10個月，這裡許多中國勞工死亡，倖存者在1945年12月才回國。

“日本戰敗後，有3個月時間，足尾銅礦的中國勞工就幫助當地的日本勞工組織工會。其實當時日本勞工也是欺負、奴役中國勞工的，但戰後反而是中國人支援了他們。這種國際主義，在當時是多麼可貴。”町田回憶起來，依然激動。

1946年，當地日本勞工終於成立了工會。在成立大會上，他們唱的《國際歌》不是日語，而是中文。因為這是中國勞工教會他們的。

“對於他們……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簡直無話可說，衷心佩服。足尾雖然偏遠，現在依然有一個非常大的追悼碑，就是為了表達對中國人的謝意。”

而在大館市的花岡礦山，1966年5月，日本友人通過募捐，在山坡上建起了高大的“日中不再戰友好碑”。碑名由第九次中國人殉難烈士遺骨送還團團長、日本眾議院議員黑田壽男題寫。碑的側面，刻有郭沫若的題詞：發展傳統友誼，反對侵略戰爭。

對比鮮明的是，加害中國勞工的企業——鹿島建設公司也在壓力下建起了“華人死歿者供養塔”。實際上，記者在現場看到，只是一個極其簡陋的水泥墩。

據長期記錄這段歷史的攝影師張國通回憶，1990∼1994年，鹿島公司多次提出要拆掉這個供養塔，但花岡受難勞工堅決不答應。

李德全的第二次訪日是在1957年的12月。他們親赴花岡，向殉難勞工鮮花悼念。廖承志還發表了重要講話。

李德全回國后不久，1958年2月，在日本北海道的大雪裡，一個“野人”被偶然發現了。

他是二戰時被日軍抓到明治礦業的中國被擄勞工劉連仁。當年，他冒死逃亡，藏在北海道的深山裡，度過了13年“人不像人”的日子。他被發現時，整個日本轟動了。

據長期研究戰時強擄勞工問題的日本一橋大學教授田中宏介紹，當時的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愛知揆一給劉連仁送來了“一封信和錢”。但劉連仁拒絕接受錢。

1958年4月10日，劉連仁從東京港回國。離開之前，他聲明：“我保留對日本政府的一切訴訟權利，包括賠償。”

一名特別的日本法官

送還遺骨，並非贖罪的終結。

1994年11月4日下午，在東京永田町議員會館，時任日本內閣官方長官的五十嵐廣三會見了花岡受難者聯誼會名譽會長耿淳。

耿淳表示：“對花岡事件，日本政府也是有責任的。”他要求日本政府敦促加害者鹿島建筑公司，使其承擔包括賠償在內的責任。五十嵐廣三首次就花岡事件謝罪稱：“實在對不起，由衷地表示道歉。”接著，他還就解決包括花岡事件在內的戰后賠償問題，表明了“向前看”的姿態。

1994年11月10日下午，在東京參觀原子彈爆炸紀念展時，時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會見了耿淳老先生。在留下的歷史照片上，村山富市鞠躬得比耿淳深。

在2013年6月29日晚的日本大館市，大館市民正在為來祭拜的中國勞工遺屬舉辦歡迎會。一個清瘦的老人拿著話筒走上了前台。他獲得了比任何到場人士更長、更熱烈的掌聲。

他叫新村正人，是來自東京的一名退休法官。

1995年，以耿淳為首的11名花岡礦山幸存勞工及死難者遺屬代表組成原告團。他們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了一份長達308頁的起訴書，狀告鹿島建設公司殘酷虐待、加害中國勞工的罪行，並提出賠償要求。

這是中國公民首次向日本法院控告二戰中負有罪責的日本企業，因而備受世界關注。

然而，一次次開庭，讓中國人和日本友好人士一次次失望。持續3年的馬拉鬆式審理，總共7次開庭累計卻不足5小時。

歷史是何其相似。

1950年4月14日，時任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的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對花岡礦山大慘案的聲明》，引發全國強烈反響：“像這樣的大慘案，我們相信，在日本投降前后，決不止花岡礦山這一次，而遭了屠殺的我國同胞也決不止這416人。……而在這一件大慘案真相大白之后，日本方面更處之泰然，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同樣的譴責，在近半個世紀后重演。

1997年12月10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11名中國原告敗訴。作為花岡慘案的發生地，秋田縣和大館市紛紛舉行了抗議聲援集會。

大館市民團體“花岡和平紀念會”副理事長谷地田恆夫發表聲明，對東京判決表示震驚和氣憤：“日本政府和鹿島加害者對戰爭責任的掩蓋和推卸，將嚴重影響日本與亞洲和國際社會的交流。”

大館市市長小畑元對判決感到非常遺憾，並向老人們致歉：“我的前任已經做了，我以及后任市長都會一如既往地理解和支持你們，大館市的人民永遠支持你們，直到花岡事件的最終解決。”

1998年7月15日，日本高等法院正式開庭，受理中國原告團的再次起訴。

歷經20次法庭調解，2000年11月29日14時，在東京高等法院第17民事部所設812號法庭，花岡事件訴訟最終達成和解。

和解書規定，鹿島建設公司一次性支付5億日元，設立“花岡和平友好基金”，用於對986名受難者的賠償、慰靈，遺屬的自立、護理及後代教育等。

促成這場歷史性和解的裁判長，就是新村正人。

據2000年11月30日新華社的消息，我國外交部發言人章啟月評價此事稱：“強徵勞工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民犯下的嚴重罪行之一，花岡事件就是典型例証。我們一直要求日方對這一歷史遺留問題予以認真對待和妥善處理。據我們了解，奴役勞工的日本鹿島建設公司已經承認當年的歷史事實，並對勞工倖存者及遇難者家屬表示深切謝罪。”

這位法官促成和解後，卻悄然隱去。之後，他曾獨自一人悄悄來到大館市，祭拜了中國殉難勞工慰靈碑。

2013年，是他第一次公開來大館參加追悼大會。“因為我退休了，不再是公職人員。”老人笑著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我們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的決心不會變”

2013年7月2日，中國花岡勞工遺屬代表團來到日本國會，見了國會參議院議員、民主黨議員田城郁。

剛當選議員3年的他還是一名新人。當選議員之前，他是日本JR鐵路的電車司機，活躍在鐵路工會組織中。

“我個人認為，當年日本侵略亞洲各國的悲劇絕對不能重演。”田城議員說，“兩國老百姓之間相互友好才能阻止戰爭再次發生。現在的安倍政權正在釣魚島問題上與中國產生爭端，我個人的立場不一樣。釣魚島等問題非常復雜，如果中日雙方都強硬，肯定會導致戰爭。那麼被犧牲、受害最大的肯定是兩國的老百姓。”

日本JR鐵路工會，同樣也持反戰立場。

JR東日本旅客鐵道勞動組合中央執行委員、企劃部長柳明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為了不忘卻歷史，JR鐵路工會20年來先后派3300多人次到花岡學習。到中國去了解731部隊、南京大屠殺、撫順平頂山大屠殺歷史的工會成員，也已達到3000多人次。

“我們還呼吁大家一周捐款10日元，一個月就是40日元。靠這個捐款，我們已經在中國建立了19所小學。雖然是民間的交流，但是我們反對軍國主義復活的決心是不會變的，這方面工作會持續做下去。”柳明則說。

田城議員也對勞工遺屬代表代表說：“最重要的是你們不要放棄。”

2013年7月1日下午1點40分，張恩龍等人到達日本內閣官邸，再次遞交要求日本政府企業謝罪賠償的要求書。日本內閣總務官室的請願事務負責人市村豐和接過要求書，並表示一定會轉交首相安倍晉三。

從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勞工遺屬多次向日本內閣遞交萬人簽名的請願書，但是一直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不能原諒忘記歷史的行為

1988年，以田中宏教授、新美隆律師為首的日本友好人士，成立了“強擄中國人思考會”。20多年來，他們多次赴美國、中國，查找檔案，尋訪幸存者，掌握了大量勞工史實的第一手資料。

今年76歲的田中宏，1962∼1972年在負責留學生工作的“亞洲文化會館”做了10年工作人員，接觸到了很多東南亞、台灣、香港的留學生。

田中教授記得，當時會館的一層大廳有電視機，留學生常圍在一起看比賽。一次看拳擊賽，當日本選手被泰國選手擊倒的時候，所有人都熱烈歡呼鼓掌。

“這個畫面給我很大的沖擊。我沒有痛恨他們，我就想到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都對日本人這樣？原來日本給亞洲的人們造成了這麼大的傷害。”

出乎意料，田中教授對自己的定位是“真正的右派”。“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是愛自己的民族，我也平等地對待其他民族，希望自己的民族、國家能得到其他國家的尊重。”

“強擄中國人思考會”會員芹澤明男，是日本國際化工公司的一名普通職員。

1995年，他到中國調查取証，第一次見到了被擄勞工遺屬呂滿雲，當時她帶著4歲的小孫女。“后來我又多次到呂滿雲家裡去訪問。現在她的孫女已經在石家庄工作，也有男朋友了。很快，受難勞工又有下一代了，但日本政府謝罪賠償的問題依然沒解決。”

幾十年間，町田忠昭說自己“一次也沒想過放棄”。

“每個人都說這太危險了，不要干了，但是我說不危險。因為我力量的根源是正義，正義在我們這邊。如果右翼分子對我們使用暴力，那麼一追究原因，歷史的真相就會在大眾前展示出來，到底還是對右翼不利的。所以他們也沒這麼做。”

時值日本參議院大選期間，馬路邊有不少安倍晉三的宣傳畫，上面寫著口號：“我們要奪回日本。”

“他所指的是修改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讓日本有建立國家軍隊的權力。”田中宏說，“我絕不希望他成功‘奪回日本’。”

今年5月，清華大學教授劉江永來到了町田家。牆上挂著新中國版畫先驅、著名畫家劉峴的版畫，上面寫著“町田先生雅正”。“在中國，這一幅可能是價值連城。”劉江永說。

但今年94歲的町田老先生，還在公園做著時薪1000日元的園丁。一周兩天，一天6小時。他笑著形容自己是“萬年苦力”。

現在，町田老人委托劉江永，想在他去世前把所有藏品捐獻給中國。

“我做這些，沒有回報。我的夫人也會抱怨，認為我改變不了世界。但我覺得，這是日本人的宿命、使命、任務。我不這樣做，就覺得人生沒有意義，不是為了別人，隻有這樣才能活下去。”老人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語氣依然強有力。

在7月2日晚送別中國勞工遺屬時，日中友好協會會長白西紳一郎說：“不能原諒忘記歷史的行為，才能在未來永遠銘記悲慘的歷史。我堅信，這才是將來兩國友好發展的原始動力。（莊慶鴻文並攝）資料來源：人民網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