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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祭日 | 烽火岁月高僧救国，铭记历史祭之以国

2020-12-13 云台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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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国第7个法定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公祭的方式，祭奠在南京大屠杀中消逝的30万生灵。

83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若以秒计算，平均每12秒钟就有一条人命消失。每一位遇难者，都是国家之伤、民族之痛。

每一位幸存者都是历史的见证者。星云大师曾经历了这段浩劫。在与画家李自健对话时，他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母亲和我，一个36岁，一个10岁，她寻夫，我寻父，人海茫茫，尸首遍地……”

国难当头之际，一向被视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中国佛教界，也融入到抗战救亡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

（制作：妙静）


佛教界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九一八事件”后，太虚大师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

圆瑛大师通告全国佛教徒，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爱国抗敌之情，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暴行。五台山僧侣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弘一大师书写了很多条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佛教界爱国人士顺应时代大潮，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只有战胜魔才能成佛。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
 
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大师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

1937年五台山僧侣自卫队在训练（摄影：沙飞）


佛教界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抗战初期，华北僧俗于北平举办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呼应北平，举行护国息灾法会。

印光大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印光大师每日说法两小时，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虚云老和尚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

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法师、智圆法师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

我国佛教界在抗战期间的事件数不胜数。在国家的抗战总动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我国佛教界从实际出发，在坚持佛教信仰的同时，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世界和平法会


今日，正值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举行纪念活动。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祭之以国，铭记历史，不忘国殇。吾辈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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