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杀虫剂由无机化学药物逐渐转为碳分子的奇观世界，但仍有几种旧原料继续使用。其中主要是砷——它仍然是多种除草剂、杀虫剂的基本成份。现代的杀虫剂致死性更强。其中大多数自然地属于两大类化学药物中的一类。DDT所代表的其中一类就是著称的“氯化烃”；另一类由有机磷杀虫剂构成，是由略为熟悉的马拉硫磷和对硫磷所代表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如上所述，它们以碳原子为主要成分而构成——碳原子也是生命世界必不可少的“积木”——这样就被划为“有机物”了。

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之简称)是1874年首先由一位德国化学家合成的，但它作为一种杀虫剂的特性是直到1939年才发现的。紧接着DDT又被赞誉为根绝由害虫传染之疾病的、以及帮农民在一夜之间就可战胜田禾虫害的手段。其发现者，瑞士的保罗.穆勒曾获诺贝尔奖金。

现在DDT是这样普通地使用着，在多数人心目中这种合成物倒象一种无害的家常用物。也许，DDT的无害性的神话是以这样的事实为依据的：它的起先的用法之一，是在战时喷撒粉剂于成千上万的士兵、难民、俘虏身上，以灭虱子。人们普遍地这样认为：既然这么多人与DDT极亲密地打过交道，而并未遭受直接的危害，这种药物必定是无害的了。这一可以理解的误会是基于这种事实而产生的——与别的氯化烃药物不同——呈粉状的DDT不是那么容易地通过皮肤被吸收的。DDT溶于油之后，如其往常一样，肯定是有毒的。

如果吞咽了下去，它就通过消化道慢慢地被吸收了；还会通过肺部被吸收。它一旦进人体内，就大量地贮存在富于脂肪质的器官内(因DDT本身是脂溶性的)，如肾上腺、睾丸、甲状腺。相当多的一部分留存在肝、肾及包裹着肠子的肥大的、保护性的肠系膜的脂肪里。

DDT的这种贮存过程是从它的可理解的最小吸入量开始的(它以残毒存在于多数食物中)，一直达到相当高的贮量水平时方告停止。这些含脂的贮存所充任着生物学放大器的作用，以致于小到餐食的千万分之一的摄入量，可在体内积累到约百万分之10一15的含量，增加了一百余倍。此类供作参考的话，对化学家或药物学家来说是多么平平常常，但却是我们多数人所不熟悉的。百万分之一，听起来象是非常小的数量——也确是这样；但是，这样的物质效力却如此之大，以其微小药量就能引起体内的巨大变化。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百万分之三的药量能阻止心肌里一个主要的酶的活动；仅百万分之五就引起了肝细胞的坏死和瓦解；仅百万分之二点五的与DDT极接近的药物狄氏剂和氯丹也有同样的效果。

DDT及其同类的药剂的最险恶的特性之一是它们通过食物这一链条上的所有环节由一机体传至另一机体的方式。例如，在苜蓿地里撒了DDT粉剂；而后用这样的苜蓿作为鸡食饲料；鸡所生的蛋就含有DDT了。或者以干草为例，它含有百万分之七至八的DDT残余，可能用来喂养奶牛；牛奶里的DDT含量就会达到大约百万分之三，而在此牛奶制成的奶油里，DDT含量就会增达百分之六十五。DDT通过这样一个转移进程，本来含量极少，后来经过浓缩，逐渐增高。食品与药物部不允许州际商业装运的牛奶含有杀虫剂残毒，但当今的农民发觉很难给奶牛弄到未受污染的草料。毒质还可能由母亲传到子女身上。杀虫剂残余已被粮药部的科学家们从人奶的取样试验中找了出来。这就意味着人奶哺育的婴孩，除他体内已集聚起来的毒性药物以外，还在接收着少量的却是经常性的补给。然而，这决非该婴儿的第一次遇到中毒之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他还在宫体内的讨候就已经开始了。在实验动物体内，氯化烃药物自由跑穿过胎盘这一关卡。胎盘历来是母体内使胚胎与有害物质隔离的防护罩。虽然婴儿这样吸收的药量通常不大，却并非不重要，因为婴孩对于毒性比成人要敏感得多。这种情况还意味看：今天，一般常人几乎肯定地是以他第一次贮存此——与日俱增的药物重负而开始其生命的(从此以后就要求他的身体将此重担支撑下去了)。

所有这些事实——有害药物的贮存甚至是低标淮的贮存，随之而来的积聚；以及各种程度的肝脏受损(正常饮食中也会轻易出现)的发生——使得粮药部的科学家们早在l950年就宣布“很可能一直低估了DDT的潜在危险性”。医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终究其启果会怎么样，也还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