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论弘化第一人——牟融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佛教作为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与本土中国文化是完全异质的两种文化形态。因此，在其初传之时，中国人对佛教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在当时人看来，佛教与中国本有的黄老之术相似。比如汉昭帝在给楚王刘英的诏书中称说：“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浮屠与黄老相提并论，当时的一些佛教徒也称其教为佛道、道术。而在此时，作为士大夫的牟融竭力维护佛教立场写了《理惑论》，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佛教的论著。

牟融。东汉苍梧（今广西苍州）人，或云融，或云子融，史书上称牟子。少时博学多闻，首孝悌，乡里闻名，乡人聘为教授，讲习《大夏侯尚书》，生活在灵帝、献帝之际，朝政腐败，政权倾覆，战乱纷飞，为避战乱，便奉母于交趾。到二十六岁，战乱稍息，又奉母返归故里。太守知牟融之能，欲聘为府吏，因喘息未定，辞而不就。后母殡天，出任丰县令。永平五年（公元62年）经司徒范迁推荐，任司隶校尉。八年代包咸为大鸿胪，后历任大司农、大司寇，灵帝即位，代赵熹为太尉与之同参尚书令决政之事。

牟融不仅对各家学派有造诣，而且对佛教尤有研究。居苍梧、交趾之时，著有《理惑论》，提出“神不灭论”，这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广的影响。他在论中写道： “魂神固不灭矣，但自身朽烂耳。”又进一步地讲“身譬如五谷之根叶，魂神如五谷之种实，根叶生必当死，种实其有终亡，得到身灭耳”。尽管有些理论与佛教教义不相吻合，但在佛教初传时，能有这番见解，在那认识纷乱之中，却起到纠弊的作用，故佛典讲：“约当灵献之季，著有《理惑论》，以正世人邪弊。为我国著论弘化第一人。”

官为都尉 译经超人——安玄

东汉末年安玄，安息国（今伊朗）人。获知身为太子的安世高，到中土出家为僧，安玄便在桓帝登位的当年，即建和元年（147），到洛阳佛寺翻译佛经。后安玄受灵帝信任，因功官拜骑都尉，世人称都尉玄。

都尉安玄，本是西土之人，来华本意不在官场，而在于弘扬佛法，只不过是借官场之阶梯而达到弘法之目的。来华之始，学道于安世高，深得佛法奥义，并结识了安世高的高徒华人严佛调。严随师出家之后，先是跟师译经，渐诵梵语，且解禅法，遨游性海，亲证玄意。之后，独立从事翻译，注疏佛典成为东土注疏之祖。安玄遂于光和四年（181）辞官避世，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等。所译经籍，均皆符合佛意，译语精当，时人称说安玄译的经典，后人难于超越。

七步诗人归何处 梵呗之音始于斯——曹植

无论史书与小说（如三国演义）都曾讲到三国时，曹操之子曹丕继承王位之后，很忌曹植的才能，意欲加害，曾令七步作诗，若成则活，不然便死。曹植刚举六步，即咏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煮豆燃豆萁为喻，讽其兄，手足相残之毒。曹丕不食其言，植乃活命。故后人则将手足相残的事以此诗作比方。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三子，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魏国文学家。幼聪慧能文，十岁撰赋，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深受曹操宠爱，曾欲立为太子。及长，洒脱好饮，风流自赏，自以为文武兼具，被封为临淄侯，常言以己之才能使天下大治，遂招失宠。公元220年曹丕继位更忌其才，令七步作诗，虽未杀身，然终身不用。植便狂歌饮酒，乐近女色，引发疾病而卒。

曹植博通经史，又谙释典，兼通音律。特别是失宠之后，纵情山水，讴歌咏唱，乐近缁衣，并与高僧酬唱咏和。据传，曹植曾尝游渔山，忽闻天上有咏唱之音，曹植深感音乐奇妙，心旷神怡，于是和其节拍，记于竹帛，教人咏唱，很快一传十，十传百，和唱者众。这就引起黄冠之流的非议，诬说这是曹植捏造以欺世。其实黄冠之流根本不知道佛法有不可思议功德，而以己所不知去诬人之所知，真是大谬矣。自曹植传出这梵呗之后，称之谓渔山梵呗。

封疆大吏 见佛放光——陶侃

陶侃（259-334），字士衡，东晋庐江浔阳（今湖北黄梅）人。早年丧父，刻苦攻读，后任县吏。志洁高尚，为张华、顾荣器重，先后参与镇压张昌、杜弢起义，征讨陈敏割据势力，功高盖主，王敦忌妒，除为广州刺史。王敦乱平，以征西大将军还兵镇守荆州。咸和三年（328）应温峤固请奉为主帅，平定苏峻、祖约之乱，内任侍中、太尉，都督荆州、交州军事。为政慎密，勤于职守，励人惜时，清誉当世，事迹誉于国中，传于后世。

陶侃初对佛法不十分信任，在任广州刺史时，经常夜梦五台山众僧跟从乞食。陶侃不以为意，及至在南海建筑旗坛之时，渔人经常看见海滨流光数丈，经日不绝，往告陶侃。侃即派人打捞，不多时，便从海底捞起一座金佛像，抬上船。见金像座下刻有铭文，称是阿育王所造的文殊菩萨像。陶侃读梵书，梵书曰：“昔阿育王统阎浮，敩鬼王制狱，悲残酷毒不堪。文殊菩萨乃在汤镬之中现身，火灭汤冷，生青莲华。地狱吏卒告诉阿育王，王心感悟，即日毁狱，造八万四千塔，并文殊菩萨之像，散步天下，这一尊乃是其中之一”。

陶侃观此瑞祥，便倾心佛法，将文殊金像安置在武昌寒溪寺，后欲迁荆州，即令一百民夫都不能移动，遂打消此一念头。后东林寺慧远大师驻锡庐山，请迎供养，

陶侃应允。派人起请，举止飘然，运行之中，乃无艰难险阻，如此之灵感，唯是因人而已矣。即是说，陶侃有缘方获海底文殊菩萨金像，慧远有德才能有幸供养神圣之文殊像。所以，当时有谚语云：“陶唯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乎遥遥。”

文士学佛 以诗弘法——孙绰

东晋文士孙绰（314-371），字兴公，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博学能文，放情山水，隐而不仕，后屡徵始出，任著作佐郎。后为庾亮、殷浩、王羲之等引为参军长史，转任廷尉卿。永和十二年（356）桓温北伐，收复洛阳，疏请东晋迁都。过江东后居住会稽，此时孙绰已无心官场，喜游山水，是东晋士族中很有影响的名士。孙绰素信佛法，因之对佛教的弘传影响很大。

孙绰喜与名僧交往，并写了许多称赞的诗词，尽管别人有微词，他仍置之度外。当时名僧有竺道潜，支遁等都是孙绰的至交好友，除讨论佛法外，还诵讽作诗，著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诗文。其中《喻道论》，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佛教、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僧徒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这些问题，在当时来看很重要，因为关系到佛教在中国能否扎根的问题，许多排佛者都借孝道来反对佛教，说佛教反对孝道，有违人伦。他认为佛教教义高深，超过儒教学说，世人只是囿于传统学说，而不认识佛教的高明。他认为佛所说的“道”，是超时空的宇宙主宰，无时不在监督众生的行为，根据人的表现而惩恶扬善。同时，又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二者是一回事，都着重内心教化，目的是治理天下。他认为。出家修行是比儒家更高的孝道，不单是在生活饮食上礼敬父母，更在于能出离生死，并将释迦牟尼修行、传教、后又返国探亲的行为，看作是无上的孝道。孙绰这些“三教一致”的观点，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宰相诵经 终身不倦——何充

东晋之时，有一民谣曰：“二郗谄于道，二何侫于佛”。 二郗指郗超、郗愔兄弟；二何指何充、何准兄弟。

何充（292-346）东晋大臣，字次道，庐江潜（今安徽霞山东北）人。何充一生好佛，虽身在宦海，不落于俗。初任王敦椽属，后任会稽内史。在郡有政声，招贤纳士，荐举贤良虞喜。虞喜后成为天文学家，钻研天文历算，首次发现岁差，观测出每50念冬至点西退一度，为后世制定精确历法创造条件。晚年推荐褚裒、桓温参政，亦不失其所举。成帝时（337）出任宰相，永和初（345）辅佐幼主，凡所迁用，皆以功臣为先。何充虽无奇能治世，而尊王攘夷，以礼统率百僚，东晋为之一度安稳，何充功不可磨。

何充心性雍和，笃信佛法，喜读佛典，崇修寺宇，虽靡费巨亿，也不以为惜。比如东晋时南方有很多有名望的比丘尼，像明感、昙备、道仪、道容、妙音等，在佛法弘传上很是活跃。康明感在永和四年（348）与楚湛等十人过江投奔何充，何充便在建康为她们建造了建福寺，成为建康第一座尼寺。同时何充还乐于助人，扶危济困，亲友们贫困时，向他借贷，分文不与，而却把巨大钱财用以施舍僧侣。何充之弟何准乃是穆帝何皇后的父亲，也是尚节寡欲。持佛净戒，日诵佛经，不问世务。故当世人唱出开卷的两句民谣。

举家奉佛 三世将相——王导

王导（276-339），字茂弘，是琅牙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不但有才学，而且很有政治军事才能，出任之后，参赞琅牙王司马睿军务，任安东司马。司马睿初为安东将军出镇建邺（今江苏南京）时王导为之出谋划策，联合南北士族，拥睿为帝，建立了东晋政权。王导自然功高，官拜宰辅，总揽朝政，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虽身为丞相，但信奉佛法，好与僧结交，特别是对西域来华高僧帛尸梨密多罗十分器重。据载：帛师“天资高朗，风神超迈，王导见而奇之曰：吾辈之徒也。由是名显，贤达争与缔交。”那时江东未有咒法，乃译《孔雀王经》、明诸神咒，又叫弟子觅历高扬梵呗之法，传响迄今不绝。王导学佛荫被子嗣，三代荣昌。

王导之子王珣，字元琳，在父王导的影响下，自幼就喜爱佛教，故又名法护。弱冠之时，出类拔萃，即为大将桓温特别器重。初任桓温府椽，参与军政，每谋必果。桓温成为晋昭帝东床驸马之后，权势日重，桓温毫无顾忌，推心置腹地推荐王珣，由是不断得到升迁。东晋孝武帝即位后，更加信任王珣，晋升为尚书右仆射，卒后进号为献穆。

王珣身为丞相，特好佛学，曾从师提婆学《毗昙经》。同时，有喜与僧人交游论道，便把虎丘一座华宅施舍给佛门作为精舍，即就是后来的灵岩寺，召集大德在此译经，一时成为江南译经经法之所。

王导的另外两个儿子，也是喜爱佛教。一个儿子叫王洽，曾跟名僧支遁学《即色游玄论》；另一个儿子王珉跟从提婆学《毗昙经》。

王导的孙子王谧，由于世代奉佛，传至谧时，谧更加精道。王谧有才干，思维睿敏，深受宰官桓玄器重。桓因沙门不敬王者而憎恶，谧与桓玄一起讨论“心无义”，以宽缓对佛教的隔阂。每有所疑，或亲诣高僧之所听教，或致书许多询问，比如致书鸠摩罗什，“问涅槃有神不、问天度权实、问清净国、问佛成道何时、问般若法、问般若知、问般若事实相智、问佛慧、问菩萨发意成佛”等等。

王导一家世代奉佛，三世为相，世所稀有。

宰官建庙 上流第一 —— 恒冲

东晋大将桓冲（328-384），字幼子，小字买德郎，乃大将桓温之弟，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出身将门，自幼习武就文，文才武略兼备。及壮之后，随兄桓温从军征伐，骁勇善战，颇受依重，初任江州刺史。公元三七三年，桓温三次北伐失利，擅弄朝政，意欲受禅自立，未遂病死。于是任中军将军，都督扬、江、豫三州军事，扬、豫二州刺史。桓冲与兄桓温秉性迥异，他之为官高风亮节，忠贞不二，比如谢安执政之后，自解扬州刺史之职，与谢安共辅晋室，又后迁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

桓冲，虽为大将，成为宰相，然他宿信佛法。除自阅经藏之外，还拜佛图澄大弟子道安为师，军政之暇，总是邀道安到衙相聚，以师事之，参问法要。道安因势利导，遂使桓充成为一代大护法，将军护法，是时首推桓冲，在江南影响是非常之大。不仅如此，桓冲还意欲在襄阳建造名刹，但需高僧监造。指名请道安座下戒行第一、淹通三藏的得意弟子昙冀董其事，宝刹造成名“上明寺”。数载建成，宝阁连云，僧房万间，规模之大，并世无匹，佛教典籍称上明寺为“上流第一”。

虽有管葛之才 然尤虔诚佛教——殷浩

在东晋之初殷浩，被当世同行之人称为再生的管仲、诸葛亮，文武兼备。

殷浩（？-356），字渊源（或深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弱冠之时即负盛名，好易经老庄之学，喜野游，好结交，尚清谈，为当时名士所推崇。东晋简文帝闻名，召入宫内，常侍左右，成为文帝心腹。官拜建武将军，领扬州刺史。后赵石虎死，受命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率军北伐，但因作战失利，为政敌桓温所不容，借机解职，贬为庶民。

殷浩被解职之前，雄心勃勃，一心以勘定中原为己任。之后，心灰意冷，反观过去，转头成空，过眼云烟，于是避居道东阳信安（属浙江）尽弃所学，尘封易老经籍，潜心钻研佛经。初学《维摩诘经》又学大小品《般若经》。对佛教的概念有不理解的就夹上书签，去向僧人请教。在他的宅府常是名僧聚首之所，谈经论道，屡日不绝。永和年间，安详而卒，并非史书上所说“抑郁而逝”。

太守向道 著书弘法——郗超

东晋郗超（336-337），字景兴，又字嘉宾，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自幼卓尔不群，博学多识，博闻强记，儒士二道皆习。有辩才，好谈论，喜交游，虽在弱冠，已是才绝出众，故被桓温聘为参军，累有升迁任司徒左长史。母亲死，守孝三年，服满任临海太守。

郗超虽文武兼备，然无心仕途，栖心佛教，常与僧人谈经论道。道安曾修书以示钦佩。竺法汰也曾写信讨论“般若本无义”。支遁则认为郗超“为一时之俊甚相知赏”。还与当时名僧如月支僧人支道林过从甚密，助译《方等》、《法华》等经。亲近善知识，如名士谢敷，精通佛典，经常相聚，探讨“论本无意”，往还书函千古珍之。谢敷常年吃斋，注疏《安般守意经》，亲手抄写《首楞严经》，手工绘画无量寿佛像，构思三载方成。对于谢敷虔诚，郗超十分敬重，心仪为师，与之效法。故郗超严持戒律，修习岁月斋，凡临斋之岁月，不临腥荤，不尝鱼肉，不临妻妾，迎中而食，非食不食，既食之后，纵令美味甘香，一复不进，悉心念道，归依三宝。郗超生活年代，战乱频繁，朝政不宁，人事难料，虽如此之世，繁乱之身，坚持修习，不辞辛劳，撰写弘法书籍，著有《奉法要》、《明惑论》、《全生论》、《五戒文》、《东山僧传》等，其中最重要的《奉法要》。

该篇对在家佛教信徒应当奉行的各种佛教信条、戒律、斋法及一些佛教基本教义都作了解释。在修持斋戒方面。能与儒家孝道结合起来阐扬；在道法修炼方面，把儒家慎独与佛教修行看作一回事；以为佛教的善恶因果报应与三世轮回说是儒家天命论的补充；在对儒佛进行调和的同时。又以为般若学与道家玄学是相辅相成的。

参军画佛像 后世作圭臬——顾恺之

顾恺之（34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是东晋杰出的画家，人称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晋陵无锡人。他的父亲顾悦之，先做扬州别驾，后任尚书左丞。他就生活在这样的官僚家庭，自然有优裕的学习条件，所以自幼就打下了文学艺术修养的基础，博学多才，名冠一方。兴宁元年（363）被大将扬州刺史桓温任为参军，参与军务。太和十七年（392）又被孝武帝亲信荆州刺史殷仲堪任为参军，并为殷画过肖像，很是传神。后回到扬州，公元405念被任为散骑常侍。

顾恺之所虽身在宦海，只不过作为绘画练习场而已，故他一生官运不亨通，然而他在艺术上却是很有成就的。在任散骑常侍时，结交了诗人谢瞻，常通夜对酌咏诗，故专心到连谢瞻找了替身都未察觉，故被称为“痴绝”。他的“画绝”更是播于朝野。兴宁二年（364），慧力和尚决定在都城建康（现南京）兴建瓦棺寺，向各界筹款，在朝官员和学士都捐了，多少不等，但最多也不过十万 钱的。当筹到顾恺之名下时，他却在功德簿上写了一百万，当时顾还仅二十来岁。众人都以为是吹牛，慧力也怀疑，过一段时间，慧力到府上催款，他胸有成竹地说：“请你在新建庙里为我预备一面墙壁，我欲在那里画画，画好了再说款项问题。”一切妥当之后，顾就搬到那里住下，一月有余，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在那墙上画了一幅维摩诘居士的画像，但没有点眼睛。

和尚不知其意，顾恺之说，三天以后我再来点睛。时间一到，他到画前点了眼睛。这一点，画像立即栩栩如生，神采飞扬，活人一般，呼之欲出，跃然壁上。对着和尚说：“从明天起，可以让人来看壁画，第一天看画者捐资十万，第二天减半，第三天以后随喜功德。”消息传出，很多人各怀心思争先恐后来看。殿门一开，大幅画像容光焕发，使庙宇殿堂富丽堂皇，看画者各阶层都有，络绎不绝，很快就超过百万钱。人们不解其意，便去问他，他说：“四体研蚩，本无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指这眼睛）。”故后世流传一语：“传神写照之壁在于点睛。”现存古画珍品《女史箴图》，相传为真手迹。当时谢安评价说：“盖有生以来，得未尝有之奇才。”

顾恺之不但本人是画坛一绝，即是徒弟亦是上乘手笔。他曾教授河南武阳毛惠恒、毛惠秀（南齐人）兄弟画画，而弟惠秀尤优。毛惠秀善画佛像人物，他按每本经书的大意，作全堂经像，列佛菩萨天人数百，雍穆生动，精细典雅，后世经变之画，尽依此仿效。后毛惠秀在永明年间（南齐武帝萧赜，元年即483）召入内廷封为秘阁史。

太守匡扶名刹——桓伊

净业祖庭东林寺建成，除慧远之力外还得益于桓伊。东晋将领桓伊，字叔夏，小名野王，谯国桎（今安徽宿县）人。自幼熟读经史，博览群书，谙武库，通战略，故被召为诸府参军，后任大司马将军。前秦苻坚强大，受任淮南太守，与秦相拒。因以御敌有方，进督豫州十三郡及扬州江西五郡军事，既而任豫州刺史。“淝水之战”，与谢玄、谢安石等大破秦军，功封永修县侯，进封右军将军。桓冲死，继任江州太守。

桓伊任江州太守时，沙门慧远云游至庐山，伊与慧远交往甚善。慧远率众开讲《涅槃经》，感得山神显灵，资助林木，雷雨劈地。于是对桓伊说：“我慧远在此当弘道，因为自我来此，显现许多瑞相，且徒属很广，来者络绎不绝。然贫道所栖，十分狭小，居处艰难，该怎么办呢？”桓伊闻听之后，十分感动。一方面带头施资，另方面草拟奏章上报朝廷，准立东林寺，成为净业首所名刹，经历千年而不衰。桓伊为政，宽厚仁和，体恤民情，减刑薄赋，万民称善桓又熟谙音乐，善于奏笛，被誉为“江左第一”。

史学家翼护佛子——习凿齿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383），字房威，襄阳（今湖北襄樊）人。少年之时，博学超群，以能文称著。大将军桓温闻其名，召为僚属，累有升迁，而任别驾。后偶尔违背了桓温旨意，出为荥阳太守。习凿齿属文，尤好史学，无论常居和任所，注意收集史料，故在荥阳上任不久，就上表辞谢，归住老家襄阳，悉心研撰史籍。著有《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记东汉至西晋史事。书中叙三国历史以蜀汉为正统，魏为篡逆。《全晋文》乃晋朝佚文专集。又撰《襄阳耆旧传》。这些史籍，皆为裴松执著《三国志》所取材。

习凿齿辞归襄阳之时，引为战乱缘故，当时著名缁衣佛图澄之大弟子道安，在北方传教多年，不得已率众徒自陆浑迁至襄阳。但到达襄阳之后，并不如愿，屡遭地方势力的排挤骚扰，此时赋闲在襄阳而专著史籍的习凿齿，多方翼护和接济，道安方得稳便。是时，前秦苻坚势力强大，本对襄阳虎视眈眈，又听说佛图澄大弟子道安和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更加强了发兵襄阳的决心。太元11年（383），苻坚发兵南下攻打襄阳之时，放言说：“我发兵襄阳只为一个半人而来，即是道安和习凿齿（因习凿齿是个俗人，只能算半个）。”苻坚攻陷襄阳之后，寻觅到道安和习凿齿，一并迎入长安，以礼相待，视为上宾。后习凿齿以足疾请还，不久，谢安指挥北伐，襄邓二州恢复，晋庭欲以国史职事委任，但习已亡矣。

宰官家宅 悉舍佛门——王坦之

王坦之（330-375），太原晋阳人，字文度。出身世族之家，自幼饱读诗书，一者家庭清贵，二者本人才情超绝，弱冠之年，便名声大显，吸引权贵慕名录用。出仕之后，初与郗超并为大将桓温参军。郗超也是一位喜交游、擅谈论、信佛教、精佛理的人二人常是政务之暇切磋佛理。坦之以佛理处理时事，累有政绩，步步升迁，后官拜中书令兼徐、兖都督，即既当宰相，又领军事，爵封兰田侯。桓温死与谢安（字安石）同辅朝政，卒号为献。

王坦之，在家致孝，兄友弟恭，为人宽厚仁慈，深信佛法，深通般若。为政之时常邀高僧探讨佛理，与学佛之同僚共论佛法佛理。其母亲卒后，便把家宅悉数舍与佛门，遂使信奉佛法者剧增。

太守疏注净经——谢举

谢举，字言扬，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南安士族。其祖父谢安石。少为王导赏识，后寓居会稽，与名士王羲之和名僧支遁交往旅游。屡辞朝廷征召，年逾四十方出仕为官，历任尚书仆射、中书监、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官至司徒。通兵法，太元八年（383），前秦苻坚大举南下，朝野震恐，他沉着指挥，出奇制胜，取得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大捷”。谢安石喜好佛教，归依三宝，精通佛旨，影响后世子孙，其孙谢举，在佛学上更胜一筹。

谢举，幼聪慧好学，博览群籍，尤好佛学，年虽少，却名誉宿彰。后虽出仕为官，然却用佛教饶益有情为务，淡泊致心，勤勉治政，教化有方，官声大震，由秘书郎，右迁晋陵太守。太清中（547）位至尚书令。他身在宦海，心在佛门，利在黎庶，一生信奉佛法，弘扬佛法。尤专心净业经籍的钻研。而为净业经籍作注疏，使很多人上自大夫，下至黎庶，参修净业。在任太守时，屡次请高僧演说净业殊胜之法，四众云集，列席听讲，每逾千人。居士何點兄弟，乃当时之名士，亦自远方赶来听讲，时皆称此法会为盛会。

太守校订《涅槃经》——谢灵运

谢灵运乃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文人，诗仙李白都非常羡慕效法，如在《梦游天姥咏留别》中曾讲：“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之语。

谢灵运（385-432），系东晋阳夏人，谢举之子，谢玄之孙，荫袭封为康乐公，自幼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名冠乡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兼工字画，诗文之美，江左第一。曾出仕为官，任过太尉参军，后任永嘉太守，但自恃才赋，孤傲矜夸，直言招妒，而自却不知。性格豪放，寄情山水，傲视权贵，后被贬官到广州，又有奸人诬其谋叛，晋文帝也嫉妒谢灵运的才名，遂于元嘉十年（433）十一月，无端藉故诛于广州，年仅四十九岁。

谢灵运，自幼归依三宝，喜好佛学，深入经藏，穷究佛理。先前随龙光寺和尚道生游学，膺服道生所讲顿悟之义。后到庐山与当时名僧慧远相会，与同慧远等人，在寺中创莲社集众念佛。后听说和尚慧睿通梵语，前往咨询佛经诸字的读音和所表示的意义。当时《北本涅槃经》初传之时，有因为版本较多，疏注各异，初学之者难认难解，修行困难。便在慧睿的帮助下校订了《大涅槃经》，后世学人有了依据。谢灵运便与东安寺的慧严、莲社的慧观等共同修改订正，现今流通的《南本涅槃经》便是该本。同时还撰有《辩宗论》、《金刚般若经注》、《涅槃经注》等。慧远圆寂之后，谢灵运为之撰写了碑文。

国子博士　著书弘法——周颙

南朝齐周颙（？-485）是音韵学家，字彦伦，汝南安城（今河南正阳）人氏。出身名门，家世显贵，初为刘宋益州主簿，爱成都草堂寺幽静庄严，每自发心仿建，意欲日后静修佛法。是时，宋明帝爱惜周颙才能，常召入内宫密谈，明帝性惨毒好杀戮，颙辄引佛经因果罪福事理以劝慰，明帝好杀之性稍减，不少鲠直之士因之而幸免于难。

后周颙入齐，为长沙王参军、山阴令、中书郎等官。其时，将其钟山宅第，仿草堂而改建，亦名草堂寺，后成为名刹。晚年恒居佛寺静修，不乐尘嚣，杜绝俗事。周颙学贯诸子，对佛教、道教、玄学均颇有研究。又精通声律，永明年间，于著名学者沈约等探究汉字平上去入四声变化，因之而撰著《四声切韵》。同时，撰写了《三总论》，成为后学者之导学读本。

都督讲佛法 众兵悉归依——陆法和

南北朝时候景由北魏投奔梁朝，被梁武帝萧衍封为河南王。太清二年（578）武帝派去攻东魏失利，奔寿春，闻武帝对他有反复，于是勾结觊觎王位的萧正德叛粱。侯亲自围攻粱台城，又派部将进犯江陵。而梁军屡屡战败。这时，隐居江陵沙洲寺院当执役的陆法和，挺身而出，号召僧人和山洞里的土著少数民族奋起反抗，率领义军战于江上。众义军见和尚陆法和身穿缁衣，奋不顾身，身先士卒拼杀敌军，个个义兵意气风发，冲锋陷阵，敌军大败，生擒敌将，确保荆襄的安宁。

陆法和，家世不详。最初隐居江陵沙洲，住在僧舍，给寺院从事杂役，为众和尚瞧不起，或有人呵斥，从来未曾表现出不悦的神情，有见识的僧人议论说：“此人非凡夫可比。”此次侯景部犯境，陆法和所为，正应有识之士的看法。平乱之后，梁元帝萧绎，任陆法和为郢州刺史，都督江北军事，进爵为江乘县公，加赐司徒，真是平步青云。

陆法和虽一步登天，进爵一等，但他归依三宝，从不毁犯，虔心向道，以部曲数千人，悉数受戒为弟子。他以佛法治军，以佛法教化，从不用刑狱，即使违犯军法者均用戒律规范，军队大治。其后西魏寇境，陆法和请战，元帝不允，后元帝败亡。陆法和避芒江北，在得不到梁朝支援情况下乃率众入齐朝。北齐文宣帝高洋遂拜任陆法和为大都督，家赐太尉。但每在朝拜之时，陆法和从不称臣，只云荆山居士。即使平素之时，总是集合大众讲授佛法，从不谈论什么政务，后预知时至，沐浴更衣，端然坐逝。

文学批评家 帮助校佛经——刘勰

《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字批评著述，其作者叫刘勰。

刘勰（465-539），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失怙失恃，家里贫困，不得已，投靠定林寺，由寺院僧侣收养。僧见聪明，教授文化，凡僧所教，他都能记识且领会其意，及长博通内外，善能撰文，尤工吟咏。在寺院受佛教熏习，归依三宝，不杀生，不谋妻室，乐善好施，不积锱铢以肥己。梁武帝闻其名，乃征召为太末县令、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等。为昭明太子萧统及文士沈约所器重。萧统是梁武帝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