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文明怎么对待瘟疫

中国文化认为众生是一体的，瘟疫恰恰从死亡的意义上，证实了众生的一体性。不仅是人类，一切生灵，若胎生、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等，都是一体的。众生一体有别，平等平等。色身生灭平等，真身成就平等，法身不二平等。众生身命共活共死一体，众生本觉不生不灭一体。所以，中国人在瘟疫面前，不怕死，不找死，是“善摄生者”。其治疗也是送走瘟神、瘟邪（病毒），不是杀死，取共活的态度。

在三千年前，中国就有治理瘟疫的国家文明，《周礼》叫“大札”（大札，是汉语词汇，出自《周礼·天官·膳夫》，解释为瘟疫。），其制度安排是一旦发生疫情，国家即动用军队封闭疫区，然后国医（太医）带领民医进入疫区辨症、施药。

疫情过后，国家对疫区施行六项政策，即移民、通财、舍禁、驰力、薄征、缓刑。这是大司徒的职责之一。这个制度一直到清朝。清朝国医叶天士还创立了瘟病学，治疗瘟疫的方剂得以定型。从“非典”到武汉疫情看，我们的共和国继承了这个优秀文明传统。只不过从治疗上，我们侧重了科学医疗技术，中医药文化尚未发挥应有的治疗作用。

瘟疫是涉及生民乃至牲畜的整体死亡的，所以处理这样的事件，必须是国家动员力来解决。因为涉及整体，所以从疫情认定、疫区划定、防控隔离，疫情发布，治疗实施，疫区救助，都必须是国家和政府统一安排。因为每个人的生死都关乎全体生民的生死，个人英雄主义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在没有疫情认定和布置防控隔离之前，贸然发布消息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布控之前就发布疫情消息，其带来的恐慌和引起的社会混乱，可能比疫情还恐怖。

中国在三千年以前，就建立了治理瘟疫的文明体制，所以，历史上少有瘟疫恐慌带来的恶果。这在西方历史上，是曾经上演过多次的。在西方教会介入瘟疫治疗之前，西方的文明体制中，就没有对付瘟疫的国家机制；现代政府体制才逐渐产生了瘟疫防控机制，至今也不完备。（美国的流感已经死亡过万）大家看过《十日谈》，那就是西方人躲避瘟疫时的作品。

西方人是四散躲避瘟疫。其结果是带来更大范围的传染，死更多的人。甚至由此导致的抢劫、杀人、放火乃至社会大动乱。在《马尔萨斯人口论》里，记录了西方几次鼠疫、黑死病、流感等瘟疫，都导致上千万人的死亡。他由此推导出了人口论。而这些事在中国没有发生过。这也是中国人口的增长不符合西方人口论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一直是人口第一大国的重要原因。

在“单子人”生命观下，逃避瘟疫是西方人的自由。在生民一体的生命观下，中国人采取隔离措施，是我们的文明。中国人遵循“君命无二”的原则，自觉配合国家的“大札”之令。

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虽然经历了百年的西化教育，我们的文明精神还是深藏在国民的基因里。从整体看，无论是疫区隔离，还是非疫区防控，乃至非疫区人民对疫区人民的救援，都体现出“君命无二”的国家动员能力。

虽然也有些自由主义者借此攻击政府限制自由，也有些自由舆论者攻击疫情披露，也有些缺德商人发国难财，也有些不遵守防疫规则的无赖、坏分子，都无伤大局。那些自由主义的大咖们，在中国搞自由逃避，搞随意披露疫情，是想拿人命开玩笑吧！在汉朝，匈奴人曾经将死于瘟疫的牲畜偷运到汉朝边境地区，边民感染瘟疫。由于汉军在作战，没有能够及时隔离疫区，人们四散逃避，导致五百多万人死于瘟疫。

中国人因为有人民一体观，所以可以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生死；

中国人因为有自性不生不灭观，所以不怕死；

中国人因为有人身难得、修身觉悟观，所以珍重生命不找死；

中国人有舍身取义观，所以为了国家人民，个人可以慷慨去赴死。

有如此的文化与文明，中国人是会送走瘟神的。

相信国家、

相信人民，

相信自己。

安顿好自己，随时听命于国家，这是心学者对待疫情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