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学时代，钱学森就树立了努力学习、振兴中华的信念。那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政府腐败、外敌入侵，这一切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励志要好好学习，改变国家任人欺凌的面貌。

初到美国时，钱学森在学习方面如鱼得水，但是无法忍受美国种族歧视和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于是决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当美国学生耻笑中国人时回应道：“中国现在确实落后于美国，可是你们谁敢跟我比。”在这种舍我其谁的气势下，钱学森用一份“A+++”的试卷让所有的质疑都哑口无言。

“汉柏秦松骨气，高彝夏鼎精神。”熟知钱学森的人，无一不被他的风骨所折服。他坚持“七不”的处事原则，拒绝向国外刊物投稿，坚决不再踏上美国国土，他一心只想如何为国家和人民多做点事情，当荣誉来临时，他的态度始终十分冷静和谦虚。即将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之时，钱学森说道：“我要尽最大力量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

钱学森于1935年8月，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曾担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

然而此时的美国，以麦卡锡为首对共产党人实行全面追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

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意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1950年，钱学森上港口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将其关进监狱。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他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叫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了他的所有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55年8月4日，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人们都说，由于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为国家航天事业鞠躬尽瘁的钱学森在病榻上心心念念的仍是如何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盛纲曾经请钱学森为自己的第一个博士生评阅论文。钱学森很快回信，表示非常高兴进行评阅。不久，刘盛纲就收到钱学森亲笔写的评阅意见。从钱老的评阅意见中可以看到，他对新科学技术的极端敏锐和对其进一步发展的殷切期望，对青年学者的重视以及对后学的倾力支持与关怀。

“今天的大学，能做到这样吗？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样能够培养创新人才？”创新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践，意味着从无到有、开风气之先，意味着风险和挑战。创新要有胆气，不惧权威；创新也需要容错试错。钱学森深谙这个道理。

曾与钱学森共事过的航天专家沈辛荪回忆说，他向钱学森请教问题时，从来不说“你做得不对”，而总是说“你换一个思路，再考虑行不行啊”，总是用商量的语气，但实际确是在启发。“钱老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鼓励年轻人独立思考。”

钱学森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因为他讲的都是本学科最前沿的知识——这种风格是他1938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刚登上讲台时就形成的。1944年，他在组织研究生教学时，专门编著了内容丰富的教材《喷气推进》。美国学者富兰克·E·马勃评价说：“《喷气推进》这本巨著成为以后十几年间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尽管在此期间该领域有重大进展。”

在中国科技大学期间，钱学森亲自编著《火箭技术概论》。据当年的学生刘济生回忆，这门课涵盖了所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他将这些领域深奥的理论和技术融化在讲义中，深入浅出。

进入晚年，钱学森仍然关心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据秘书涂元季讲，钱老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中国目前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2007年，在96岁华诞来临之际，钱学森仍表达了同样的期望：“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是件大事，要办好。”

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中程导弹试射失败。当时，作为技术总负责人的钱学森当即奉聂荣臻元帅指令飞往基地调查事故原因。“他当时举了个例子，给我印象很深，说有一个朋友问他，夏天房间里太热，把冰箱门打开，房间里是不是能凉爽一些？他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门附近可能会有点凉意，但整个房间并不会凉爽下来……搞总体设计，理解和研究问题就要从全局出发，从系统上来考虑这个事情，然后再决策。”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回忆起恩师当年的言传身教，至今仍记忆犹新。

“科学工作千万不能固执己见，缺乏勇于认错的精神，是会吃大亏的。”一次，钱学森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基地做导弹全程试验。他们发现，试射的导弹很可能达不到预定射程。这时，一分院的年轻人王永志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迥异常规的设想——卸掉一部分燃料推进剂。钱学森认为，王永志说得有道理，年轻人不拘泥常规，正是思维活跃的表现，值得肯定。于是，他当场决定：“按王永志的建议办！”

就是这样一个宠辱不惊的赤子，一生中却有过三次激动不已的经历。

“第一次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第二次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指1991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钱学森所说的“今年”，是指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他“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可见，在钱学森的心目中，祖国与人民拥有着多么崇高的地位。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钱学森不仅在科学问题上认真，在平时的为人处世中也有一股认真劲儿。日常生活中，他将“公”和“私”分得清清楚楚。

钱学森一生烟酒不沾，唯喜喝家乡的龙井茶。与他通信来往的人中，杭州人也不少，有时人家为了对他的指教表示答谢，送他一点茶叶，他回信说：“您给我带来家乡春茶，我十分感谢！但现在茶叶价高，如作为礼品送我，我实在不敢接受。如您答应作价交换，请用电话告涂秘书，我们再到尊寓去取，不然就请您留下自饮吧。”有时别人通过邮局把茶叶寄过来，他也通过邮局把钱汇过去，并附信说：“就是因为茶叶问题，所以到现在才复您信，十分抱歉！茶叶我不能不付钱，这是我自立的规矩，一直坚持，对您也不能例外。因此汇上400元，请收下，我感谢您的好意。”后来中央有了明文规定，他拒收礼品的理由就更充分了：“茶叶钱我必须奉还，此为中央规定，我必须执行。此事由我的秘书涂元季同志办理，请您不能客气。”

在另一封信中，钱学森说：“研究学问，同志间互相帮助是常理，不需要道谢，更不能送礼，那是封建陋习啊！”杭州出版单位找上门来要给他出书，他回信说：“我是杭州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就是出书，杭州也不能优先。”

钱学森不仅鼓励创新，在教育理念上也很新潮。

钱学森的学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李颐黎教授回忆说，钱老经常教导他们写文章时要注意语言的通俗性，比如火箭有100多米高就可以形象地说约有30层楼高，这样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很容易接受，有很形象的思维，才能激发起普通人对科学的兴趣。“这在当时的教学中是很新潮、很前沿的理念了，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科普。”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除了醉心学术，钱学森最大的爱好就是古典音乐。从中受益的他也不忘启发后人。

“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钱学森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

1957年，钱学森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十分珍视中国科学界给他的这一荣誉，并积极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各种学术活动。但到晚年，当行走困难、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以后，他便主动申请辞去学部委员的称号。“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

1998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对院士制度进行改革，80岁以上高龄的院士改为“资深院士”，不再参加院士的日常活动，钱学森对这一举措十分赞成。“当有人再称他为‘院士’时，他会认真地加以纠正，‘我已经不是院士了，而是资深院士’。”这就是钱老对“院士”这一荣誉称号的态度，秘书涂元季说。

钱学森一生曾任不少要职，但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总说自己是一名科技人员，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

1956年，钱学森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随着事业的发展，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为此，他给聂荣臻元帅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自此，从五院副院长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钱学森只任副职。

晚年的钱学森虽卧床静养，但时常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大事，并感叹自己为祖国做得太少，而人民给予他的太多。据秘书涂元季透露，钱学森回国以后,勤奋工作，将他的知识、智慧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甚至将个人一生所得的几笔较大收入，或作为党费上交组织，或全部捐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他从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更不要求人民对他有任何回报。”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在与别人的书信中，钱学森反复强调。于是，这位自谦为“沧海一粟”的大家，在功遂身退后安详地寓居于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航天部家属楼，在知心爱人蒋英的陪伴下，走完了辉煌一生的最后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