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

新世纪之所以能够取代旧世纪，是因为新世纪的进步，具体地说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没有进步，就没有更新换代可言，新世纪的到来就不会这么令人鼓舞和充满期待。因为人们都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比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更加美好、更加进步，所以对自己在新的世纪，以及新世纪本身都充满信心。

二十一世纪对人类社会而言，社会进步的速度将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未曾有过的。物质生活的富足将不再象现在和过去那样是大多数人奋斗的主要目标，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将成为社会的风尚和潮流。

时代的进步是以新替旧的问题，但宗教没有取代的问题，而是如何继承优良传统、使之发扬光大的问题。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经过两千五百多年来历代祖师大德的努力，博大精深的教义可以说历经千锤百炼，臻于尽善尽美。而目前国外某些新兴宗教在绝对神权面前，在不同地域的不同价值观面前，除了附会或歪曲原典，只能靠恐吓、欺骗甚至暴力来获取人们的盲目崇拜。这些手段在科学发达、人们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二十一世纪，显然会有黔驴技穷的一天。当世界逐步趋向全球化的时代，历史赋予佛教的机遇多过挑战。佛教能否在二十一世纪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它的内因，也就是它是否仍有一个清净和合、学修并重、具有良好素质的僧团，是否能够住持正法、发挥佛教本身的社会作用。

佛教是一种宗教，这一点勿庸置疑。因为佛教有它修行佛法、弘扬佛法的宗教团体，更准确地说，就是比丘僧团。如果没有住持佛法的比丘僧团，佛教不过是只供学者研究，而没有实践和宗教体验可言的一种哲学。把佛教当作一种简单的哲学是对佛教的讥讽和嘲笑。

比丘僧团是所有比丘的组合体，僧团形象是僧团中每个比丘素质的集体体现。改善和提高比丘僧团形象，是每个比丘的责任，必须从提高比丘的素质开始。

身为一个比丘，最重要、最高尚的目标，准确地说只有一个，那就是了生脱死。所谓道心的道，就是了生脱死之道。我们知道佛陀当时出家就是为了了生脱死。如果一个比丘能够如法修行、勇猛精进，那就是一位具有最优良素质的比丘了。

了生脱死，是佛陀说四谛法的缘起和根本目的。佛陀当时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对五比丘宣说四谛法，之后又建立比丘僧团来宣扬这四谛法。换句话说，比丘僧团住持佛法，就是依四谛法如法修行，也就是实践了生脱死之道。如果不发求得了生脱死的心，道心从何说起?比丘的素质从何说起?一个没有道心的人，即使现比丘相，对僧团的形象也只会起到负面的破坏作用。在佛陀建立僧团的初十二年间，僧团里的比丘们道心十分坚固，根机明利，没有任何的毁犯行为出现，所以没有制定戒律的需要。

《摩诃僧祗律》说：如来不以无过患因缘而为弟子制戒立说波罗提木叉法。也就是说，在戒律还没有出现的初十二年间，僧团之所以能够保持清净和合，是因为他们道心坚固，他们作为比丘的素质非常好。因此，道心，或求了生脱死的心，才是比丘最根本的素质，是树立良好僧团形象的根本。

如果说现在有些比丘的行为不太如法，不如说是他们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背离了他们应有的道心。一个比丘除了要有了生脱死的道心之外，最重要的莫过于与道心相应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见。对于一个追求物质生活享受的人，他的价值观只会停留在物质的追求上，认为只有物质生活的享受才能使他的生命有意义、生活有目标，而他的判断能力也会是以物质生活享受的得失为基础，表现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上，就是个人利益上的斤斤计较，和得失时的苦乐无常;对于一个追求艺术上美的意境的人，他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又是不同。这种价值观和不同的判断能力，对一个真正发心求证解脱道的人来说，是在作茧自缚。世俗生活五欲点滴的快乐不过是刀口上的蜂蜜，低调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会令一个比丘的日常举止、待人接物流于庸俗，丧失掉比丘迥异流俗的僧格。

如果一个比丘有与道心相应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那么他所追求的就不会是红尘俗世中的五欲之乐，而是出世的禅悦法喜，他的判断能力也将是以修行办道为中心，以是否如理如法为基础。当然，时代的潮流会影响世人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但身为比丘，除了适应时代潮流，更重要的是保持一颗不变的道心，和与道心相应的人生价值观和待人接物的判断能力，这样的比丘才在根本上具有了一个比丘应有的良好素质。

在佛世时，比丘僧团以佛陀为首，僧团的戒律也由佛陀亲自制定，所以当时的比丘僧团其实是依佛而制律，究竟是以佛为师。但在佛灭度后，比丘僧团依佛遗训，才真正开始以戒为师。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比丘僧团是一个非常正式正规的组织，有着严格的戒律。如果没有戒律，比丘僧团就会象《摩诃僧祗律》中说的那样：譬如鬘师和鬘师弟子以种种色花着于案上，不以线连之，若四方风吹则随风散。何以故?无线连故。因为有了戒律，比丘的行为才有了可依据的准绳，比丘僧团才能和合。只有比丘僧团清净和合，正法才能得以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