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较为普遍的定义，我小时候是个很古怪的孩子。我出生于一个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米德兰长大，这里最为人所知的莫过于它曾经是乔治 · 布什（George Bush）的故乡，也是小说《胜利之光》（Friday Night Lights）及其同名电影的灵感来源。

我在上学前班时，因为吃点心前不做祷告而惹了麻烦，再长大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津津乐道的“超级碗”是个什么东西。我与镇上的所有人格格不入，这让我觉得很无助。

即便当我们搬到达拉斯郊区后，我也没有遇到一个和我一样从俄罗斯移民来的小孩。我一个人坐车，每晚几乎都是形单影只。我开始自言自语，很不幸这个习惯后来一直伴随着我。有一次，有人把我们家外面糊满了卫生纸，我不得不向父母解释说这是美国小孩对失败者搞的恶作剧。我父亲并不为此感到困扰，反而急切地把卫生纸揭下来装在垃圾袋里，然后放到他们房间的浴室里储备着。“我们有免费的卫生纸了！”晚饭时他高兴地说。

我只想做个普通人。我希望自己和同学们一样是个美国人；我希望当我向别人讲诉自己的过去时，没有人会对其中任何一段经历提出“为什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与众不同也有好的一面。实际上，一项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做一个怪人，或是与社会格格不入，可以激发非凡的创造力。

在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商学院教书的莎朗 · 金（Sharon Kim）告诉我，她时常注意到，有些人将他们的创造性的成就归功于自己是个独行者或是反叛者。金想知道被社会遗弃者是否真的更具创造力，因此她决定对这一理论进行试验。

她邀请了一些志愿者到她的实验室完成几项测试。在测试开始前，金和同事告诉一部分参与者他们没有被选入“小组”。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小组”，金和同事不过是想让他们感觉自己被排除在外。另一部分人没有受到同等的“拒绝”。

金要求参与者在纸上完成两项测试。其中一个是，让他们回答有什么可将一组看似没有关联的词联系在一起（比如，鱼、矿和热潮，答案是“金”。译者注：因为金鱼、金矿、淘金热）。另一个测试是，画一个外星人，且来自一个与地球截然不同的星球。

结果显示，被拒绝过的人在两项测试中的表现都更加出色。外星人那一题中，没有被拒绝的参与者画的都是标准的卡通火星人，而被拒绝的参与者画的外星人则和人类极为不同——所有的身体部位都只长在一侧，或者是眼睛跑到了鼻子下面。根据三位独立评委的认定，遭到拒绝的参与者的画作更加具有创造力。

金判断，由此看来，遭到拒绝和创造力之间是有联系的。而这种创造力优势仅在那些具备“孤立自我意识”的参与者身上出现，即他们已经感觉到自己不属于某个群体。也就是说，做一个怪人会让你的思维打开，不断涌现新想法。

对许多人来说，这一影响在童年时期就现出端倪。布朗大学的精神病学兼职教授阿诺德 · M · 路德维希（Arnold M. Ludwig）在筹备《伟大的代价》（The Price of Greatness）一书时研究了1000多位杰出人物的生平，这些人包括弗里达 · 卡洛（Frida Kahlo），让 · 保罗 · 萨特（Jean-Paul Sartre）和约翰 · 列侬（John Lennon）。他发现，相较于商人，艺术家、作家这类从事创造性职业的人在幼时更容易被称为“古怪或奇特”的孩子；成人后，他们比公职人员或士兵更常被视为“另类”。

1962年，心理学家唐纳德 · 麦金农（DonaldW. MacKinnon）对建筑师这个人群进行了研究，同样发现更加具有创造力的建筑师小时候常常搬家，他说，“因此他们的邻里关系通常比较疏远。”毫不意外的是，许多更有创造力的建筑师说自己小时候觉得很孤独。

一个不同寻常的童年并不是获得更多创造性的唯一来源。在所属的社会中被视为“怪人”同样能增强“认知复杂度（integrative complexity）”——这是创造力的一个元素。认知复杂度高的人通常能很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并且善于处理冲突信息。他们经常能从多角度看待问题。

堪萨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克里斯 · 克兰德尔（Chris Crandall）告诉我说，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更加敢于改变和革新社会规范。他说：“现行规范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局外人不那么关心别人的看法，所以他们有更多尝试的余地。

事实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发现，那些并不十分合群的人更具有打破常规的思维。外国人经常受到异样的眼光，而被视为异类会在心理层面上带来好处。那些生活在多种语言环境下的孩子——或许他们和我一样，在某国出生，又在千里之外的异国长大——更加能够理解大人的想法，并且总的来说，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交流者。一项实验发现，居住在国外的人尤其擅长另辟蹊径地解决文字问题和概念问题。这或许能说明为什么毕加索在巴黎开始尝试立体主义，乔治·弗里德里希 · 亨德尔（George Frideric Handel）在英国生活时写出了《弥赛亚》。

幸运的是，对于那些从未在国外生活过的人来说，这种创造力的提升也会发生在那些思维模式不同寻常的人身上。在一项小型研究中，休斯敦大学的心理学助理教授罗迪卡 · 达米安（Rodica Damian）和同事让大学生参与了一项虚拟现实测试。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物理学原理失去作用，物品不会坠落，反而会向上掉落。而另一个小组则在物理学原理都正常适用的情况下参与实验。在回答“是什么东西发出响声”时，经历过否认物理学原理的小组的回答更具有创造性。

达米安正在研究一种理论，即所有不寻常的经历都可以提高创造力。比如，在经历过奇妙旅行或极限冒险之后，人们通常会反映取得突破。达米安告诉我：“这背后的想法是，当你经历过违背常规、准则和预期的事情后，你会对这类事情更加具有包容性。你知道了世界并不一定要按照常规出牌，所以你可以打破常规。”

当然，不总是越古怪越好。如果一些不太和谐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光是处理这些事情就会耗光你所有的精力。比如说，一头灰熊闯入你的院子，毁掉你的汽车，这是一件怪异的事情，但你并不会迸发新的创造力，可能只会打电话给你的保险公司。

不论如何，试着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古怪之处——这一过程被称为认知重估——可以帮助你应对在被视为另类后遇到的困境。把使你异常的东西重新定义为给你力量的东西，最终会让你更加快乐。

从不同寻常的角度看问题还能提高你所属的更大群体的决策能力。20世纪50年代，所罗门 · 阿希（Solomon Asch）的著名实验揭示了随大流偶尔会闹出笑话。在这项实验中，参与者被告知要将一条线与另三条线中的一个进行匹配（其中两条线大小明显与第三条不同），当小组中的其他人（实验团队人员）选择了错误答案后，有三分之一的参与者也给出了错误答案。这一实验是一个经典案例，显示了人们随大流的心态。当一个参与者后来被问到为什么这么选择时，他说，他担心被视为“异类”。也就是说，他不想被视为一个怪人。

但该实验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衍生版本，阿希在那个实验中引入了另一个变量。这一次，实验团队人员中有一位给出了正确答案，而剩下的仍然试图迷惑参与者。仅仅有一个不同于大多数的人，随大流的概率就下降了80%。

也许这些实验中的参与者觉得，就算是异类，至少这位持不同意见者会和他们都被视作异类。有趣的是，即便这位持不同意见者的答案是错误的，参与者也更少有可能随大流。这位持不同意见者似乎给了参与者表达不认同的许可。

多种观点对思维的发散作用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并且强调了人群多样化对打破现有观点的重要性。根据一项针对说服力的研究，少数群体的观点之所以如此有力，是因为人们会因此更仔细地审视问题。

当我们听到了一个不同的观点，我们会更客观对待现有的观点，这使得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相比之下，多数群体的观点会让我们局限于那些支持多数群体观点的数据。正如查兰 · 内莫斯（Charlan Nemeth）和杰克 · 贡卡洛（Jack Goncalo）在《叛军成群》（Rebels in Groups）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少数群体激发了更多的原创性，而多数群体则激发了更多的思维常规性。”

然而不幸的是，当人们不再“古怪”时，这些优势就消失不见了。研究显示，当曾经的少数群体变成了多数群体，这些人的思维会变得更加封闭。古怪自有优势，但没有什么是永远古怪的。

转自：群学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