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土彩塑双头佛，一件绝世孤品。

佛像表面镀金并以颜料着色，佛面部表情富有生气。塑像体态优美，加上头部的适度倾斜，使得整个塑像外形柔和而富有动感。

其中两臂胸前双手合十，另两臂下垂、向左右下方伸展。而且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每一尊佛头都与佛身和双臂，完美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我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古国。公元1038年，李元昊建国时以夏为国号，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1038年西夏立国时，疆域范围在今宁夏，甘肃西北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以及陕西北部地区。

而西夏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和边防要塞，就是黑水城。是元代河西走廊通往岭北行省的驿站要道，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黑山威福司治所。

黑水城的所在地额济纳，西夏语意为“黑水”，是至今唯一一个完整保留的西夏语音的地名。因地处祁连山雪水融汇而成的额济纳河下游，遂以额济纳河得名。

当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对西夏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军事征服时，黑水城是其猛攻的要地。公元1226年2月，黑水城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血战，如今黑城外满地都是碎骨，半埋在沙土里。

至此黑水城便作为一座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静静地倒卧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兰库布镇东南25公里处的戈壁大漠中。

当年元代人编修了《宋史》、《辽史》，却没有编修西夏史（《二十四史》中无西夏史）。多层次的信息匮乏，使西夏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

直至1908年的一天，臭名昭著的俄国上校、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科兹洛夫的到来，黑水城才又重回人们的视野，为世人所知。

科兹洛夫在黑水城挖掘出众多西夏文物，使得西夏这个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和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的国家，重见天日。在今天，黑水城几乎能与西夏文化划等号。

刚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被当地土尔扈特牧民一次次拒绝。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和那个敦煌王道士一样，达西王爷在诱惑面前迷失，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

科兹洛夫本人记载，1908年4月1日—13日，科兹洛夫和探险队员在黑水城内的官衙、民居、寺庙、佛塔遗址到处挖掘，在城西南的一座佛塔中就挖出了3件西夏文书和30本西夏文小册子，佛塑、唐卡、钱币、金属碗、妇女饰物、日用器具、佛事用品以及波斯文残卷、伊斯兰教写经和西夏文抄本残卷等物品，足足装了10大箱子。

科兹洛夫把这些文物经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批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计划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当时俄罗斯科学院的专家虽然不懂西夏文，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是他们作出了一个正确判断，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所以他们命令科兹洛夫返回了黑水城。1909年6月，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的科兹洛夫，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盗掘。

由于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的猎取目标。

当年尝到甜头的科兹洛夫，自从发现了“伟大的塔”之后，盗掘行为变得更加野蛮，他几乎见塔就挖。黑水城周围一带，科兹洛夫挖掉了近20座塔。在绿城还有其他地方，他应该是挖掉了30多座塔。据统计，科兹洛夫把黑水城周围70%～80%的塔都毁掉了。

科兹洛夫前后三次从黑水城挖掘的文献，有西夏文刊本和写本达8000余种，还有大量的汉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波斯文等书籍和经卷，以及陶器、铁器、织品、雕塑品和绘画等珍贵文物。

现在根据他的日记记载来看，大部分文物他当时就带走了，还有一部分文物属于不能带走的大件，比如泥塑像，被他埋在了黑水城的南墙根。1926年，科兹洛夫又来到了黑水城，这些文物他是拿走了，还是被损毁了，就不得而知了。

从资料上看，被科兹洛夫挖掘出土的黑水城文物中，绝大多数都是与佛教相关的物件，这也证明了西夏人十分笃信佛教，并且他们所信奉的佛教与汉传佛教相近。

除了精美的各类艺术品。被带走的众多典籍都记录着西夏的文字。经过研究，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有关西夏文的字典、辞书、语音表等资料，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等。

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西夏文法律文献，其中以《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最为著名。

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的写本和刻本，保存有数十首诗歌，反映了西夏诗歌的艺术成就。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保存有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

西夏统治者积极借鉴中原文化，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兵法》、《孝经》等。特别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类书《类林》，失传已久，敦煌文献中只存零篇断简，而在西夏文刻本则保存完整。

自然，信奉佛法的西夏人也少不了佛经，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翻译抄刻佛经。这些佛教经典有的译自汉文大藏经，也有自己编纂的经典。

如今，当年科兹洛夫盗走的文物多收藏于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院，也有一部分辗转被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收藏。

虽之后我国考古学家又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和青海东部发掘，时有西夏文物出土，但综合历史价值和精美程度，和科兹洛夫拿走那批对比，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由于缺乏丰富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长期以来形成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研究却在国外的局面。可值得欣慰的是，经过专家不懈努力，中国专家自己研究编撰的《汉夏字典》出版，进一步揭开了西夏文字神秘面纱，也算是不幸中的一大幸事。

关于双头佛像的来历，早在印度的佛经中有记载：在古代印度的犍陀罗国，有一位穷苦人，经过多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才积攒下一枚小小的金钱，把它交给了一位画工，请他在寺院中为自己彩画一身小佛像，以表达对佛的敬意。

几天以后，两位穷人不约而同地都来到寺庙拜佛，画工指着那身新绘成的佛像对他们说：“我并没有贪占你们分文，你们的钱全用在这幅佛像上了，但也只能画一身。这要代表两个人的心愿。”话音刚落，佛陀便施出法力，佛像就显出了灵异，渐渐变成了两个佛头共处一身的奇妙画像，并且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两个穷人心悦诚服，更加坚定了对佛教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