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反对杀婴陋习
转自《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
在世界范围来看，反对堕胎的人群当中一定有基督徒的身影，但在堕胎手术发明之前，人们以别的方式杀害婴儿的时候，基督徒就已经开始与死亡势力不断争战了。基督教强调生命神圣性的一个方式就是坚持不懈地、积极地反抗异教文化中的杀婴行为——残杀新生儿。尤其是刚刚出生的婴儿。弗雷德里克·法勒（Frederic Farrar）指出：基督教早期，希腊罗马“普遍存在杀婴陋习”。婴孩被杀有不同的原因。那些生下来就残疾的，体质虚弱的，尤其要除掉，通常是投水溺死。还有更残忍的情况。例如，普鲁塔克（约46-120年）曾指出，迦太基人“用自己的孩子献祭，没有孩子的就从穷人手里买来小孩，然后像对待绵羊或雏鸟那样，隔断小孩的咽喉，母亲站在一旁，没有眼泪，也没有悲哀”（《道德论丛》2.171D）。西塞罗（前106－前43年）通过列举罗马《十二铜表法》来论证杀婴的合理性，至少是杀死残疾婴孩的合理性，他写道：“应当杀死残疾婴孩。”（《法律》3.8）甚至道德观处于本族文化制高点的塞内加（前4－公元65年）也说：“我们将生下来虚弱畸形的孩子溺死有什么问题呢？”（《论愤怒》1.15）杀婴现象极其普遍，波里阿比（Polybius，前205？－前118年）就曾经将古希腊人口下降归咎于此（《通史》6）。大家族在古希腊罗马社会极其罕见，一半是由杀婴造成的。性别方面也有差异，女婴尤其没有价值。例如，古希腊时期，即使富裕家庭也罕见养育一个以上的女儿。从德尔斐的一个碑文我们看到一份公元2世纪时六百个家庭的样本，这份数据显示，当时罗马社会养育两个女儿的家庭只占了百分之一。其实，杀婴现象不仅在希腊罗马文化中普遍存在，在其他文化中也极为普遍。苏珊·斯克林肖（Susan Scrimshaw）注意到，在印度、中国、日本、巴西热带丛林以及爱斯基摩人中，都普遍存有杀婴现象。詹姆斯·丹尼斯（James Dennis）在他19世纪90年代写就的《非基督教世界的社会邪恶》一书中指出，在异教的非洲，许多地方盛行杀婴风气。他进而指出，在“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中也普遍存在杀婴”，后来，反映基督教价值观的欧洲移民定居后，便将将杀婴定为犯罪。和杀婴一样，堕胎也是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早期基督徒直接把堕胎和杀婴称为谋杀。对基督徒而言，婴孩也是上帝创造的人，预备被基督所救赎。他们知道基督对小孩的高度接纳，因为耶稣曾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马太福音19:14）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基督教文学反复谴责杀婴行为。《十二使徒遗训》（写于85-111年之间）叮嘱门徒：“你们不可……杀婴孩”。《巴拿巴书信》（约130年）更进一步对这种残酷的行为进行批判。曾经是奴隶，后来成为罗马大主教的卡利斯图斯（Callistus，约222年），对普遍用这种方法来对待不想要的婴孩，表示惊恐不已。基督徒反对杀婴行为因为他们寻求从上帝而来的“不可杀人”的诫命，也因为他们记得使徒忠心的提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2）德高望重的史学家莱基说：“杀婴是古代文明中极其丑恶的一页。”早期基督徒坚持不懈地与之作斗争，他们就是这样将自己的道德观付诸于行动。他们竭力要消除这种陋习。在公元313年《米兰敕令》颁布以前，基督徒对杀婴行为的斗争还不能影响异教皇帝立法废除这一陋习。但是，在仅仅半个世纪之后，基督教获得了合法地位，瓦伦提尼安皇帝，在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大主教的深刻影响下，于公元374年正式立法废除杀婴（《狄奥多西法典》9.41.1）。他是第一位如此行事的罗马皇帝。然而，杀婴陋习从未被彻底清除，中世纪及其以后，在欧洲许多地方父母杀婴的事还是常有发生。但是，千百年来基督教会对杀婴的谴责从未动摇过。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在道德方面的影响逐渐成为整个西方的标准，反对残杀婴儿的法律至今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