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精进，忍终不悔——《佛典语言及传承》后记

辛嶋静志

万没想到，能在中国出版我的论文集。把过去二十年来用中外文字写成的二十篇论佛典语言及文献学的论文集在一起，题名曰《佛典语言及传承》。前一半是有关汉译佛典的论文，后一半是用文献学来探讨佛教思想史的研究。最后一篇是藏文佛经的研究。自开始学习佛教文献学至今已有三十六载，回头看三十六年前的情景恍惚昨日，但又觉得是如此漫长。走上这样一条学问之路是我自己的选择。

与佛教文献学的不解之缘始于偶然的汉语学习。大学一年级时看到了一张叫作“霞山会”的团体的布告，参加的大学生每月可得到两万日元奬学金，义务是必须上这个团体办的汉语学校。在奬学金的诱惑下我参加了面试，如愿通过考试，在位于东京中心霞关的一幢楼裏的学校学习了两年汉语。汉语老师是一位以前在僞“满洲国”呆过的日本老人。当时日中还未建交，在日本几乎没有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大学裏选择汉语作爲第二外语的学生也极少。进大学时我本来打算研究法国文学，所以大一时夜以继日学习法语，但读法国文学作品或报纸却感到法国与自己之间有一条鸿沟，相隔千山万水，很难产生共鸣。一年半后，我仍继续学习法语，而同时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兴趣却有增无减。到了应该选择专业方向的大二时，我很苦恼。正在这时（1977年），印度学佛教学泰斗中村元先生受奬，得到了给予学者的最高荣誉——日本文化勛章，我这才知道印度学佛教学的存在。我出生在一座净土真宗的寺庙——净土真宗的僧侣从其开祖亲鸾以来就可以结婚，所以我的祖先至少十八代都在九州同一座寺庙做住持，五百年来天天念经。中村元先生的受奬仿佛在我的脑中划过了一道闪电，使我感到自己身体中流淌着的来自数百年来祖先的血液与佛教学有缘，于是放弃了做一名法国文学（日语裏法国写作“佛国”，法国文学略爲“佛文”）专家的梦想，转向学习佛教学及印度学。我学习的对象从法国文学（“佛文”）转到“佛语”，即梵文及汉语。对于放弃付出那麽多心血的法语，我一直有若干失落感。直到2009年有幸成爲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Collége de France）客座教授，并于2012年应邀在法兰西文学院（Acadè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用法语做了报告，我才觉得终于对自己将近四十年前所做的努力有了一个交代。

大三时开始专门学习佛教学、梵文、藏文，同时也学习汉学。我最喜欢而且所受影响最大的是着名汉学家福永光司先生。福永光司先生当时刚从京都大学调到东京大学，教授道教文献。先生一点也没有大教授的架子，又因爲我们是同乡，所以常一起喝酒，用乡音聊天，从天到地，从古到今，无所不谈。我刚二十岁，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先生説的每一句话。在先生的研究班读《云笈七籤》等道教典籍时，当时没有《汉语大辞典》等辞典，只能用《佩文韵府》以及几种“引得”预习，每在课堂上听先生的解释都感茅塞顿开。一次冒昧地问先生，爲甚麽知道那麽多，他回答説，“因爲我比你们读的书多，所以才能站在你们面前”。他教导我要首先打好文献学基础，然后再研究哲学、思想史。从那时起我的口号就是“从文献学（philology）到哲学（philosophy）”。

福永光司

福永先生常教导我説，“弟子要从师傅那裏学技术。如果弟子仅原封不动学师傅的思想，那麽师傅的思想到了弟子那裏就会变成六成，到了弟子的弟子那裏就只剩下原来的三成”，总之“要偷技术，没有必要偷哲学”。福永先生在五十岁前就已读破道教典籍集成《道藏》，所以才能给学生上课时句句有依据，条条有道理。当我説想研究中国佛教时，先生立即告诉我要通读《大正藏》第三十三卷至第五十二卷。而这一点我至今也未能做到。先生常説，“如果想学某部佛典，研究某部佛典，比如《法华经》、《般若经》或《涅槃经》，首先应把这部经典从头到尾读三遍。如果读完后仍觉得有意思，那就做下去”。先生已去世十余年，但这一教诲至今仍然指引着我。先生説，“研究中国佛教没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你先去学印度学的研究方法，然后用印度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佛教吧”，让我师从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大家原实先生学习梵文。后来我留学回国后福永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説，“你该回到中国佛教研究来了”，可我在佛教文献学这条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已经回不去了……

原实先生爲人严厉，学术上精益求精，研究班和福永先生的一样严肃认真。从本科三年级到博士课程三年级，我接受了扎实的基本功训练。研究班上课前，所有学生都彻夜準备梵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上课时所有学生都繫着领带，身着西装。上课铃声一响，原实先生就把门插上，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迟到。先生让每一个学生逐次读準备的梵语翻译，被叫到的学生都紧张得声音发颤。在我留学前去原实先生家拜访时，跟师母説“我们每次上先生的课，前一天都要开夜车”，而师母的话令我大吃一惊，“原实也每次都开夜车”。原来先生就是如此认真对待我们这些学生的。先生总説“读书不要看单词”，“要读句子”，意思是説，一个单词不是存在于字典中，而是存在于句子中，所以不仅要记住字典中单词的意思，更要在整篇文章的前后关係中理解它；先生还常教导我们要磨练“语感”，只有多读，才能得到语感。先生还説，“四十岁以前不要写论文”！如果在今天，四十岁以前不写论文就不会有工作。先生还説，“要多读书，即使现在没有写的题目，不断读下去，就一定自然而然有要写的内容”。事实果真如此。年轻时绞尽脑汁也写不出，可是现在我脑子裏有一百多个想写的题目，每天在写也写不完。

我读硕士时，剑桥大学的John Brough教授及澳洲国立大学的狄雍（J. W. de Jong）教授来日本讲学。他们都强调汉译佛典研究的重要性。受他们的影响，我也觉得，从语言方面重新研究汉译佛典十分有意义。而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梵语、印度俗语及中亚语言的知识，而且读解古代汉语和中古汉语的能力也必不可少。当时，我的教授们都认爲这方面的研究很有价值，但同时却都劝我不要走这条路，説是“事倍功半”。而当时的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还是下决心走这条路。1979年日中建交。任继愈教授访问日本，来东京大学作报告。不久季羡林教授也来东京参加佛教学会议。听了这两位代表中国学术界的权威的报告，我心中暗想，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去中国留学。但当时我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打好印度学的基础。

博士课程第三年，原实先生説，“在我这裏，你已经没甚麽可学的了，你去国外吧”。就这样，我到了剑桥，由此开始了自1985年到1994年十年的海外求学生活。

在剑桥我的指导教授是K. R. Norman先生。Norman先生是巴利语、古代・中世印度口语（泼拉克里特）的权威。在先生的身边，我学习了巴利语、犍陀罗语、耆那教经典语言等多种语言。从先生那裏学到的本领至今依然起着极大作用。比如，巴利语公认是最接近释迦牟尼讲话的语言，读巴利语佛典时一般人查巴利语辞典。但我从先生学到的方法是，不查巴利语辞典，而是在把握了发音变化规则的基础上，推测与巴利语对应的梵语形式。许多人都知道摩耶夫人的故事。摩耶夫人是释尊的母亲。摩耶在巴利语中读作Māyā。实际上Māyā不是一个固有名词。梵语mātā相当于英语的mother，在中期印度语中变爲māyā。也就是説，这个词仅意爲“母亲”。此外，比如巴利语中有一词assa，如果查巴利语辞典，在assa词条下写有很多意思。这时先生的做法是，先让我考虑有可能变爲巴利语assa的梵语单词。有这种可能的梵语单词很多，比如asya、aśva、asra、aśra、asmat、aśman、āsya等，这些可能性根本没有出现在巴利语辞典中。考虑这些与巴利语assa对应的梵语单词，然后根据前后关係，便可从中选择一个最爲恰当的单词出来。在剑桥的两年我所接受的一直就是这样一种语言训练。这一语言训练对我现在的初期汉译佛典以及犍陀罗语佛典的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Norman先生门下学习巴利语、犍陀罗语等印度俗语的知识，以及如何处理印度俗语资料的方法。两年之后，我自认爲印度学方面已稍有眉目。爲了实现当初自己立下的目标，我想着手汉译佛典的研究。John Brough教授去世之后，能够理解自己研究目的的人，除了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以外，恐无第二人了。

1987年10月1日，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当时正值国庆节，北京街道上装饰着五彩鲜花，我内心兴奋不已。从1987年到1991年，我幸运地师从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1988年蒋忠新老师出版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拉丁字母转写本》，他送给我一本。我从第二天就开始拿这本书和竺法护译《正法华经》及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对照，读来觉得梵汉之间差异很大，第三天就忽然有了《正法华经》原本的言语是犍陀罗语的想法，而且如果用上面所説的Norman先生的办法，汉译本中很多莫名其妙的翻译就可以解释通。比如爲甚麽梵文本有口语词形bhoti （梵文bhavati），而《正法华经》读爲“佛道”（bodhi）等。如果通过犍陀罗语理解，难题就一下迎刃而解了，因爲在犍陀罗语裏bhoti的发音跟梵语bodhi的发音几乎没有区别。自1989年秋起，我正式师从季羡林先生攻读博士学位，题目是《法华经汉译本与梵藏本对比研究》。先生家裏有一套十二卷《梵文法华经写本集成》，我写论文时必不可少。从此两年间，我几乎每天在先生书房裏读书。在这裏，对我的每个幼稚的提问，先生总是认真回答，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每当回想起这两年的生活，脑海中浮现的都是每天骑车去朗润园先生家时，路上的湖光塔影、摇曳的翠竹、夏日布满池塘的荷花。读书读累了就冒昧地翻閲先生书架上的书，中文的、英文的、德文的，自然少不了梵文的。有时会身不由己，越过时空，恍惚于古今中外书的世界之中。先生家裏帮忙的阿姨会端过一杯茶，把我拉回现实。我用了两年时间，于1991年夏天写完博士论文。离开北京之后又在德国弗赖堡师从封兴伯（Oskar von Hinüber）教授学习了三年的印度学。

季羡林

就这样，我遵照福永先生的教诲，一直按照几位恩师传授的方法在印度学和中国学之间往来并行。我认爲，无论是当厨师做饭，还是在梨园唱戏，跟随杰出的师傅至关重要。当然头脑聪明、出类拔萃的人也有，也可以自学，但肯定会有缺欠的部分，而且这必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在海外留学十年，师从三位权威教授，包括两位日本的恩师，每一位先生虽然研究方向不同，研究方法相异，但在他们身上有着共通之处，那就是安下心来谦虚面对文献的做学态度，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模模糊糊，模棱两可，大概是这个意思，等等，这是我们做学问时不应取的。严谨的做学态度和超越辞典中的定义，在前后关係中体会把握词彙的方法是我从几位恩师那裏学到的，同时也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研究佛教文献学的基础。

“从文献学到哲学”是我二十岁时福永先生提示给我的方法，也是我毕生的课题。但我不喜欢爲了文献学的文献学。正如福永先生所説，人一直都在爲了甚麽而烦恼、忧虑，也一直爲了在精神上克服这些烦恼、忧虑而努力。庄子、老子、释尊、耶稣是如何克服烦恼的呢？我自己研究佛典，期待自己即使在日常的苦恼之中，也能够离开烦恼的自己一步，客观地审视自己。因此，我理想的文献学研究不是爲了文献学的文献学。至今发生过许多事情，但我真的觉得能做这样的学问非常幸运。

回想走过的路，觉得走了很多弯路，吃了许多没有必要的苦。福永先生教导我要“做一个世界上最懂佛教文献的人！即使做不到，也要以此爲目标”！我一直都遵循先生的教诲，读书直至今日。长达十年的留学岁月，在漫长黑暗的冬夜，没有成果的日子，也曾灰心、苦恼过，但每当这时，总会想起原实先生“即使现在写不出，也不要急躁，要继续读书。只要打牢基础，一定能写出论文”的话，先生的话给我勇气和力量，使我振作、坚持。十年留学结束回到日本后，我以文献学方法研究佛典。但从几位先生那裏学到的“从文献学角度读佛典，重新勾画出佛典原貌”的方法很长时间不被同行理解和接受，以至于有时想自己是否选错了路。孤独中常想起同样孤独中坐冷板凳看书的先生们。他们不在乎金钱和名誉，一心读书，热爱学问，是真正的文献学者（philologist，文献学者；philo-，热爱；-logy，学问），在他们身边学习时，看到了他们孤独、单纯、朴素又不乏快乐的生活。只要想到他们走过的路，我便觉得从容一些，平静一些，又能够以平常心读书。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先生们的言行引导我远离世俗，让我心平气和地读书，老老实实地做人。我觉得，做文献学研究，重要的是不急不躁，安心面对原典。坚持下去便可达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境界。现在，我终于开始慢慢理解先生们的教诲了。

值此论文集出版之际，非常感谢陈金华先生。陈金华先生是我自北大留学以来的挚友，没有他的支持与耐心等待，就没有此书的完成。同时也要感谢复旦大学的孙英刚先生。北京大学博士生吴蔚琳女士翻译了本书中两篇英文论文，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女士和现东京大学博士后吴娟女士修改了几篇论文。此外的论文几乎都是我妻子裘云青翻译和修改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的是中西书局的李碧妍女士。没有她的严谨细緻的校对和耐心，此书就无法如此顺利出版。

虽然至今我走过来的是一条孤独的道路，但与能在生活细微中发现快乐、知足少欲的伴侣云青同行，我感到非常幸福。

辛嶋静志　

2014年5月14日

——本文爲《佛典语言及传承》一书之后记，标题爲推文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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