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皇帝宣称邵雍在制作其先祖的祭品时，没有用过真的钱。但是，邵雍对纸钱习俗的捍卫在文人雅客和官员那里没能获得认可。

更为典型的是另一位著名士大夫司马光，他与邵雍是同时代人。司马光指出，纸钱的流行，是因为要寄送一些表达哀悼的礼物给服丧中的亲属和朋友，于是每个人都寄送纸钱去烧；但是他又说道，这样的行为对于服丧的家庭来说是毫无作用的，而且如果能收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反而更好。

在《家礼》中，朱熹对司马光这样的说法产生了共鸣。他评论道，要供奉（给那些服丧的人）就应该用（真）钱或丝绸。他进一步说道：“执友亲厚之人，至此入哭可也”。19世纪晚期，也就是七百多年以后的厦门葬礼上，朋友和亲属带来了代表哀悼的东西，就是锡纸，用来当做“棺材纸”烧掉。通常的礼物开支列表被认真保留。朱熹的告诫的确被注意到了，但是“钱”一直被视为“纸。”

其它两个对纸钱习俗的假设，可能更看重儒家认知规则的强化：所谓与佛教的联系和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浪费。这关联到国家收入来源的问题，也就是要确保劳动力被集中到农业以及劳动产出能于国家有用。许多基于国家利益的儒家学说推动者都将纸钱和佛教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财富，而这些人与物在国家手中可以更好地运用。

此外，纸钱推动阴间活动走向繁盛，而这些活动很容易被那些具有对抗性的神秘势力，诸如萨满、道士、风水师和僧侣所操纵。

他们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与日常生活嗜好、民众关心的事务以及那些厌恶儒家秩序的人靠得更近。这些相同的神秘感知往往都是一些关于奇迹显圣的民间故事，但还是被诸如洪迈《夷坚志》这样的文学作品搜集和记录了下来，其中包括的许多关于纸钱的记录都无伤大雅。文学作品对纸钱习俗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后续朝代以及艺术门类——元杂剧、诸如《金瓶梅》和《红楼梦》这样的明清小说、民国食代的故事与诗歌，甚至《苏丝黄的世界》这样的好莱坞作品中。

在文学作品对纸钱的使用之外，纸钱也成为不论王朝史还是地方志都关注的话题之一。我们发现，从北宋开始，开封就有制作纸钱的作坊，还有专门出售纸钱的店铺，而民众也在拜祭仪式中使用纸钱。当纸钱的生产成为地方和区域一项引人注目的产业的时候，官方表示出了对其将劳动力浪费在纸钱生产上的担忧。我并不认为这一担忧可以被过分强调。正是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尤其是有为官背景的人，从他们的视角看来，所谓的纸钱习俗“经济”是最脆弱的。

墓中公婆事难明，

可将坟纸去搜寻。

黄白是男乌是女，

坟纸红露刀枪亡。

白点必定投水死，

黄斑黄肿长病死，

红斑产难家中死，

青红树打死，

赤黄墙打死，

黄纹自缢亡，

黑纹离乡被打死，

交红是相杀亡。

坟头无纸是孤贫，

纸乌又水湿，

骨骸乌又烂。

中国风水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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