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
焦竑为官，淡泊名利，勤于职守，正直无私，直言犯谏，皇帝恶之，上司不乐，借故罢职，返归故里。既罢归，心安理得，潜心悟道，先拜师耿天台、罗近溪研习佛法。随之又笃信李卓吾，力事参究，有所省悟。居家之后，用己所学开导后学，跟从焦竑学习佛法者甚多。晚年修念佛三昧，日持不辍。同时，将修学之悟，奋撰弘法书籍，焚膏继昝，笔耕不辍，比如有《笔乘》、《频林》、《易筌》、《老子要》、《庄子要》、《焦弱侯问答》、《楞严经精解评林》、《楞伽经精解评林》、《法华经精解评林》、《圆觉经精解评林》等，都是数十卷至百卷之巨，这些书刊行于世，为后学提供了方便。
知县率众念佛 却敌护城——黄翼圣
明朝末年太仓黄翼圣，字子羽。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尤喜释教，及长跟从云栖株宏修学佛教，精修净业。后应科考及第后，授新都（今属成都市）县令。
黄翼圣既任县令，勤于政务，体恤民情，深受黎庶拥戴。他虽为一县之长，却无县太爷之尊，恰似缁衣无异。县署大堂，有事是大堂，平时却成为僧堂，县境僧人常来此接受供养，讲经说法，听众缁白满堂。每逢斋僧，亲呈食具，奉斋布施，顶礼膜拜。
是时，崇祯年间，朝政腐败，加之天遭大旱，饥馑之年，农民不断起义。张献忠率众起兵，占据四川，进兵新都，扰害百姓。为避张献忠的侵扰，黄翼圣亲率军民防御守城，千余僧人感黄翼圣之德，相率登城，扬幡击鼓，助防守卫。其僧齐称圣号，威声震天，献忠士卒，不知就里，旋急退去。黄翼圣因而升任吉州知府。
明朝灭亡，黄翼圣亦弃官归里，隐于印溪。闭关精修净业，数年如一日，圣号不断，诵经不辍，人不知其姓氏，只知莲蕊居士。后自知时至，沐浴更衣，面西而坐，奄然而化，世寿64岁，著述有《莲蕊居士诗钞》。
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一段佛缘——郑成功
郑成功，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他是抗清名将和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却鲜为人知他与佛教有一段不解之缘。
郑成功（1624 - 1662），原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又名森，泉州南安人。南明隆武（1645）年间，受唐王朱聿键宠遇，赐姓朱，改名成功，时称“国姓爷”。顺治三年（1646），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遂起兵反清，自称招讨大元帅，以南澳为基地，联合张名振、张湟言等多次在浙闽粤沿海抗击清军。桂王朱由榔政权，封为延平郡王。永历（桂王第一个年号）年间与张湟言联师北伐，白崇明沿江而上，据有四府三州廿四县，一时震动东南；后因未纳湟言建议，孤军深入，又中清军缓兵之计，旋败，退回沿海。整顿军务，加紧训练，蓄备粮草，养精蓄锐，以应时变。
郑成功在与清军作战失利之后，于永历十八年，率部南渡台湾海峡，于鹿耳门（今台南市西北）登陆，在台湾人民支援下，击败、大挫荷兰侵略者。康熙元年 （1662），发动总攻，进攻台湾府城（今台南市），殖民主义头目揆一被迫出降，自此收复了祖国神圣领土——台湾。随后着手建立政权，整顿法纪，安定社会，实行屯军，推广大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台湾经济的发展。郑成功遂成为反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
郑成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但人们不太了解他还是一位与佛教有着深厚渊源的人物。这主要表现在他与隐元禅师的交谊上。隐元禅师，是福建福清市人，廿八岁母亲去世后才剃度出家，成为黄檗宗的重要传人。62岁时，应日本教民的恳请，在郑成功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抵达之日，京都朝野各界人士如云，瞻礼膜拜隐元，连德顺幕府的高级官员也先后归依禅师座下，使黄檗宗在日本扎根传播。现存日本兴福寺郑成功写给隐元的一封信，足见郑成功诚信佛法，修习有省。现将原信录于后：
“得侍法教，顿开悟门，执手未几，忽又言别，唯有临风神想耳。但日国之人虽勤之致请，未知果能十分敬信，使宗风广播乎？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倘能诚信归依我佛，自当驻驾数时，大阐三昧，不然不必淹留风月，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殷勤，不欲大师飞锡他方。所以拨船护送者，亦以日国顶礼诚深，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要之，法雨均沾，龙天实相，弘道诚无分于彼此，审势自不无后先，惟大师慧熠之。其黄檗丛林弟子，自当仗佛力保护，无庸致虑也。盈盈带水，神注徒深，屈指归期，竟知何日？谨启，法驾荣行，本藩不及西辞，至次早闻知，甚然眷恋，愈以失礼为歉，嵩贴回拜，谨即附闻，名单具慎。”
医生学佛 谈笑而逝——崔应魁
清朝初年，北京永平有一位远近闻名的中医，名叫崔应魁，他更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因为他临终之时遍邀知己，与之谈论，在谈笑之中，奄然而逝，人们传为佳话，激励更多的人向往佛道，故崔应魁之名不因医道之名而名也。
崔应魁，累世医业，其父不但习医而且熟文，故崔应魁还在年少之时，蒙受父亲文学、佛学、医道诸业的教诲。其父在临终之时谆谆嘱道：“为人医者，不能当庸医，而要当儒医，更要有医德，否则为人所不耻。”故崔应魁独立门户之后，本着“求医无类”行医。凡有延医者：贫家不弃，富家不捧，贵者不阿，奉资随主人之意，从不强索。若遇瘠贫之家，分文不取；若遇饥馑之年，布施医药，救人无数。到彼求医者，远近都有，常年门庭若市，家里雇了多人烧汤煮饭，接待病人和病人家属。
崔应魁不但医艺精湛，而且勤于学佛。家乡高山之上有座名刹，隐居着许多高僧，他虔诚拜谒，与之结成金兰之交。常独自一人沿着盘山小路，到寺请求高僧讲法，若有疑难亦请解答，这样十八年如一日，终于有所省悟。平日里除了行医治病之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参禅学佛之上，故尔有所成就。康熙廿七年 （1688）秋，身感小恙。预示化期，崔应魁遍邀相知，环坐室中。他言道：“我今邀请至交到此，是为给我送行。”于是与众友如平日一样探讨经论，笑语相交。良久，崔应魁起坐，展卷提笔写了一偈，落笔而逝，在者莫不叹服。
知府持戒念佛——王文治
王文治（1730 - 1802），是清朝名冠南洋的大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晚年受戒，法名达无，字无余，祖籍丹徒（今江苏镇江）。自幼颖悟，乾隆时进士及第，受翰林院侍读，出为云南姚安知府。
王文治工于书法，秀逸天成，为文崇尚瑰丽，诗自成一体。尤工音律，曾买僮教之度曲。一时名声与袁枚并重。后不乐官场腐败，辞官归家后，住在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园”旧址。他的书法得董其昌精髓，后周游琉球，名扬海外。同乡画家潘恭寿，每次作画、当画成，请王为之题诗作跋，时人称“潘画王题，珠联璧合”，文集《梦溪集》传世。
王文治早年奉佛，为官之时，常以慈悲度人之心处事。受戒之后，持戒甚严，日食蔬果，念佛洪名。眷属亲朋，皆受其感染教化，尽皆归依念佛。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世寿80，预知时至，作书别众后，沐浴更衣，结跏趺坐，化于室中。
禁烟名臣 虔诚佛教——林则徐
清末政治家林则徐（1785 - 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埃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林则徐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承蒙家教，勤奋好学，思想解放，意识正统。嘉庆年间，登进士，入翰林院。从嘉庆廿五年（1820）起，曾在浙江、江苏、湖北、河南、山东等地任职，办理过军务、漕务、盐务、河工、水利等，重调查研究，干练有绩，由道台迁升至巡抚。道光十七年（1837）任湖广总督，严禁鸦片，卓有成效。次年上表道光，力主禁烟，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烟犯，惩罚受贿官吏，迫令英、美烟贩交出鸦片 237万余斤，四月廿三日（公历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同时，又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划海防，倡办义勇，屡挫英军武力挑衅。1840年任两广总督，六月英军发动侵略战争，因广州防守严密，遂北上攻占定海，陈兵大沽；因投降派诬害，被革职。次年五月，复受命往镇海协办海军事务，又遭残害，流放新疆。 1845年起，又被任为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49年因病辞职回乡。时英军侵略者强占福州掠地筑城，他联合士绅上书闽浙总督刘韵珂，力主将侵略者赶出城。1850年，受命为钦差，讨伐洪秀全赴广西，途次广东普宁县病故。
林则徐思想开放，在广州任职期，向西方学习，便设立译馆，翻译外交书报，编成《四洲志》。并译外国律法、军事技术等著述，开创了近代研究西方的风气。同时对沙俄蓄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察觉，晚年曾说：“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
林则徐不仅是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佛教信奉者。他虽然身居要职，系封疆大吏，公务旁午，但还是坚持每日早晚功课。他将《金刚经》、《佛说阿弥陀经》、《心经》、《往生咒》等佛经，写在四寸见方的小本子上，便于他公务之暇，或在旅途之中坚持早晚课诵。鸦片战争前夕，他还针对世风日下的弊端，于 1839年9月巡视澳门时，在前山写下了《十无益格言》，其言曰：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神无益；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作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
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
周梦颜和《安士全书》——周梦颜（安士）
《安士全书》印光大师十分推崇，并为该书写序和著者写传，其著者乃明末周梦颜。周梦颜江苏昆山人，字克复，亦名思仁，号安士，自号怀西居士，约生于明神宗万历末。据传降生前，其父梦颜回手持兰花人室，醒来其妻遂生，故取名为梦颜。稚童之时，博闻强识，即难念难记之书，只要过他之目，即能背诵，塾师莫不称奇。天敝三年（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即1623年）即人县学读书。1656年即甲申年，顺治进占北京，改国号为清。国家处变，满人统治，周无心功名仕途，心灰意冷，决心栖身佛门，虔诚事佛，潜心钻研经论。在阅读经论之时，读到莲池袜宏大师宏论，归心净土，执持弥陀圣号。为弘扬净土，遍研经教，遍览史籍及诸家之论著。针对世人对净土法门认识之实际，经年累月，写成《安士全书》。旁征博引，劝诫世人戒淫止杀，济人利物，深信因果，归心极乐。此书对后学启信修行起到策发作用。印光大师深谙著者之心源，为之写传，现录于后：
印光大师曰：“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一名思仁，江苏昆山诸生也。博通三教经典，深信念佛法门。弱冠人泮，遂厌仕途，发菩提心，著书觉民。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后出乎生死之海，故著戒杀之书，曰《万善先资》；戒淫之书，曰《欲海回狂》。良以众生造业，唯此二者最多，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又著《阴骘文广义》（三卷），使人法法头头，皆知取法，皆知惩戒，批评辩论，洞彻精微，可谓帝君功臣，直将垂训之心，彻底掀翻，和盘托出，使千古之上，千古之下，垂训受训，两无遗憾矣。以其奇才妙悟，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使其雅俗共观，智愚共晓故也。又以修行法门，唯净土最为切要，又著《西归直指》（四卷）一书，明念佛求生西方，了生脱死大事。良以积德修善，只得人天之福，福尽还须堕落。念佛往生，便入菩萨之位，决定直成佛道。前三种书，虽教人修世善，而亦具了生死法；此一种书，虽教人了生死，而又须力行世善。诚可谓现居士身，说法度生者，不谓之菩萨再来，吾不信也。”
后人于是将四种书合集，故名《安士全书》，策发后学，深信净土，功德非凡。
梦颜先生于乾隆四年（1739）正月，预知时至，与家人说道：“吾将西归。”家人请以香汤沐浴，拒绝说：“我香汤沐浴久矣。”在谈笑之中，寂然而逝。其时满室异香馥郁。世寿84岁。
由儒道而回归净土的进土——彭绍升（际清）
佛教史籍评述近代净宗弘传状况时，称述：“晚近莲宗昌盛，超迈诸家，绍升实有以啟之也。”此讲的绍升即彭绍升。
彭绍升，字允初，号尺木，又号二林居士，法号际清，江苏苏州人。家世清贵，其父乃兵部尚书。绍升幼年聪颖，十六岁为诸生，乾隆年间中进士。他虽中进士，却不慕功名，崇尚名节，砥砺志行，倾慕贾生，意欲赫赫然而树功烈。初不信佛，为成功业。遂读先儒之书，喜陆九渊、王阳明之心学，继而习道家丹术，三年无效。中年偶读明高僧憨山、莲池、紫柏之书，并阅读了佛教典籍，焕然心解，遂归依正道，自号曰：知归子。他日常以礼诵为务，阅大藏经，受菩萨戒，断绝房事，茹素绝荤，杜绝尘事纷扰，潜心参习佛法。更从学道兼俱的定公德基受净土之教，在家乡的文星阁，修一行三昧。
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传，曾建念佛道场，设放生会，撰著净土法门的论述，有《一乘决疑论》、《华严念佛三昧论》、《净土三经新论》等融汇儒释，发挥净土宗义。又有《居士传》、《善女人传》、《净土圣贤录》等行世。嘉庆元年（1796）正月，预知时至，在念佛声中，奄然而化。彭绍升平生致力于净土的弘扬，著述宏多，故佛教典籍称说，“近代净宗之昌盛，有赖于绍升弘传之力。”
富商巨贾遗产尽资佛寺——吕碧城
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吕凤歧，清光绪皇帝时任山西学台。碧城幼年之时，有奇慧，人谓之曰：奇才。其父怜爱，教授诗文，凡有所授，悉皆通晓，兼且博览经籍，研究释典，才辩无碍。及长，参受西学，通晓英、法、德、日等国语言。名冠乡邦，士夫称赞，年满二十，即聘任为《大公报》编辑，移年，改授北洋女子学堂总教习之职。民国初年，移居上海，弃文经商，善经营，会管理，很快累积家资巨万，于是环球旅游，先游欧洲，随游美洲。这时吕碧城的声誉大彰，旋又归居香港。
吕碧城居香港之时，除撰文、经商之外，还喜读佛教经籍，常与缁衣交游。一次偶然机会读了《印光大师文钞》，顿发正信，尽弃奢华，持戒茹素。同时开始翻译工作，他用英文翻译经论多种，并付梓出版，流布欧美，这在近代碧城着力良多。民国三十五年（1946）元月，身染微疾，逝世于寓所。临终之时，遗言：所遗留的巨万家产，悉数送于太虚大师，用于佛教事业。其著述有《梦雨天华室》丛书。
开创中国佛学院之先河——杨文会（仁山）
中国佛教到清末显现重兴之势，不是表现在各宗派之再起及单纯地对各宗派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而主要表现在一批很有造诣的居士和僧人，钻研佛学，著书讲经，校勘佛典，培养人才，从而推动近代佛教的发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杨文会，典籍上称为“开中国佛学院的先河”，国内外的一些学者称他为中国近代佛教的“中兴之祖”。
杨文会（1837 - 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家世业儒，幼有异趣，不愿人仕。及冠之后，栖心经世实用之术，颇涉泰西格致文哲之学。曾国藩曾闻其名相与交谈，大奇之，命其子与之交缔。太平军起，避乱杭州，偶于书肆得《大乘起信论》，读之豁然有省，遂虔心佛教。
文会初与郑学川于同治五年（1866）在扬州成立江北刻经处，随又在苏州、常州、杭州、如皋四处建立，杨文会积极支持并募捐襄助。是后杨文会约同道十余人，募捐资金，在南京极北阁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和校刊事业。
自金陵刻经处成立之后，杨文会就专业从事佛经的出版事业。1878年，曾纪泽（曾国藩长子，清未外交官）出便欧洲，邀杨文会同往，在英国伦敦结识锡兰居士达摩波罗、日本佛学者南条文雄等，相约携手共同恢宏正法。自唐宋以后，散失的佛典章疏，多数存在日本。杨文会归国后，即托南条在日本搜购古逸经论底本，如《唯识论》、《因明论疏》等三百余种。对此精加勘校，刻版流通，前后计刻成经典三千六百余卷，并图像多种。在其一生中“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件，印刷经像至十余万张。”大大丰富了佛教大藏经的内容，启发了学者研究，遂使多宗学说得以广播。1897年，杨文会为发展刻经事业，又将南京延龄巷私宅献给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场所。
杨文会对佛教的教制大胆设想，撰《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就中提出仿教育而设大、中、小三级学校，还把设僧尼学堂作为振兴之策。1907年即在刻经处开设佛学堂，取名祗洹精舍。一时高僧如月霞、谛闲、晏殊等均前往助之；而太虚、智光等列门墙；欧阳竟无、梅光羲、李政罡等叉手讲经，执弟子礼。1901年又与他人在刻经处建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很受欢迎。他在精舍与研究会，讲学40年，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知识份子，如谭嗣同（善华严）、桂柏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以及章太炎、欧阳竟无、太虚、李政罡（均善法相唯识），都各擅专宗，有独到的造诣，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印顺法师讲：“为佛教人才而兴学，而且具有世界眼光者，以杨氏为第一人。”
政治维新化 佛教现代化——谭嗣同
清朝末年，有识之士的谭嗣同，既在政治上主张维新化，同时又在佛学意识上主张现代化，其所撰之《仁学》，即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
谭嗣同（1865 - 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其父乃广东巡抚谭维洵。在家父的影响下，少怀大志，通经史，能文章，好剑术。1884 年被新疆巡抚刘锦棠召为幕府，游历西北、东南，考察民情，结交名士。1895年在家乡设立强学会，集合维新志士，图变法救亡之道。中日甲午战役，奋起救国，寻以候補知府赴南京。其间他会见了许多佛教学者，对佛学有了认同。此之时，
他觉得“平日所学，茫无可倚”，对佛教进行了系统的钻研，“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少不间断”，“渐渐自能人定，能历一二点钟，始出定”。同时与石埭驰名的大善知识杨文会相善，得闻华严性海之理，大为倾服。乃欲以大乘菩萨道，汇通儒家王道大同之说，以为兴革施政之本，遂撰《仁学》一书。他“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而成《仁学》一书。”又在《金陵听说法》诗序中讲：“吴雁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
该书一出，影响晚清政治思潮甚为巨大。在学术上，他认为佛学广大，“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故言佛教，则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适用性上，佛学有舍身救世的大无畏精神，“善学佛者，未有不奋勇而雄猛者也”。他对佛学解行并重，大雄无畏，就表现在后来变法献身之上。故梁启超评道：“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邀请，到长沙创办新政。先后设立时务学堂、《湘学新报》、《湘报》、南学会、武备学堂、保卫局等，并筹办了内河轮船、湘粤铁路、开采矿产等。1898年，由侍读学士徐致靖推荐，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戊戍变法，为袁世凯出卖遇害，世称“戊戍六君子”之一，时年34岁。身虽殒殁，然其仁学思想，在佛教界和世人心中影响极深。
蔡元培极赞佛教无战争——蔡元培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蔡元培（1868 - 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商人家庭出身，1892年中翰林，1894年补翰林院编修。1902年与章太炎发起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创办《警钟日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蔡元培，不仅积极提倡民主，鼓吹支持革命，力主崇尚科学，并积极研究佛教，相信佛教对社会服务的积极性。他在《佛教与科学比较研究》一书序里，极力称赞佛教的积极作用。他在序里讲：“回教之穆罕默德，左手执古兰经，右手执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他是一个学者，从历史上没有发现，也无法举出因佛教而引的战争，无论是中国与外国。他又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眼里，并未把佛教看成是反科学的，相反他在上述文中又说：‘佛法的宣传，随顺众生的根器，本无定法。欲为科学家说法，应用科学方法作积极的证明。”
国学大师挺身护法——章炳麟（太炎）
国学大师章炳麟（1869 - 1936），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父亲浚“中年颇好禅学”。太炎少年即从俞樾、黄道周学经学，俞樾历来茹素念佛。章太炎在青少年之时，就受到了佛教的薰陶和感染，这为他日后研究佛教扎下了根基。虽处于这样的环境，但章太炎还是倾心社会，那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我国战败，民族危亡，立志救国，遂参加维新运动，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1902年与蔡元培共创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未几，因《苏报》案在上海被捕。出狱后复与蔡元培发起光复会，复又被捕。出狱后被同盟会迎入日本讲学，主办《民报》。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枢密顾问。二次革命，参加讨袁，随之参加护法运动，任军政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长期从事学术著述、教育工作，同时潜心研究佛教。
章太炎亡命日本之时，接触佛教，阅读大量经论，认识到：佛教“自贵其心，依自不依他”、“万法唯心”、“缘起性空”的理论，能使人“勇猛无畏”，激励意志，能树立民族自信心，可图自强自立。佛学可增强国人道德观念，“制恶见，清污俗”，“欲兴民德，舍佛法其谁归？”他还认为佛教可以团结社会各阶层，改变中国一盘散沙，他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所以他选择佛教，钻研佛教。在他看来，佛教非宗教，佛的本意是“求智”，西方哲学原意是“爱智”，其理相通，故他说：“佛学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在日本期间，正值清室藉兴学而毁佛教，佛教四众哗然而不知所措。章本以佛教作为行止的借鉴，要救国救民应以佛教救心为要，于是不顾自身之安危，愤而发表《告佛弟子书》、《告白衣众书》等。待后便与太虚大师在上海、苏州等地弘法，或临坛讲说，或操笔缀文，均能使士林钦佩，奉为圭皋。民国廿六年六月殁于上海，世寿69岁。著述有《五元论》、《建立宗教论》、《无我论》、《大乘佛教缘起论》、《大乘起信论辩》、《国学概论》、《章氏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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