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问题，在西方人的争论中逐渐分化为女性的“堕胎权”与胎儿的“生命权”之争。

然而基于几年以来接触的众多实际案例，让我看到这种二元框架的局限，它先入为主地将母亲和孩子放在了对立面上。但如果一定要我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个的话，我选择“支持生命”（pro-life）。

在开始讨论胎儿“生命权”的问题之前，我想先讨论生命的问题。

这是整个问题的核心。如果胎儿是没有生命的，那自然就没有生命“权”，一切争论就可以结束了。但如果胎儿是生命，像我们所有人一样，那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生命”是否有生命“权”？

当一个孩子在出生之前，因为缺乏视觉上的感知，除孕妇之外的其他人对这个孩子的认识都是非常抽象的。我自己在参与保护胎儿的工作之前，也认为未出生的孩子只是一团模糊的肉而已。

然而现代的医学技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子宫内的窗户，让我们可以直接看见他们。

当受精卵形成的时候，一个完整的人类DNA就出现了，这与分开的卵子或精子有最本质的不同。这时候，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个细胞，也是全部的细胞，就是那个受精卵。

在3周左右，胎儿开始第一次心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死亡的一刻才停止。

在此之后，胎儿的体型逐渐增长和完善，视觉、听觉、打哈欠、伸懒腰、吸手指的动作会相继出现。

2018年有媒体报道，广州的一个妈妈在怀远23周6天的时候，生下了自己双胞胎的宝宝，体重仅400克左右，刷新全国早产的记录。

原文地址：http://www.sohu.com/a/277506672_99931751

1948年，也是世界医学协会成立的第二年，他们在日内瓦制定了《日内瓦宣言》，这是给每一位医生从业之前的誓言。其中最后的一条誓词就是：我将尽可能地维护人的生命，自从受孕时起；即使在威胁之下，我将不运用我的医学知识去违反人道。

原文地址：https://www.wma.net/wp-content/uploads/2018/07/Decl-of-Geneva-v1948-1.pdf

所以，未出生的胎儿是生命吗？事实非常清楚，当然，未出生的胎儿是生命。

接下来的问题是：生命有生命“权”吗？

如果胎儿显而易见的是人类生命，最自然而然的做法就是承认他们的“生命权”。就像我们每个人获得生命权一样，仅仅因为我们是人类生命，而不是因为别的附加条件。

如果胎儿是人类生命，却不承认他们拥有生命权，这就必然引发另外一个问题：权利的标准是什么？

究竟是“天赋人权”，即权利来自对更高和更超越的秩序或真理的承认；还是“人赋人权”，即权利不过是众人制定的规则。

中文称为“权利”的东西，在英文中对应的词是“right”。这是个名词，同时也一个形容词，表达“正确的、合理的、合乎道德的”之意。这暗示了权利的存在必须具有某种道德基础，被称为“权利”（right）的东西，必须是正确的（right）东西，不能是错误的（wrong）。

如果人权只是人间的游戏规则，那怎么来都可以，人权也会失去了普世性，人权就只可能是“地方特色”。除非人权是“天赋”的，在美国叫“人人被造而平等”，在中国叫“顺应天命”。

如果胎儿是显而易见的人类生命，却公开地不被承认有应当保护的生命权，我们就同时改变了衡量生命的价值标准，“生命权”的本质不再是单纯基于生命，而是这个生命所附加的其它东西。

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新闻。

当时一位名叫张华的大学生在回家的路上，因为救一名掉进粪池的农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也因此被追认他为烈士，许多原本不认识他的群众出于尊敬，都来参加他的追悼会，学校还给他塑了一座像来纪念他。

但这随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有人认为“大学生为救老迈的农民而死，是金子换石头，不值得”。要知道，80年代时大学生还非常罕见，被视作社会精英，国家栋梁。

还有人认为，张华的行为是崇高的，但生命的价值不能用社会身份来衡量。

许多参与讨论的人并不是大学生或者农民，但它与人们发生联系，是它反映出社会整体的生命观，人们想知道衡量大学生和农民的那一个天平是不是公义的天平。

没有人怀疑这位大学生的社会贡献会比那位农民更大，但如果大学生的生命价值也比农民的生命价值更高的话，就说明那个天平只认可社会身份的高低，生命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对于胎儿的生命价值、生命权也是如此。

支持堕胎的人们往往不是基于“胎儿是否有生命”来讨论是否“承认”胎儿的生命权，而是基于其它的考虑来看是否要“给予”胎儿生命权。

我们用什么东西衡量胎儿的生命，也在用这些东西衡量所有人的生命。一个国家、家庭如果能够因为经济或胎儿健康原因而堕胎，那在他们眼中一名穷人或残疾人的生命价值能够高到哪里去呢？

有人说胎儿是生命，但只是潜在的生命，因此没有生命权。这不过是在玩弄文字游戏罢了。事实上，胎儿的生命是完整的，潜在的是他的社会身份。只不过人们已经习惯了从社会身份来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而没有身外之物作保证的孩子，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曾有一名持反堕胎立场的儿科医生，他是英国这一领域的权威，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医学伦理。他说医院里的医生在给孕妇做检查的时候，会使用两套语言来描述同一件事情。

他们察颜观色，如果觉得来就诊的孕妇是想要孩子的，就会说这个“孩子”（baby），你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如何如何。

如果感觉孕妇可能不想要这个孩子，就会说现在“胚胎”（fetus）如何如何。他们也不说“堕胎”（abortion），而是说“终止妊娠”（termination of pregnancy）。这一系列非人格化的术语，让人觉得那只是无生命的一团组织。

这种情况大概是有普遍性的。看看“无痛人流”的广告就知道，胎儿的生命被刻意回避了，大部分支持堕胎的文章也不会介绍堕胎手术究竟是如何进行，所以即便是做过手术的女性，很多也不知道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通俗的讲，多数堕胎手术可以用“肢解胎儿”来形容，区别只在于使用什么工具。

如果是孕早期，胎儿的骨骼还很软，体型也小，就可以使用一种类似吸尘器的工具，通过细长的管子伸进女性的子宫，用强大的吸力将幼小的胎儿撕碎，并吸出体外。

如果胎儿的体型和骨骼一定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吸管就不起作用了。这时就会用到一种锋利的钳子，伸进子宫内，直接将胎儿的肢体夹断、撕碎、取出。

在这些过程结束之后，实施手术的医生还会将这些肢体拼在一起，组成完整的人形，以确保所有的残肢都清理完全了。

如果胎儿再大一点，手术钳也用不了的时候，就会采用引产。通过给胎儿打毒针或往子宫内注入高浓度的盐水，在胎儿死亡之后，通过催产将死胎“生出来”。

整个过程必须保证的一点是，孩子一定死在孕妇的肚子里面。

但偶尔引产也有失败的情况，孩子活着生了出来。这时候，医生要么就此罢手，要么就用别的方式进行“补救”，其中一种方式是将孩子扔进水桶淹死。

还有一种被称为“部分生产堕胎法”（Partial-Birth Abortion）的手术。前半部分的做法和正常的接生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不同是，当孩子在出生的过程中，身体还有一部分留在母体内的时候，用剪刀剪断孩子的脖子。这样的好处是能确保孩子不会活着生下来，同时也避开了法律的限制，因为孩子并没有完全出生。

但因为这项手术与事实上的杀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美国在2003年通过法案禁止了这项手术。

这就是堕胎，就是“无痛人流”，是合法的。

在中国的《民法》中，一个人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人是从出生开始的，所以中国的胎儿是没有“生命权”的。

然而这个生命尚未被承认的胎儿，却在《继承法》中拥有比生命权更为高级的继承权。继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胎儿不是人，但他是“继承人”，可以继承财产。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就跑到他的生命之前去了。

假设有这样的案例，一名孕妇原本打算堕掉自己的孩子，但突然丈夫意外身亡，婆媳二人开始争夺财产继承，而未出生的孩子现在突然拥有的继承权，这个孕妇还会选择堕胎吗？

《一分钟读懂法律常识》，张红军著

但中国《刑法》第四十九条又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似乎体现了胎儿是无辜的，不能因为母亲的犯罪而株连到孩子。

这背后的精神显然是与支持堕胎的口号“我的身体，我的选择”相冲突了。如果仅仅胎儿被视作母亲身体的一部分，“孕妇犯罪不适用死刑”就应该被取消。

胎儿一会儿是人，一会又不被承认，这样的矛盾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存在。

有人说，虽然堕胎不好，但法律不应该禁止堕胎，因为那样做是无效的，只会造成更多的黑诊所出现。

然而法律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100%有效。事实上，总有一些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总有一些案件无法侦破，总有一些犯罪在法律所及的范围之外。同时，任何一项被禁止的事情都可能产生黑市。贩毒是违法的，但毒品市场依然存在，杀人是违法的，但仍然有人以此为职业。

法律的意义在与它是否反映了公义。如果明知堕胎是在杀死无辜的人类生命，却被法律所支持，法律本来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西方思维的“我的身体，我的选择”，许多中国人也赞同，事实上在中国的语境下，这句口号是很奇怪的。

中国的传统思想历来是将母亲和孩子视作一个身体，孔夫子的《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章”便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中国人也称呼自己的孩子为“我的骨肉”。

但这种对母子一体的肯定，从来没有被用来支持母亲可以随意处置孩子的生命。反而这意味着母子之间的爱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体连接而更为可贵。换句话说，就是“我的身体，我所亲爱的”。

“我的身体”如果要导向“我的选择”，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认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性，并且绝对到了一个地步，连胎儿对孕妇的依赖也需要让路。一些极端的堕胎支持者甚至将孩子比作“入侵者”，好像科幻电影《异形》中的外星生物侵入人体。

这种观点是反自然和反人性的。

人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之前，首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自然秩序当中，有一些人类是无法选择，也不能选择的。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身体是拥有什么样DNA；无法选择用耳朵吃饭，然后用肚脐眼排泄；无法选择像蚯蚓一样雌雄同体，或像爬行动物一样靠产卵繁殖。

无论人的精神世界如何天马行空，但在现实世界中，有一些秩序是人必须要顺服的。

所有人都是从女人生下来的，在出生之前依赖母亲身体的支持，在出生之后需要依靠父母的保护。人不是先从石头里蹦出来，然后再“入侵”到母亲体内。这都是自然界的基本秩序。

而将堕胎称为“权利”并试图构建它的道德基础，则引入了一种反自然的世界观。似乎人应该是某种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生物，而且一出现就是独立自主的成年人，这样谁也不需要再依赖谁了。

如果一个社会公开地支持这种将人类关系中最亲密的，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扭曲为入侵和敌对关系，那世上还有哪一种依赖关系是安全和值得托付的呢？

网易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叫做“中国式人流”。其中的数据显示，有53%的流产妇女是在他人强迫下接受堕胎，比例更高的是有83%的流产妇女表示，如果当时有人从旁鼓励，她们就愿意把孩子生下来，她们不愿意堕胎。

原文地址：http://lady.163.com/special/sense/missshu16.html

这意味着，在所有参与统计的女性当中，只有17%是完全自主自愿的。

可见至少在中国，将堕胎称为自由是一种小众的自由，而在整体上将堕胎贴上“女权”的标签，是对其它83%的女性的羞辱，因为堕胎对她们来讲是纯粹的伤害。

我并不同意“女权”这个字眼，我相信存在“人权”，同时“人权”也涵盖了女性，而不是将权利打上性别的标签。但如果一定要这样表达的话，堕胎在中国更像是一种“男权”，而不是“女权”。孩子不是女人自己有的，大部分时候是男人成了“跑男”，而女人被迫进入一种需要选择的困境。

那么堕胎——将孩子杀死在出生之前——是这个困境的出路吗？

我想到了另外的例子。

在历史上的大饥荒中，人们在极端的困境中面临死亡的威胁。从前不是食物的树皮、草根，甚至是泥土都成了食物。在最绝望的时候，人们开始吃人，父母们易子而食，靠着这个他们活了下来。

这是人间惨剧，但谁能谴责他们做错了呢？他们已被逼到绝境，几乎要死。谁又能说他们做得对呢？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他们亲手让自己的孩子送死。

然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人站出来说，只要出现必要情况，“易子而食”也是个正当的解决方案。

我们看待堕胎问题的视角，也是如此。

孕妇会面临困境，这可能是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个困境逼着她要去堕胎。但就像那83%希望得到支持的女性一样，她不知道从哪里获得支持，获得什么样的支持，她们在周围能找到的就是“无痛人流”。她们选择了堕胎，但并不是以“女权”所期待的方式。

每一个堕胎都是悲剧，但将杀死自己的孩子称为“权利”，是人类的耻辱。

在许多大货车司机当中流传着一个“行规”，叫做“撞残不如撞死”。这意味着如果大货车发交通事故，撞伤了人，伤者可能奄奄一息，但还活着。然而在这条“行规”的指导下，一些司机接下来的反应，不是下车救人，而是启动货车，对伤者进行二次碾压，确保伤者被碾死。

实际上，这条“行规”并不仅仅局限于大货车司机当中，有人搜集了相关情况的监控视频，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原则在不同车型的司机当中被广泛地应用着。

网易还曾经为此做了一个专题。

原文地址：http://auto.163.com/special/000816N3/qianguize.html

相信有良知的人们看到这一幕，都会在心中生出愤慨。

但从司机的角度来看，撞残意味着对伤者的赔偿责任是不可控的，一方面是伤势的不可控，另一方面你也不确定伤者的家属是否会提出无限制地赔偿要求。

相比之下，撞死的赔偿责任是可预测的，是一次性的，付出的时间成本也将大大减少。至于是否构成杀人罪，则有很大的界定难度，或者根本没人知道有第二次碾压。

司机知道自己是要碾死一个人吗？他当然知道！然而心里一算，确认了杀人是成本最优的方案。

和堕胎的例子一样，许多人清楚地知道堕胎是要杀死自己的孩子，但这这条命根本不是他关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社会在整体上仍然是用功利主义的眼光在看待生命，每个人与杀人的距离，就只差一个价钱。

这不是知识的问题，也不是法律的问题，是良心的问题。

几年前，妈妈X给我们发来第一条QQ消息的时候，她还没有结婚。虽然男友愿意奉子成婚，她却不想把自己托付给这个男人。

通过短暂的交流，我们知道她和男友的关系非常不稳定。虽然我们告诉她“这也是你的孩子”，但她依然觉得“我不想给‘他’生孩子”。

作为义工的阿姨约好了准备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却突然爽约，失去了联系。

可想而知，她做了堕胎手术，没有留下这个孩子。

我们以为她就像其他最终放弃的女性一样消失在人海中，但几年以后，她却主动回过头来找那位跟她对话的阿姨。

她说自己已经结婚（不是当时的男友），又生了自己的孩子，就想起先前她打掉的那个孩子，她感到后悔，她希望自己当时没有作出那样的选择。

X和她现在的孩子

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帮助许多女性在困境中免于堕胎，生下了自己的孩子。（请相信：支持生下一个孩子比支持堕胎所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她们当中一些人至今仍然处在某些经济的或关系的困难当中，但她们没有后悔自己当初的坚持。

总而言之：胎儿是生命，生命应有生命“权”，孕妇有困境，请解决困境，而不是解决孩子。堕胎是杀人，那轻看胎儿生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贬低所有活人的生命。

我认识许多经历堕胎的人，如今都站在了“反对堕胎，保护生命”的一边。许多人的转变是从认识生命的宝贵开始的，在他们当中有男有女。

因着这样的转变，他们用行动帮助了许多身处困境的女性，帮助她们生下来自己的宝贝孩子。

如果你也正面临堕胎的压力，或者怀着正义感在支持堕胎，请求你看看堕胎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它是不是正义的。

无论如何，希望你不要堕胎，因为胎儿也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