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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朱之文尚还默默无闻。

大年初一晚上，他和家人伴着《新闻联播》的背景音吃着团圆饭，和妻子商量好了开春随同乡去济南打工。

因为家中几亩薄田，着实难以负担四口人的生活开销。

那时，朱之文不知道这趟出行将会改变命运的走向。更不知道在2015年的大年初一，自己也会成为央视新闻的主角之一。

只不过在自己的名字前，主持人为他添了一个称谓——“大衣哥”。而属于他的这一专栏，虽然被命名为“想唱就唱”，但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却是朱之文成名后的种种烦恼。

其实，自从2011年初春，在工友的怂恿下登上山东卫视《我是大明星》栏目之后，朱之文就火了。

那些年，从企业年会到春晚，大大小小的舞台朱之文都上过。他渐渐习惯了在簇拥和欢呼中亮相，但在开口演唱前，观众仍能看出他有些许手足无措，这是农民朱之文留在“大衣哥”朱之文身上，难以抹去的痕迹。

除去需要习惯明星身份，这个从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庄稼汉，还需要接受失去时间掌控权的事实。

他从一个在田间地头，工棚酒桌上 ，乡亲吆喝“唱一嗓子”便能放声歌唱的农民，变成了被万众追捧，在主持人拖长了声调的“盛情”介绍下，才被允许上台的大明星。

最忙的时候，朱之文的档期从年初排到年尾，甚至回家收玉米的那半个月，都需要与合作方艰难争取。

但是当朱之文回到家，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仍旧是：“我其实就是个农民。”

谁都能从他的菏泽口音中听出这句话的真诚。只是除了家中的二亩三分地，和院里的鸡鸭鹅，不会有人再把他当农民。

成名后，朱之文捐钱修路、建幼儿园、解决灌溉用电。他想用自己演出赚来的钱，帮乡亲们过上更方便的生活。

然而，对于他的善举，村民们没有一句感谢，反倒翻着白眼大言不惭：“要想我们说他好，就要给庄上一人买一辆小轿车，再一人给一万块钱才行。”

这位老实的农民想不通，为什么如今做好事，反倒会招来怨言。

不仅如此，八杆子打不着的乡邻还挤满了他家小院，他们前前后后向朱之文借过100多万元，留下的借条塞满了一整个抽屉，但没有一个人打算还钱。

因为在他们眼里，“朱之文是大明星，他的钱花也花不完”。

在金钱与利益之下，朱之文还没变，身边的人倒是先变了。

他坦言道：“我还是怀念刚成名，但还没有钱的时候。”

就在朱之文以大明星的身份出现在“新闻联播”中时，来自陕西宁强县的青年，庞麦郎同样也在怀念成名之初的时光。

 那是2014年，这个年轻人凭借神曲《我的滑板鞋》，一举刷爆网络。

“庞麦郎”这三个字，俨然成为当时一种社会现象。对此，有人谈理想，有人谈社会审美，也有人谈商业运作。

高涨的讨论度势必带来广泛的传播量，这个名叫庞麦郎的年轻人彻底火了。他似乎实现了自己多年前的愿望——成为知名音乐人。

那是自他在KTV打工起便有的梦想。

彼时的他，每天做着切西瓜、开唱机、递话筒的活儿，身边人都是从小镇走出来的打工仔，每天浑浑噩噩，不知希望梦想为何物。

上过几天专科的庞麦郎也不比旁人好多少，只是在室友玩牌打游戏时，他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思考自己的未来，前路迷茫，这个男孩不知自己将去向何方。

在一个夏日深夜，庞麦郎的迷茫戛然而止。

那天，当他进包间给客人送果盘时，无意瞥见了屏幕上走太空步，唱《 BEAT IT》的迈克尔·杰克逊，歌王舞台上的白光照进了打工仔的心里。

他忽然发现，歌竟然还可以这样唱，舞台表演竟然如此充满魅力。从那一刻起，庞麦郎有了理想。

他开始变得努力，下班后，不再与工友去街上闲逛，也不再打游戏，反而买来笔和本，开始写歌。

不懂乐理，便用自创的方法记录词曲；没有设备，就哼出曲调用手机录下。他带着最真诚的热情，用最原始笨拙的方法进行着自己的创作。

2年时间里，庞麦郎的歌在笔记本与手机录音里不断发酵。渐渐地，他学会把歌发上论坛，求网友帮忙制作伴奏。

只是由于他的唱功着实太差，收到的回应总是嘲笑与戏谑，歌曲也成为恶搞的对象。

庞麦郎迷茫而慌张，躺在宿舍的铁床上，他苦恼地吟出这样的句子：

在一个晚上，我的母亲问我

今天怎么不开心

我说在我的想象中，有一双滑板鞋

与众不同最时尚，跳舞肯定棒

整个城市找遍所有的街，都没有

她说将来会找到的

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

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当笔尖落在被翻烂揉脏的笔记本上时，自己的命运正经由网络这只无形之手拨弄，悄然转变。

网络在短时间内将大量负面评价聚集的同时，它带来的流量也可以迅速将事件主角捧红，这是互联网对世界的讽刺，却也是一部分人眼中的机遇所在。

庞麦郎，恰好是这个荒诞世界中的幸运儿，他创作的《摩的大飙客》在被鬼畜处理后，在论坛中竟小小地红了一把。

或许是这次走红让庞麦郎尝到了甜头，几个月后，他带着自己的3首曲子走进某公司音乐艺人的选拔现场。

在年轻时髦的歌手中间，这个带着浓重陕西口音的青年显得格格不入，他目光躲闪，身上还散发着从KTV带来的烟酒味儿和汗味儿。

庞麦郎坐在角落，一言不发。他觉察到了其他候选人神色中的异样。然而，从一片嫌恶的目光里，这个自卑的男孩却看到了音乐总监眼中的希冀。

心思简单的他以为总监眼中的闪光出于是对自己的才华欣赏，可惜事实却是，公司希望能够通过打造一个另类歌手，狠狠地捞上一笔，庞麦郎这个单纯的怪诞青年，正是一个完美人选。

“先用独立音乐人的形式推出他，第二步用自媒体推广，第三步是全网铺......”

短短2个月时间，在幕后推手的帮助下，庞麦郎得到了他梦中所期望的一切。

当时，在音乐软件上输入“庞”字时，首先出现的便是庞麦郎的名字；

人们走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那句魔性的“摩擦摩擦，在光滑的地上摩擦”；

在一档综艺中，大热歌手华晨宇选取《我的滑板鞋》作为迎战对手的曲目；

导演贾樟柯为这首曲子流过眼泪，还有知名乐评人说：“从音乐中可以听出自己少年时的梦想与遗憾，庞麦郎着实是一个幸运儿，他找到了自己梦想中的那双‘滑板鞋’”......

只可惜，美梦易碎。成名7个月后，一篇题为《惊惶庞麦郎》的文章横空出世，这个带几分中外混合意味的名字，再次以刷屏之势占领了朋友圈，只不过这一次讨论，为庞麦郎带来的流量不会让他再次爆红，只会将他推向毁灭的深渊。

文章一层层地揭穿了这位“知名音乐人”在众人面前精心营造的形象：他名叫庞明涛而非约瑟翰·庞麦郎，来自陕西汉中而非台湾基隆，生于1979年而非90后，他背后的商业运营团队也随之浮出水面......

“人红是非多”，庞麦郎用这句话来为自己解围。

因为在他心里，每个大明星都要经历过被“人肉”和被“扒皮”的过程，对自己而言，也同样如此。在接受采访时，庞麦郎懊恼地说：“我火了成了肥肉，哪个都想来割一刀。”

可惜现实比庞麦郎的设想更加残忍，他这块肥肉的保质期只有短短几个月。

在第一场商业演出还未来得及筹备时，约瑟翰·庞麦郎这个名字，早已在当代人快速更迭的遗忘周期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他本人，却还沉浸在那个由网络和商业吹起的泡沫中，盼望着自己登台亮相时，会迎来满场热烈欢呼。

喜新厌旧，是人类与互联网的共性。旧的明星被遗忘，意味着新的明星已经升起。

2015年年初，《我的滑板鞋》余温尚在，一首名为《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歌完成了它的强势登陆，迅速占领各类社交媒介，大胆的文字与脑瘫女诗人形成的强烈反差再一次挑起话题，将住在湖北小村里的作者余秀华推到公众面前。

舆论不会放过这个极具话题性的女人，宁静的山村因为余秀华而终日车马喧。

每一个到来的人都在全力探寻女诗人生活的每一丝细节，从她小院里的阳光，到她打字的旧笔记本电脑，再到她残疾的双腿，以及她那从不露出笑容的丈夫。

余秀华的过往被扒了个底朝天。

人们纷纷感叹，这样一个女人走到今天，实属不易。

1976年，余秀华出生于湖北钟祥的小村中。因倒产而患上的脑瘫，使得她徒有自由的思想，却无法拥有自由的人生。

好在这位不幸的女子热爱文学，热爱阅读。无人陪伴时，她便在书籍与幻想中构筑自己的一方天地。

苦难的生活，在浪漫的余秀华心中自然流淌成诗。生活关上了一扇门，却也为这个残疾的女孩留了一扇窗，在诗歌中，余秀华重拾尊严与自信，也在其中寻回几分自由与梦想。

只是，余秀华无忧的日子仅仅过到高中毕业，残疾的身体让她再也无力走出封闭的村庄，19岁的她“在非自由恋爱下结婚”，嫁给了一个大她几岁的农民。

她想谈诗，想谈风花雪月，而丈夫却大字不识，只关心柴米油盐。吟风诵月的女孩，被拽回到鸡毛蒜皮的现实生活，随着孩子的出生，余秀华彻底被生活琐事禁锢。

诗歌，渐渐成为她唯一的情感寄托。做完饭，干完活儿，在空闲的时间里，余秀华便顶着丈夫的冷眼写上几句。

看着院中光影，她会写“阳光退出院子，退得那么慢。其间还有多次停顿，如同一种哽咽”；当雪覆盖大地，她也会写“雪下不下来都阻挡不了我的白， 我白不白都掩饰不了一生的荒唐”。

透过诗，她写尽了自己的苦楚；经过磨难，她对世事也看得通透。

因此当余秀华成名，被任命为钟祥市作协副主席后，她说：“作协副主席只是一个虚名，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而上天也分外眷顾这位苦命却仍旧诗意的女人，让她借着成名的流量，顺势实现了自己的诗集梦。

那本早已送至出版社的诗集，在《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刷爆朋友圈的第10天后，出版社领导终于做出了刊印的决定。

领导拍板的那天，是可以写进中国出版史的疯狂一日：出版社经过熬夜作战，于次日上午在各大网站发起余秀华新书《摇摇晃晃的人间》的预售，随后，编辑连夜看稿，设计师连夜设计，印刷厂连夜赶工，一周之后，余秀华的诗集开始入库发售。

不出所料，诗集大卖，这位乡村女诗人拿到了人生第一笔版税收入，在款项到账的第一时间，她用其中的20万元，与丈夫离了婚。

她依靠诗歌完成了精神的独立与生活的自立，无需再忍受荒芜又无爱的婚姻，也不必拖着残疾的躯体操劳家中琐事。

她终于有机会出席诗歌研讨会，登上央视《朗读者》的舞台，与追随者谈诗词与人生，从前她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切，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红人效应不断发酵，名与利向这位农村女诗人源源不断地涌来。

2017年，从前只能在各类盛大晚会中做观众的农民余秀华，登上了象征中国网红经济重大转折的第一届“网红春晚”，并获得年度网红诗人提名。

新一批追随者再次涌入余秀华的社交主页，询问如何才能让诗歌改变生活，如何才能成名。

余秀华直接回应：“不要企图借诗歌来改变生活，想要靠诗成功成名，动机一开始就错了。”

的确，在成名前，余秀华写诗是为了化解心理与身体上的痛苦。只是如今，被捧上神坛的她，不再需要靠诗歌愈疗，心境也不复从前。

她说：“我感觉最近的自己开始变得玩世不恭。诗歌的水平也有所退步，不过只退了一点点。”

有人欣赏她的真实，而更多人却清楚地感觉到，余秀华的语言日渐变得草率粗鄙。

余秀华粗鄙地与意见相左的读者对骂：“滚蛋，巨婴，问候你家十八代祖宗”，当向王法（中国诗歌流派网副主编）示爱被拒时，从前下笔只论文学的诗人写出一篇博文，题目是《狗日的王法》......

余秀华早已不再是那个对名利始终保持审慎，会担忧“命运不知道把我往哪儿推，会不会忽然间摔下来粉身碎骨”的清醒者。

在名利面前，余秀华变了。有网友发问：“难道成名的草根人物，注定会变质吗？”

对于这个问题，住在距离余秀华旧居1200公里外城中村的范雨素，用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了一个否定的回答。

继《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刷爆朋友圈2年后，一篇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为开篇的文章，让范雨素成为热议话题。

她与余秀华一样，生在农村，同样热爱文学。某种意义上，范雨素比余秀华要幸运，因为她有一副健全的体魄，让她得以在20岁那年，摆脱在乡下坐井观天的枯燥日子，去北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年轻的范雨素在繁华的北京蹉跎两年，却始终没有看到理想的火苗，便和一个东北人结婚，草草地把自己嫁了。

在结婚后的短短五六年时间里，她生了两个女儿，家里的开销骤然增加。而孩子父亲的生意却越做越差，每天酗酒打人。

实在受不了家暴的范雨素，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襄阳求助，让她心寒的是丈夫并没有去找她们母女，并且再无音信。

后来，她听说，那个男人从满洲里去了俄罗斯，大概早已醉倒在莫斯科街头。

生活还要继续，女儿稍大些后，范雨素重新回到北京，做起育儿嫂的工作。

她还捡起放下许久的书本，并开始提笔写作。

在北京打工的日子里，范雨素写出了10万字的手稿，其中都是关于她家庭的故事。

某日，这位育儿嫂心血来潮，将故事的一部分重新整理，以《我是范雨素》为题，向公众号“正午故事”投了稿。

本是一次随意的投稿，文章却出人意料地火了。

媒体毫无悬念地又一次涌来，面对长枪短炮，范雨素感到茫然，她问记者：“我怎么会出名啊，就凭一篇文章怎么会出名啊？”

记者没有给她答案。

在送走那一批记者后，范雨素逃走了，她换了住处，对外宣称自己已经躲进深山老林，并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与商业合作。

有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余秀华的成功之路，范雨素完全可以复制，名气可以改善她的生活状况，无需再在北京苦苦漂泊，靠体力劳动谋生。

只是这位在生活的苦难中淬炼几十载，又读过许多书的女人，远比坐在轮椅上幻想世界的诗人余秀华要清醒得多，她拒绝成为网红。

因为在范雨素看来，网红就是被消费的对象：

范雨素在用一切行动同流量抗争着，她继续做育儿嫂，仍旧去潘家园淘旧书，依然在城中村吃着6块钱一份的盒饭，在8平米大的出租屋中晒太阳、写书。

毫无疑问，范雨素的选择，是明智的。某财经媒体曾经做出如此评论：

就如走红于2019年初春的“流浪大师”沈巍。

最初，一名抖音博主在偶然间与沈巍相识，他折服于对方的学识与精神，便把沈巍对历史和时事的评说与见解，拍成了系列小视频。

几个月时间，这些视频火了，人人都知道，在上海有一位大师在流浪，他虽然形貌不扬，却满腹经纶，谦逊而清醒，公众奉他为贤人。

大批追随者蜂拥而至，都想一睹大师风采，不堪其扰的沈巍为躲避公众，选择了消失。

然而当众人都以为沈巍为保持生活平静，不会再回到公众视线中时。这位知名“流浪汉”却摇身一变，成为某平台的“当家网红”。

据沈巍本人透露，一个月直播的打赏收入有二三十万，给平台分成之后，自己可以净入十几万，计划把钱攒起来，以便购房。

这一消息似乎“伤害”了一众网友，他们纷纷脱粉。即使沈巍在直播中的言论仍不失从前的精彩水准，从前吹捧他的人们却纷纷留言道：“原来流浪大师也不过是个愿为利益折腰的小丑罢了。”

然而事实上，沈巍的流浪人设不过是网友一厢情愿地臆断。

在某次采访中，沈巍无奈地说：“ 我从没说过自己喜欢流浪、喜欢捡垃圾，我是被逼的，有房子住谁不愿意？”

毫无疑问，对大众来说，“流浪大师”的人设崩了。只是，在当今的网络世界，崩塌的向来不是人设，而是人心。

沈巍爆红期间，曾认过一个干儿子，刘小飞。

“他是第一个说要确保我安全的人。”

沈巍被这个年轻人感动，后来的日子里，他一直把刘小飞带在身边，从上海到新疆。他也时常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直播间里，为义子站台。

他常对人说，半年来仅有两样收获：宠辱不惊的态度，以及干儿子刘小飞。

其实宠辱不惊的态度，在前半生的生活挣扎中，沈巍早已具备，而这个年轻人却是他在人生后半途奋力抓住的“真情”。

然而当外界对沈巍的谩骂愈演愈烈时，刘小飞选择离开。临行前，他给了沈巍一个拥抱，那是中秋节的夜晚。

“这辈子从来没人这样抱过我。”那一晚沈巍在大街上直播，反复地慨叹：“我对情好贪啊，只要得到了，就不舍得丢掉。”

据后来曾与他一同吃过饭的记者描述，义子走后很久，沈巍的手机屏保，仍旧是刘小飞的直播截屏。

“你会换吗？”记者问他。

沈巍摇摇头：“一辈子。一辈子也不会换的。”他认下这个干儿子时，曾希望做个真正的父亲。

他始终不愿承认，刘小飞也不过是当时围绕在身边，动机各异人群中的一员。

沈巍的悲哀，绝非孤例。

对于那些一夜爆红的草根，从前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挣扎，心头热爱是照亮人生的灯火。

然而当资本介入，媒体涌入，那些纯粹热爱俨然成为商家盈利的法宝，他们在草莽间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猎奇围观的对象。

他们的的确确火了，关注度为他们带来名与利，给了他们一条脱离原本生活困境的捷径，但从根本上讲，这群对生命带着美好憧憬的草根人物，终究还是沦为了网络时代的快销品。

当红利期过去，再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他们的名字时，得到的结果总会让我们倍感无奈。

去年，朱之文又给家中装上一扇新铁门，并在顶端焊了39根长铁钉。门头上钉着警告：“私人住宅严禁闯入，攀爬危险后果自负。”

加上装了监控摄像头的那扇门，朱之文的院子现在被4扇门把守。

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冒险爬上大门，穿过铁钉，扑通一声跳到他的院子里。这样的声响不止一次出现，有时发生在半夜。

只因不知从何时起，这个普通农民的家成了一个不需要花钱的景点，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便有人前来砸门：“大衣哥，我们代表全国人民来看你。”“大衣哥，我们从几千公里之外赶来看你，你可不能不见！”敲门声、喊声此起彼伏。

朱之文心软，不愿让人白跑一趟，可大门一开，杂七杂八的人就挤满了院子。他们挤垮了整齐的篱笆墙，踏平了朱之文辛辛苦苦种下的菜。

从前涌入的人都是慕名而来的外乡人，可当抖音兴起，朱之文变成了村民们发财致富的摇钱树，朱之文的小院里又挤进了不少邻居。

这些用镜头对准朱之文的乡里乡亲，有7岁的小孩，也有74岁的老头。

对他们而言，眼前这个会唱歌的农民早已看腻，但随手拍几条朱之文的短视频便能拿到几百元的好事，他们不会错过。

那些日子，朱之文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人尾随。但他不敢拒绝，也不敢摆出任何脸色，因为那样会被说耍大牌和架子大。

最悲哀的是，他看着自己朴实的妻子也开始加入直播大军，成了拍视频最积极的那个人。

这些年，旁观者们不断在发问：“朱之文变了吗？”

比起与他一同成名，却渐渐脱离农民身份的草根，朱之文似乎从没变过。他还住在朱楼村的土房里，种地、收获、捐款、借钱。

成名后的他在世间百态中碰撞，其中冲突在媒体一次次报道中被不断加强，而“草根”标签也在其中被构建强化。

但爆红9年，被名利“绑架”的他，显然丧失了回归从前清净日子的权利。

与其拒绝，不如迎合。

被流量“轰击”后的朱之文自己也搞起直播，他在院里扎起玉米墙和茅草谷仓，因为“这样拍出来视频好看”。

祝贺某某厂家开业大吉，或是促销某农产品的广告视频，朱之文每天都会拍上三四条。

人们接受他的改变，对此也鲜少批评。然而当朱之文说出“说实话，我现在已经不享受唱歌这件事了”的时候，不知道大众是否还会与这位农民歌手发生共情。

当朱之文用他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出这句话时，在记者面前用力地捶着自己的胸口：

“我的心在流血啊。”

如果说是爆红冲垮了朱之文的生活，庞麦郎则恰好与之相反。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自己究竟为什么再也红不了。

从2016年至今，庞麦郎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各地进行着LIVEHOUSE巡演，最近的一场，台下的观众只有17人，门票收入1500元。

演出当天，他卡着时间冲上舞台，用依旧浓重的陕西口音向大家问好，紧接着唱起第一首歌：

“我不喜欢的声音，我不想再释放。我不想要的卑微，我不想再承受。”

不成调的歌声中，带着些许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悲凉。

只是这一次，现实不会像从前一般再如他所愿，因恰好暗合大众审丑需求而爆红的庞麦郎，再无能力让自己的路走得更远，他不想要的卑微，注定将继续如影随形。

事实上，在成名的5年中，庞麦郎除了发型，其他什么都没变过。

已经30多岁的他固守着小镇上看过的那一方世界。在他心里，小镇之外，处处是危险与陷阱。

或许因为与最初的合伙人都已走散，除去经纪人，再也无人陪他面对如今的惨淡景象，在一次酒后庞麦郎说，那些曾经帮助他一炮而红的人，其实都是坏蛋。

因此当《中国有嘻哈》发来邀请时，他拒绝了；第二季中国新歌声的机会他也拒绝了；还有《奇葩说》抛来的橄榄枝，都被他拒绝了。

他一直困在自己构筑的美丽梦境中无法自拔，喜欢重复吟唱着那句“时间，时间会给我答案”。

其实，时间早已给出了最直白的答案，只是这个从前一无所有却骤然爆红的青年，从来不愿睁眼去看。

同样囿于自己世界的人，还有余秀华。成名这些年，她变得不可一世。

最近，网上关于她的消息，是毫无文人体面可言的“性解唐诗”事件。

这位诗人竟然将“白日依山尽”等千古名句做出低俗下流之极的解读，有读者戏称：“余秀华的诗，一言以蔽之：一路太阳高照，挟欲而奔。”

当网友劝她收敛时，余秀华回复：“我写了那么多好的诗歌，谁灭得了我啊。”

旁人为她羞愧，也替她惋惜。刚刚成名时被誉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的余秀华，人设走向崩塌。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压死余秀华的绝对不是“唐诗事件”这最后一根稻草。反倒是成名后，众人的吹捧让这个女人的恃才傲物以及对诗歌与文化的蔑视无限放大，最终将他们心中的“偶像”彻底葬送。

似乎只有在爆红后立刻消失的范雨素，才是名利洪流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在成名一年后，鲜少接受专访的她与《文摘报》记者就如今的生活状态做了一次深谈。

诸多回答中，最令人深思的，是范雨素关于名利给生活带来变化的叙述：

这篇报道的标题，被定为《我还是范雨素》。

范雨素还没有被改变，对这个浮躁的社会而言，或许是一种安慰。

这位育儿嫂让我们重新相信，这世上仍旧有些珍贵的东西可以被固守，例如知识，例如书本，它们不会被名利改变。

如今，一夜爆红的事件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随着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发展，成为网络红人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

现在的主播们，不需要像余秀华、范雨素一样笔耕不辍，不需要像“流浪大师”那样风餐露宿，侃侃而谈，也不需要像朱之文一样引吭高歌。

他们只需要像庞麦郎那样，在屏幕前树立一个另类的形象，便有了成名的机会。

据北京青年报、楚天都市报报道，54%的95后、00后最向往的职业，是网红。

年轻人们渴望在一夜之间走进公众的视野，通过种种手段收获一群追随者，从而让流量为自己带来名气与大笔金钱。

然而，这些少年少女只看到红人的光鲜，却从未想过，时代大幕拉开，会有多少人在这绚烂的舞台上来来去去，但其中多数，都是连名字都无法留下的小角色。只有被上天选中的幸运儿，能得到名，或谋到利。

可当盛大的狂欢落幕，从聚光灯熄灭的那一刻起，不同来路，不同的选择，也会把那些幸运儿送往不同的命运终局。

有些人，幸运地在爆红与平凡中找到了微妙的平衡，只是在享受着持续名气带来的红利同时，却也不得不面对其带来的种种困扰；

还有些人，被虚无的追捧冲昏了头脑，登高跌重，最终在舆论的湍流中溺水而亡；

极少数清醒者，明白名气不过身外物，能够侥幸在由爆红卷起的风暴中，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更多的人境遇，会让人想起这首诗：

社会需要焦点，他们便被大众簇拥着捧到台前，新鲜感过后，人们又涌向下一个热点，徒留这群昔日主角在满地狼藉中间。

如此局面，我们不妨化用股神巴菲特的名言：“等到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

只不过对于这群草根，汹涌的潮水，是社交媒介突然带来的名气与资本，而泳衣和底裤，则是成名前，生活与阅历在他们心中铺就的生命底色。

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名利场走一遭，不过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