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文学家钢和泰男爵（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1877—1937）与中国现代学术关系极深。他是梁启超、胡适和陈寅恪的朋友，是梵藏文专家黄树因、林藜光和于道泉的老师。搜集他的生平事迹，考订他的身世学问，既是印度学史家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家的重要工作。最近出版的《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使用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和哈佛大学怀德纳图书馆收藏的钢和泰往来信札（英文为主，德文、俄文、法文等次之），为我们了解这位帝俄时代贵族出身的人文学者，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不过，材料虽然丰富，但能以细密的心思组织成一部方法科学、体例完善、文字简明、内容正确的作品，却非易事。《年谱》编者下了很大功夫，结果却不甚理想，内容方面错误较多。现仅抽其简单易解者，谈几点个人看法。

《年谱》编者似不太熟悉旧时代东方学人物和书刊，常常弄错梵藏文学家的人名和事迹。《年谱》第6页，讲钢和泰1903年至牛津大学，“师从麦克唐纳（Macdonald）教授研习梵文”。这位牛津教授应该是麦唐奈（Arthur A. Macdonell），他着有《吠陀梵文文法》、《吠陀梵文读本》、《实用梵文字典》等书籍。民国时期，还有人翻译过他的《印度文化史》（India: Past and Present,上海文化出版社近年有重印本）。《年谱》第11页，把向胡适推荐钢和泰来北京大学教书的英国印度学家、香港大学校长伊里鹗爵士（Sir Charles Eliot），误当成美国教育改革家、哈佛大学校长伊利鹗（CharlesWilliam Eliot），结果引了一大段哈佛伊利鹗谈大学教育的话，认为是港大伊里鹗爵士所说。

再举藏文学家的例子。《年谱》第86页，提到钢和泰托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给他找一本Cordier写的《藏文文法》，编者把这个Cordier当成了法国汉学家Henri Cordier，还加了多半页的注释。其实，这是白费功夫，因为此Cordier非彼Cordier。钢和泰提到的是藏文学家Palmyr Cordier（1871—1914），他编过一本《梵文讲席学徒专用古典藏文文法》，越南河内1908年出版。钢和泰托戴密微找的，应该是这册文法书。

还有印度和日本学者的例子。《年谱》第54页，提到一位从印度国际大学给钢和泰写信的人V. Bhattacharya，编者给这位印度先生所加注释完全不得要领。我想他大概不知道此人是谁。这个人的全名是Vidhushekhara Bhattacharya，是当时最重要的佛学家之一，通梵、巴利、藏、汉等文字，曾把若干汉译论典还原成梵文。吴晓铃写过回忆他的文章（《现代佛学》月刊），尊称他为“月顶老人”。编者身为西藏学家，应该知道一代名着《梵藏文对照读本》就是他写的呀。《年谱》第20页脚注，说日本佛学家高楠顺次郎“着有八卷本《南传大藏经解题》（Samantapasadika: Buddhaghosa's Commentary on the Vinaya-Pitaka）”。这本书其实是高楠顺次郎和长井真琴合作校勘的觉音论师（Buddhaghosa）巴利文《律藏注》，内容略同于汉译《善见律毗婆沙》，和《南传大藏经解题》无关。

《年谱》编者辨析英文手稿的能力似也值得怀疑。《年谱》第51页，引伊里鹗爵士致钢和泰信，提到某位泰勒君（Rabindramath Taylor），不细看还以为此君是英国白种人，从上下文才推知原来是印度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的讹读。《年谱》第56页，引钢和泰致伊里鹗爵士信，错误最多：“我目前正在读Meiga的Jutralam，附有Hiramati和Arsabhava注释（Corlier, Calalayudu Founds Tibetein……）。借助于那些注释，我就能证明烈维完全误解了许多段落。”这一段肯定是在批评梵本《大乘经庄严论》的烈维（Sylvain Lévi）法文译本。Meiga也许是Asañga（即无着论师，烈维认为他是《庄严论》作者）的误读，Jutralam可能是Sūtrālam（《经庄严》）的误读，Hiramati应作Sthiramati（安慧论师，《庄严论》注释者之一），而Arsabhava则应为Asvabhāva（无性论师，《庄严论》另一注释者）。Corlier应作Cordier，即上文所提《藏文文法》编者，他曾校译《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本藏文丹珠尔目录》（Catalogue Du Fonds Tibétain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1909—1915）。钢和泰引用的就是这本书，但是编者把书名辨识得面目全非。

钢和泰一生作品甚多，每篇都很精到，《年谱》编者似未能认真地一一过目。在吐火罗语方面，钢和泰写有两篇姊妹文章，即《吐火罗语和第二种语言》(1908)和《吐火罗语和第一种语言》（1909）。《年谱》只提到第二篇，漏掉了第一篇，还不如梁启超知道得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着录了这两篇文章）。《年谱》第57页，提到钢和泰所作一短文，原名《希腊与印度》（“Hellas and India”），讲述希腊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史，但不知编者为何将文章译为《希腊文名称与印度》。钢和泰还曾撰文论述一部满蒙藏汉四体合璧《楞严经》，这部经就是一般被视为“中土伪经”的《楞严经》（吕澂《楞严百伪》），而不是另一部有梵本可考的《首楞严三昧经》。可是，《年谱》编者没有讲清楚这一点，很容易让人感到钢和泰研究的是后一本经书。

在西洋文史知识、风俗教育方面，《年谱》也犯有不少错误。比如追溯钢和泰家系时，提到“法国着名作家德·钢（de Staël）”。其实，此人应是法国大作家、文评家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1766—1817）。再如第47页引《胡适日记》，提到钢和泰“会见西班牙文学大师Blases Ilanes”。编者在脚注中说，此人写有《四位阿波卡里朴斯的骑兵》（Four Horsemen of the Apokalypse）。“布兰塞·伊兰尼”实际上是西班牙小说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ñez,1867—1928），Four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为其代表作《启示录的四骑士》，民国时期有李青崖的汉译本。看来对这些西洋作家，编者可能是既没读过也没有查核。

钢和泰幼时就读的珀瑙高级文科中学，据《年谱》编者说“该校与众不同之处是：除一般都要开设的数学、几何、三角、欧洲历史及文学、俄语、俄国文学等课程外，还特别重视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文的教学……”这一段似乎取自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纪念钢和泰的文章。“数学、几何、三角”一段，叶理绥原文是“代数、几何、三角”，编者把代数说成“数学”，且与几何、三角并列，不知是何逻辑。另外，我们学过西方基础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高级文科中学主要课程就是古典语文，这绝对不能算作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反倒是学习“俄语、俄国文学”，多少还可以算得上“与众不同”。叶理绥曾说钢和泰修学“拉丁八年，希腊六年”，这本是很好的年谱材料，编者却割舍掉了，也许他有他与众不同的道理。

《年谱》最有价值之处，在于提供若干关于支那内学院唯识学家黄树因（名建，广东顺德人）的史料。根据钢和泰与戴密微通信，黄树因似曾翻译《释迦方志》，并且在北京见过烈维（曾校译多部梵文唯识论典），这倒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不过，《年谱》第16—17页关于黄树因的注释，引用欧阳渐《黄建事略》“唯识学展于安慧，空有二学纽于安慧……（黄树因得）陈那《集量论本》、及释、及疏，陈那着作《摄论三种译》”这一段，却有不少错讹。原因很简单，它是间接引自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一书，未能认真核对原文（南京支那内学院《内学》第一辑）：“唯识学展于安慧，空有二宗学纽于安慧……（黄树因得）陈那《集量论》本及释，《摄论》三种释。”黄树因是中国现代最早研究梵藏文佛典的学者之一，大家应该记住这个名字。另外，《年谱》第245页引钢和泰的一封信，提到一名随他初习梵语、在中国佛学和古希腊语等欧洲文字方面很有基础的中国学生田君（T. W. Tien）。这位田君，我觉得很可能就是通晓多种文字的翻译家田德望。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编年谱可以训练我们治史的本领，使我们“得深微的感动，不知不觉的发扬志气，向上努力”，并且养成“精细、忍耐、灵敏、勇敢”诸德。谨节录钢和泰的老朋友这段话，与《年谱》编者共勉之。

本文原载2008年5月2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