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忍耐的义务（一）

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亩产量的措施，并且付给农夫钱而不让他们去生产，因为我们的农场生产出这样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的纳税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10亿美元还多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

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形态和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成的。就地球时间的整个阶段而言，生命改造环境的反作用实际上一直是相对微小的。仅仅在出现了生命新种——人类之后，生命才具有了改造其周围大自然的异常能力。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这种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到产生骚扰的程度，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人对环境的所有袭击中最令人震惊的是空气、土地、河流以及大海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物质的污染。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 它不仅进入了生命赖以生存的世界，而且也进入了生物组织内。这一邪恶的环链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逆转的。在当前这种环境的普遍污染中，在改变大自然及其生命本性的过程中，化学药品起着有害的作用，它们至少可以与放射性危害相提并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出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停驻在土壤里，然后进入其生长的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到人类的骨头里，它将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被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随着地下水流神秘地转移，等到它们再度显现出来时，它们会在空气和太阳光的作用下结合成为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可以杀伤植物和家畜，使那些曾经长期饮用井水的人们受到不知不觉的伤害。正如阿伯特·济慈所说： “人们恰恰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

为了产生现在居住于地球上的生命已用去了千百万年，在这个时间里，不断发展、进化和演变着的生命与其周围环境达到了一个协调和平衡的状态。在有着严格构成和支配生命的环境中，包含着对生命有害和有益的元素。一些岩石放射出危险的射线，甚至在所有生命从中获取能量的太阳光中也包含着具有伤害能力的短波射线。生命要调整它原有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根本的因素，但是现今的世界变化之速已来不及调整。

新情况产生的速度和变化之快已反映出人们激烈而轻率的步伐胜过了大自然的从容步态。放射性远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岩石放射性本底、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中了；现在的放射性是人们干预原子时的人工创造。生命在本身调整中所遭遇的化学物质再也远远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的和由江河带到大海去的钙、硅、铜以及其他的无机物了，它们是人们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所创造的人工合成物，而这些东西在自然界是没有对应物的。

在大自然的尺度来看，去适应这些化学物质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它不仅需要一个人的终生，而且需要许多代。即使借助于某些奇迹使这种调整成为可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像涓涓溪流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一年几乎有500种化学合成物付诸应用。这些数字令人震惊，并且其未来含义也难以预测。想象一下－－人和动物的身体每年都要千方百计地去适应500种这样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完全都是生物未曾经验过的。

这些化学物质中，有许多曾应用于人对自然的战争中，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200多种基本的化学物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其他一些用现代俗语称之为“害虫”的生物。这些化学物品是以几千种不同的商品名称出售的。

这些喷雾器、药粉和喷洒药水现在几乎已普遍地被农场、果园、森林和家庭所采用，这些没有选择性的化学药品具有杀死每一种“好的”和“坏的”昆虫的力量，它们使得鸟儿的歌唱和鱼儿在河水里的欢跃静息下来，使树叶披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里——造成这一切的本来的目的可能仅仅是为了少数杂草和昆虫。谁能相信在地球表面上撒放有毒的烟雾弹怎么可能不给所有生命带来危害呢？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使用药品的整个过程看来好像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的上升运动。自从DDT可以被公众应用以来，随着更多的有毒物质的不断发明，一种不断升级的过程就开始了。这是由于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原理这一伟大发现，昆虫可以向高级进化从而获得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兹后，人们不得不再发明一种致死的药品，昆虫再适应，于是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药。这种情况的发生同样也是由于后面所描述的这一原因，害虫常常进行“报复”，或者再度复活，经过喷撒药粉后，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这样，化学药品之战永远也不会取胜，而所有的生命在这场强大的交叉火力中都被射中。

一些自称为我们人类未来的设计师们，曾兴奋地预期总有一天能随心设计改变人类细胞原生质，但是现在我们出于疏忽大意就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因为许多化学药物，如放射性一样可以导致基因的变化。诸如选择一种杀虫药这样一些表面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决定了人们的未来，想想这一点，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这一切都冒险做过了——为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的低下判断力而感到无比惊奇。有理性的人们想方设法控制一些不想要的物种，怎么能用这样的方法既污染了整个环境又对自己造成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呢？然而，这正是我们所做过的。此外，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检查出原因也没有用。我们听说杀虫剂的广泛大量使用对维持农场生产是需要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我们的农场不再考虑改变亩产量的措施，并且付给农夫钱而不让他们去生产，因为我们的农场生产出这样令人目眩的谷物过剩，使得美国的纳税人在1962年一年中付出了比10亿美元还多的钱作为整个过剩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当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产量时，另一个部门却在1958年宣布：“通常可以相信，在农业银行的规定下，谷物亩数的减少将刺激对化学品的使用，农业以求在现有耕地上取得最高的产量。”若是这样，对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又有何补益呢？

这一切并不是说就没有害虫问题和没有控制的必要了。我是在说，控制工作一定要立足于现实，而不是立足于神话般的设想，并且使用的方法必须是不要将我们随着昆虫一同毁掉。

文字来源：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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