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人与佛教的故事
地狱一出鬼神惊——阳翟
唐朝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吴道子，乃唐朝画家。吴道子少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困，于是从张旭、贺知章学书法，尽管用功，但书法欠佳，于是改习绘画。吴道子学画远学南朝梁人张僧繇，近学张孝师，刻苦用功，年未二十，已有成就。他的画，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他浪迹长安、洛阳，在此两地的寺观作壁画三百余间，形状各异，落笔时，或起自背，或从足先，能不失尺度；写佛像圆光、屋宇柱梁，或弯弓挺刃，都是一笔挥就，不用规矩。名声远播，先被宰相韦嗣立看中，委以小吏，改任竟州暇丘（今山东兖州县）县尉，后被唐玄宗知晓，召为宫廷内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宫廷作画。
吴道子作画，喜用焦墨勾线，略加浅彩，自然超出素绢，称为“吴装”；有时则只见墨踪，意态已足，后人不能加彩。同时，兼工山水，作蜀道之景，自成一家。据传曾在大同殿壁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唐末五代荆浩认为他的山水画具“有笔无墨”，宋苏轼则说：“画至吴道子，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故世誉之为 “画圣”。
由于吴道子长期作佛道壁画，与佛结缘，深受佛教感染，一生之中画了许许多多的佛道尊像，一像而成，争相供养，世称为神品。吴道子曾在景云寺画《地狱变相图》，其画一出，京都长安城惊恐，特别是那些屠宰、煮酒、卖酒、打鱼、卖鱼之者，更是见知变色惊惧，不敢再作孽造孽，改行从事其他职业以为生计。
僧人苦推敲 遗作修辞范——贾岛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是修辞学上常常引用的典故。这个典故来源于唐朝诗人贾岛，人们只知道他是诗人，而却不知是僧人。贾岛 （779 - 843），字浪仙，唐朝范阳（今河北涿县）人。青少年时，人虽然聪明伶俐，但家境贫寒，读书困难，不得不出家为僧，法名无本。他虽然落发，但仍然志趣诗赋，对写诗作赋也十分痴情。据传，一次他骑驴往街上去，见曲江树上鸟儿盘旋栖宿，随口咏了“鸟宿池边树”的诗句，但无下句，正好有座寺庙，联想出“僧推月下门”。连起来就是“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又觉得“推”字欠佳，不如敲字，于是边走边思索修改之词。行到长安街头，凝神驻足，一边苦咏，一边用手作“推敲”之势，试图肯定“推敲”二字，哪个词最佳。咏呀！推呀！敲呀！竟忘记一切，连时任京兆府尹韩愈车骑过路也不知觉。跟班呵责，韩愈问明情况之后，觉得贾岛是一个可造就人才，收到府衙，教授诗作，并劝慰还俗。贾岛听从，举学进士，授长江（今四川蓬溪西北）主簿、普州（今四川安岳）司仓参军。韩愈与贾岛成为朋友，曾写诗赠贾岛说：“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雪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
贾岛在仕途上并无长进，在诗词上，也比较一般，但就因为他苦炼精神，才在文学上雀噪。贾岛正因为他曾为僧，而且仕途不发达，故他的诗多为写景、送别、怀旧之作，荒凉凄苦，语言清淡朴素。以五言律诗见长，注意词句锤炼，刻意追求工整。后虽还俗，但仍然注重佛法修持，不违师恩祖训。
欲求佛道 岂离红尘——裴休
裴休，字公美，唐代河东人。为人方正，持守谨严，进士及第后任官，后举贤良方正优异。唐宣宗即位，太和时（太和元年即公元847）以兵部侍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秉政五载，兴利除弊，人皆称善。后罢为宣武节度使，迁昭义、河东、风翔、荆南等节度使。裴休为人少言寡语，举止雍容，宣宗帝常对人讲：“休，真儒者也”。裴休，虽然身为宰相，但常萌发出世之心，意欲辞官，专事佛法。故为官之时，常与圭峰大师友善，圭峰所著经疏，休皆为撰序。每读《华严经》，夜以继日。镇守淮泗之日，迎黄檗禅师到宛陵，参禅问道，笔记其言，而成《宛陵集》，送禅师印可。其后更加敬重檗师，并写偈以赞：
自从大士传心印，额有圆珠七尺身；
驻锡十年栖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滨；
八千龙象随高步，万里香花结胜因；
拟欲事师为弟子，不知将法示何人？
黄檗禅师看后说道：“心如大海无边际，口吐红莲养病身，自有一双无事手，不曾口揖笔闲人”。
裴休所处年代，正是佛教衰微之时。唐武宗发难佛教，休挺身而出，以重臣之身，出而翼护，不数年间，方能恢复元气，故佛教史上称述“懋绩钜勋，不可及也”。
裴休护持佛法，也有一段因缘。在幼年时，曾经遇到一位异僧，自云：“从清凉来”。并赠送三颗舍利和一书简，但书简非汉文，乃梵文，人不识其文，遂放于书箱之中。出仕之后，迎见黄檗圭峰二和尚之后，栖心佛道，不乐世俗，志求超尘脱俗。一日拣故纸，忽见昔日五台山僧所赠之梵书，呈于圭峰。大师派人翻译，乃一偈，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岂离红尘”。裴休阅后，心喜，遂不弃禄，但为道日切。
自居易作念佛偈——白居易
念佛法众，常以“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来督促自己精进念佛。其实，这四句乃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作的《净业颂》中的四句。
白居易（772 - 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太原人，或作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初学字，便能自识“之无”，长于经文，尤工于诗。贞元时登进士后，初拜学士，后任左拾遗，以儒学之道处理时世，因鲠直获罪，贬为江州司马，后又升为苏杭二州刺史。文宗时为刑部侍郎，武宗会昌时迁尚书，以太子少傅封翊侯，致仕，留守洛阳。
白居易早年不信佛，曾一度批评朝廷佞佛。其后官场失意，先卷入“永贞革新”政治漩涡，后跌进“牛李党争”，加之直言敢谏，触怒龙颜，屡遭贬斥，才投身佛门，参究禅法。曾拜许多禅师，如惟宽、智如、道林等。《五灯会元》为白居易立传，将他列为佛光满禅师法嗣。晚年又信仰净土宗。致仕之后，在东都洛阳结社念佛，发愿生西，从不懈怠，念佛不辍一日，在七十岁之时，根据学佛的切身体会，写了《净业颂》其颂曰：
我今已七十，不复事吟哦；看经费眼力，
作福畏奔波；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
纵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世人应笑我，
多却阿弥陀，达又作什么？不达又如何？
普劝法界众，同念阿弥陀。要脱轮回苦，
须念阿弥陀！
及至会昌六年（864），无疾而终，享寿75岁，有《白氏长庆集》行世。
宰官护法一方——王延彬
王延彬，五代时人，乃闽王王審邽之子，举家信佛，自幼蒙佛教感化，终身勤持。登第之后为官，累有升迁，为检校太尉，再任泉州刺史，在任廿六年，实施善政，黎民受惠，一方太平，及至年老致仕。
王延彬，不仅为官实施善政，而且他多才多艺，诗词歌赋，擅长书法绘画，更且深研佛教，通达禅理。在任之时与长庆寺之高僧稜禅师，过从甚密，探讨佛理，参悟禅机，很有悟性。身为俗家弟子，又系州牧，在公务旁午之暇，不忘佛法护持：凡有法会庆典，从不缺席；凡有寺庙兴建，总是带头施资撰写碑序；若遇阻挠，必躬行排遣。因之，在他所辖之地，赖他之力，佛教兴隆，故佛教史籍称道：“闽越佛法之兴，半由其手”，实不过誉。
身居相位 不辍诵经——富弼
富弼（1004 - 1083），字彦国，北宋河南洛阳人。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籍，豁达大度，乡里称誉，名士称贤。进士及第后，仁宗庆历二年 （1042）以枢密直学士出使辽国，坚持原则，拒不割地，回国被任为廷臣。范仲淹主西夏兵事，富主内政，文武内外协调，宋廷一时安稳。至和二年 （1055）得吕蒙正之推荐，与文彦博同为宰相，后因参与司马光、文彦博等十三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耆英会”罢相。司马光执政再度复相。富弼历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居相位，以清廉称著于世。
富弼清廉深受历史上有名清官赵抃称道。赵抃在给富弼的一封信中讲：“执事富贵已极，道德甚盛，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愿益勉之”。富弼阅后，深受教育，加之他早年阅读过佛经典籍，一拨即明。故每用事，都以佛法为尺度，处理一切大小事务，平和公允，更加受人称赞。神宗熙宁年间，因反对变法，被谪贬出任舒州（今安徽亳县）刺史。听说舒州投子山寺修颐禅师任住持，前往拜谒，在交谈之中，很有省悟，便延请到府中，日夜垂询，师居两月，富宰相心地豁然明彻。勘破红尘，上书辞官归家，日诵楞严不辍，晨参晚拜，缁衣素食，时时人寺或谈论，或演绎佛经，行止犹如僧人一般。元丰六年（1083）预知时至，作书辞别众亲友，届期，正襟危坐而卒，世寿八十。
宰相结社念佛——王旦
王旦（957 - 1017），宋朝人，字子明，祖籍大明（今河北），太平兴国进士，宋真宗时为相。因他遇事无争，随缘而定，人缘自好，上下相善和睦。同时，遇有毁谤，置若罔闻。一次早朝，有人议论王丞相的不是，他虽听到，但无愠色，后有人告诉说：“丞相，有人在朝房议论你，应当惩治”。王旦回答：“虽如是说，但未点名，设若点名说我，我亦当鉴戒”。他为丞相提拔许多官员，即使被他推荐和提升，也从不会令人知晓。在他执政之时，常把那些小事，比如水患、旱灾、饥馑、盗贼之小事等，奏给皇帝，有大臣反感说：“方今太平，不应把琐事上奏”。旦回答道：“就是要让圣上时时把万民放在心上，国家才会长治久安”，议者不以为然。后旦退位，他人改弦，政治渐腐，边患叠起，致有“亶渊之盟”，众人叹曰：“旦，真宰相也！”
王旦一生奉佛，老年更加笃信，又与净宗七祖省常结净行社以念佛，早参晚拜，日诵不辍。由是京都士人都以能入社念佛为荣，前后聚集万人礼诵，一时传为美谈，由是净土之教，大行于宋代，旦之影响深广。天禧三年（1017），自知时至，召集子孙诀曰：“吾过去乃是僧人，应以僧制而葬”。临终无病，自在念佛声中而化，世寿61。其子素孝，不忍荼毗，只是殓以僧服。
府尹念佛 湛然坐化——钟离瑾
北宋会稽人钟离瑾，字公瑜。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任氏，持节抚孤，勤耕苦织，积攒锱珠，送公瑜读书。公瑜人虽年少，很谙时事，听从母教，仿古先贤，偷光夜读，终于成才，一举而登龙虎榜。进士及弟之后，放任德化县知县。
公瑜之母，出身书香之家，自幼信佛，虔修净土。丈夫辞世之后，更是专心念佛，严持八关斋戒，称诵弥陀圣号，一日不废，直至九十八岁，临终之时，还念佛不辍。任氏临终之前，叮嘱公瑜：为官要廉、为政要简、为人心善、为学修佛。公瑜本性纯善，事母致孝，母之遗训常存于心。故在德化之时，忠于职守、体恤民情、轻赋减税、奖掖耕织、兴办学校、甄拔人才、日用节俭，从不靡费，本应公费开消，亦自担当。比如，署衙杂活，本应公费雇工，他却自家雇用。一日，公瑜到市上买了一个女婢，回衙之后，探问身世，才知乃前任知县之女，因为家贫才沦为佣人。公瑜深敬前任知县清廉，故将其女收养，遂与自己之女一同出嫁。此事在德化传为美谈，后仁宗闻知，即迁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
钟公瑜，受母之教，持斋念佛，虽在官府，出则尽瘁国事，入则不寐念佛，晨参晚拜不辍。在德化之时，就与当时名僧慈云遵式成为方外交，或邀至县衙，或同游林泉，或到遵式驻锡昭庆寺、天竺寺酬唱，谈经论道，静听法语，酷似黎庶。因慈云遵式，所撰忏仪甚多，世称百部忏主，尤喜与遵式讨论，往生指要。公瑜受教良多，很重视行仪与戒律，特别注重念佛法门，清修弥笃。后预知时至，忽然催促家人起床，说要沐浴更衣，口诵弥陀圣号，举家见瑜乘青莲花，随仙乐飘然而去。其遗著有《论往生指要》笔记。
学士参加念佛会——苏易简
苏易简（958 - 997），字太简，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人。太平兴国进士第一（状元）。任昇州通判，充翰林学士，同知京朝官课考，淳化四年（993）迁参知政事，入为宰辅。
苏易简，自幼饱读诗书，信佛诵经，不仅明理，而且执教以身。苏之为人，不仅性情温驯，态度谦和，持事恭谨，而且方正敢言，不苟营营。宋真宗时，奢侈之风盛行，群臣趋和，而苏易简却不苟同，犯颜直谏，主张帝王崇尚节俭，上行下效，国富民丰，真宗嗟叹之至。自信佛以来，数十年课诵不废，均是礼诵完毕之后，方才疏理政事。当时净宗七祖省常在西湖创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聚会念佛，他不仅参加念佛，而且为净行品作序。序文写就，即对翰林承旨宋白讲：“予当布发以承其足，剜身以请其法，犹尚不辞，况陋文浅学而吝惜哉！”一时念佛法门大旺，士大夫和群众参加念佛不下万人。当是时，政通人和，世风淳厚，众人称赞，皆受学士影响。
宰辅倡首念佛——向敏中
向敏中（949 - 1020），字常之，祖籍开封，北宋初大臣，太平兴国进士。初任地方官，以清政廉洁和通晓疏畅民事，善于处理繁剧的政务著称当世，故被宋太宗召为工部郎中，百余日间，竟升至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中虽受谪贬，但两次加任同平章事（副宰相），后任宰相。据佛典记载，圆净法师，号省常，为净宗七祖。住锡杭州西湖昭庆寺，慕庐山慧远公之风，在西湖结莲社，后改为净行社，当时宰相王旦、向敏中倡首入社，一时士大夫百二十三人参加，其比丘千余人。念佛法门大兴，盛况空前。向不仅如此，晨昏礼拜，从不间断，吃斋念佛，甚过缁衣，从发心之日，直至毕命。天禧四年（1020）预知时至，沐浴更衣，手执数珠，念佛而逝。
神童学佛 誉为领袖——杨億
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杨億（974 - 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自幼聪敏过人，七岁之时文才称名，十一岁时宋太宗闻知，即派人试其诗赋，下笔成文，太宗叹为神童，淳化年间进士及第。据史载：一次，时任中书平章事的寇准，与人闲谈时问：“水底日为天上日”时，众对答不上来。恰巧杨億来商量公务，众皆请他属对，他像未加思索的一样，回答道：“眼中人是面前人”。足见其才思敏悟。宋真宗时，任翰林学士、侍郎、编撰等官，参与编修《太宗实录》、《册虎元龟》。与刘筠、钱惟演等友善，他们相互唱和，将其所唱和之诗辑为《西昆酬唱集》，时人称之为“西昆体”。
杨億为官，持身清正，不畏权势。他初不谙佛法，后在学士李维勉策发之下，遂生深信，矢志不移，一边为官，一边自修佛法。其后闻汝州（河南临汝）广慧院元琏禅师之名，拜之为师，参禅修道，深得其法要。当其时，宗门兴旺，龙象辈出，与杨億护持佛法，弘扬佛法有关。当时许多士大夫，多以杨億为榜样，归依佛门，研习佛教，故尔被推为士大夫学佛的领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杨億屡屡奉诏编纂大藏目录、刊校《传灯录》，并参与译经院所译经文的修删润色。常与高僧慈明楚圆、居士李遵勗（节度使）相友善，或于府中，或于林泉，谈经论道，终日不眠不休。天禧四年（1020），身染小恙，预知时至，乃书偈遣人送与李遵勗，偈罢而逝，时人称赞，策发更多的人修学念佛法门。
节度使与僧酬偈而逝——李遵勗
北宋初年李遵勗，乃大将李崇矩之孙，世代奉佛。李崇矩，字守则，上党（今属山西）人，先事后汉，后入后周。宋朝建立拜枢密使，太宗时为琼、儋、万、崖四州郡巡抚使。是时正值少数民族黎族谋划反叛，崇矩只身深入黎族的聚居中心，不畏生死，苦口婆心劝勉和安慰，终于说服黎族人，因之，功封六军司事。崇矩，虽为武官，但信正法，执身持戒，晨参晚拜，直至毕命。故尔举家奉佛，传及子孙。后其孙李遵勗，又功追其祖，佛道更超益先辈。
李遵勗，字公武。自幼跟随祖父习文练武，文韬武略不亚于祖父。后荫袭受职，忠于朝廷，很有政绩，累加封赏，终被封为节度使，成为封疆大吏。李遵勗虽为大吏，但笃信佛法，研经习禅，从不因政务繁忙而废弛。每有筵宴，他总屏却腥荤，独啖青素。他遍研经教，尤好禅法。后参拜谷隐禅师，得心法之要。到了晚年，他无心于仕途，潜心于佛法，数次上疏朝廷，归隐山林，帝觉人才难得，总以国家多事为由而不许。李遵勗只得随缘，流水官场，其心已栖林泉，常与当时高僧慈明楚圆和文学家兼史学家的杨億相善。在政务之暇邀其到府与僧众聚会，讲经论道，常常是整日不休，彻夜不眠。每大德讲法，不论远近，都要赴会参请。他的举动，在僧俗二众中影响很大，也备受尊敬。终身如是，直至毕命。临终之前，他预知时至，沐浴更衣之后，邀慈明楚圆禅师到榻前，二人对坐，作偈唱合，李遵勗即在酬唱之间，从容而逝。他有《景德广灯录》传世。
丞相读《楞严》开悟——张方平
北宋张方平（1007 - 1091），字安道，号乐全居士，祖籍应天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幼聪明颖悟，家虽贫穷，刻苦用功。景祐元年（1034）举茂才，任昆山知县，后又中贤良方正，通判陆州（今浙江建德）。西夏犯境，上《平戎十策》，旋知谏院，颇多建言，力主与西夏议和，曾奉使契丹。神宗即位，任参知政事。在蜀州任官时，礼遇苏洵三父子，曾荐苏轼为谏官，苏轼下狱，又抗章论救，故轼终身敬仰。
在当时，宋儒理学大师朱熹，极力维护儒家道统，攻击佛教说：“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推崇“存天理，灭人欲”。张方平极奉佛法，曾对王安石说： “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于释氏矣”。故为官之时，广读佛经，结交缁衣，每遇高僧便亲诣其门，叩问法要。因读《楞严经》省悟，遂皈依佛法，自号乐全居士。致仕之后，更是精心佛道，早参晚拜，从未懈怠，每与人谈，孜孜不倦，诱以佛法，让听者均沾法雨。元祐六年末（1091），世寿八十五时，预知时至，香汤沐浴，整肃衣冠，趺坐而逝。
先天下之忧 原出于僧舍——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为志士仁人作为座右铭。此语乃北宋仁宗皇帝宰相范仲淹的名言，流传至今而不泯。
范仲淹（989 - 1052），字希文，北宋时吴人。两岁失恃，家贫母嫁，待晓事之日，泣辞母去，居于里中僧舍，刻苦读书，大中祥符时，进士及第。初任秘阁校理，每慷慨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皆效法，气节之尚，足见一斑。仁宗皇帝知其名节拜相，经略陕西，以御西夏。仲淹为军，严号令，重赏罚，抚士卒，威慑敌国，西夏不敢犯境。后又迁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裁削冗员佞吏。联合富弼实行“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意见，即：明黜陟、抑佞倖、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不到半年，为馋所中，出任陕西宣抚使，继迁户部侍郎，徏青州，皇祐四年（1052）卒，寿64。卒谥文正，赠兵部尚书。
范仲淹，幼时居佛寺，常闻正法，严持戒律，刻苦砺志，借佛道之菩萨行以御政事，“先天下之忧而忧”之语，即源于菩萨利乐有情之意也。是故，出仕为官之后，不违圣教，喜近高僧，积极参究禅法，乐善好施，自奉节俭，佛戒寓心。将所节之俸禄，广置义田，瞻养缺食之族人，又兴学校教育孤弱。当逝世噩耗传出，巷闾悲嚎，如丧考妣。
范仲淹以法传家，世代兴隆，子范纯仁又继而为相，世所钦羡。
文彦博，集十万人念佛——文彦博
文彦博（1006 - 1097），北宋宰相，字宽夫，汾州介休（山西介休）人。自幼聪明，击瓮故事流传至今。进士及第后任官，后因处理西夏边防事务有功，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七年（1047）冬，恩州（今河北清河）王则起义，他为宣抚使，与明镐前往镇压，翌年出任宰相。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极力反对，称：“祖宗之法俱在，不须更改”。后赋闲洛阳，与富弼、司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会故事，置酒赋诗相乐，谓之“洛阳耆英会”，成为反对变法的大本营。哲宗元祐初，司马光为相，荐文彦博同为宰弼，废除新法，五年（1090）辞官。
文彦博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乃宋皇之股肱。但素信佛法，崇信三宝，专修净业，居京师之日，与净严师结社念佛，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发愿云： “愿我常精进，勤修一切善，愿我了心宗，广度诸含识”。集十万人为净土会，一时士大夫多所度化，力参净土。士大夫曾赠偈曰：“知君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十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文彦博年九十，临终无疾，念佛而坐化。
中国禅宗史上的一桩美谈——欧阳修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极尽所能反对佛教，比起唐朝韩愈更是有过之，但被云门宗的庐山圆通居讷禅师说服，归依佛门，则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桩美谈道誉。
居讷（1009 - 1071）字中敏，四川梓州中江，蹇氏子。居讷“生而英特，读书过目成诵”（《五灯会元》1020页），十一岁出家，十七岁即讲《法华》而得度，自此以讲学冠于两川。以马祖道一“学道不还乡，还乡道不香”之镜鉴，出川到荆楚。遇洞山子荣禅师，器之令讲《华严经》而开悟，遂成法嗣，为云门宗的主要传人。宋仁宗下诏要他去汴京振兴禅席，他却以目疾谢绝。不久，离开襄阳洞山到庐山弘扬云门禅法。居讷说服反佛的欧阳修归依佛门的故事就发生在庐山东林圆通寺。
欧阳修（1007 - 1072）字叔永，江西吉安人。四岁丧父，家里又穷，其母只得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想不到竟成就了一个状元，廿四岁时高中进士榜，登上政坛高位，成为范仲淹锐意革新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首领，然而也是反对佛教的得力干将。
欧阳修紧步韩愈的后尘，以辟佛为己任，决心恢复儒家道统。所以，北宋初年掀起阵阵排佛的浪潮。而且欧阳修反佛，有甚于前人。韩愈在《原道》中把佛教称为 “夷教”；“宋初三先生”的孙复、胡瑗、石介三位道学家，都只说不合中国国情。而欧阳修则在《本论》中，称佛教为魔教，是中国之大患，其害无穷，“千年佛教贼中国”。同时，在手法上也很霸道，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攻击。例如，编《新唐书》时，利用对佛教的态度为标准评论皇帝，反佛的唐武宗以同情而赞赏的口气；反之，凡支持崇拜佛教的一概斥之为“庸主”，就连千古一帝的唐太宗也说是 “中材庸主之常为”。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则，历史给斥佛之徒以可笑之下场。韩愈被贬潮州看鳄鱼，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诗句，最后拜倒在大颠和尚袈裟之下，才得解脱。欧阳修被贬去滁州观山玩水，写下“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饮誉学子，最后在居讷禅师处找到归宿，迷途知返。
居讷是怎样说服欧阳修的呢？原来欧阳修来到滁州之后，成天游山玩水，饮酒作乐，自号醉翁，借以消除心中烦恼和不得志之意。一日，无聊，漫到九江，以复杂的心絮去访居讷禅师，欲与居讷较量，借以宣泄反佛受挫之苦闷。
居讷知欧阳修之心，于是借剖析韩愈受挫之原由，比拟释欧阳修之苦闷。居讷先指出三教融通，佛教更甚儒教一筹；再陈韩愈排佛实质，借排佛之名行排外之实，小家之气；进而说明韩愈失足之关键，唐宪宗乃中兴之君，不去匡扶，却以排佛哗众邀功，自诩孟子之拒杨墨，沽名钓誉。观其所为，必招其果，最后指明，今当太祖太宗开国，真宗、仁宗勗继，异时而动，焉有不受挫之理。据有关史料载：“修大惊赧，为之谢曰：修胸中已释然，将何以见教？”师曰：“佛道以悟心为本，足下屡生体道，特以失念生东华为名儒，偏执世教，故忘其本，诚能运圣凡平等之心，默默体会，顿祛我慢，悉悔昨非，观万事之本空，了生死于一致，则净念当明，天真独露，始可问津于此道耳。”
至此，欧阳修肃然心服，痛改前非，当即留东林寺参悟。其后回到朝廷，再也不谈反佛之事，反在公卿面前称扬居讷，不时致信请教军国大事。最后归依佛门，潜心学佛参禅，息心危坐，屏却酒色，还自号“六一居士”，将所出书集，取名为《居士集》。据《华严经传记》载：宋文忠公欧阳修，即将辞世之时，呼子弟诫曰： “吾少以文章名世，力诋浮图，迩来于诸经忽闻奥义，方将研究正果。不料赍志而殁，汝等毋蹈吾辙，轻言三教异同也。令老兵于近寺借《华严经》，庄诵至八卷，安然坐逝。”
苏东坡为其文集作序时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也。”又曰：“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等等。
吕蒙正祈佛 三世为相——吕蒙正
川剧中有一出戏叫《吕蒙正赶斋》。是讲北宋吕蒙正发愤读书，但家里贫穷，连饭都吃不起，不得已只好到庙里去赶斋饭。但时乖运蹇，他只管读书，却忘了斋饭时间，不是去早了，就是去晚了，斋饭没讨成，只有饿着肚子去读书。此虽戏说，但真是与佛有缘。
吕蒙正（946 - 1011），北宋大臣，三度为相，字圣功，洛阳人。虽然家贫，但刻苦用功读书，馑食，遂寄住僧舍，感受三宝薰陶。太平兴国（宋太宗第一个年号）登进士之后作官，雍熙（宋太宗第二个年号）间调内廷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宰相）。淳化（太宗第四个年号）四年（993）二度入朝，真宗即位，进左仆射，咸平四年（1001）三度人相，后进爵为许国公。吕蒙正为官，刚直不阿，敢犯颜直谏，又能知人善任，曾推荐富弼、吕夷简，均成当时名相。在外交上，对辽主张“远人请和，弭兵省财”，使宋朝一度得到安宁。
吕蒙正虽为国公，三度为相，但他虔诚信佛。他在任期中，所得赏赐，恩俸悉与寺僧，用以酬报宿恩。他晨昏礼佛诵经不辍。同时，他每天早晨礼佛时，必在佛前祷告：“不信佛者，不生吾家，愿吾子孙，世食天禄，护持三宝。”果如所愿，其从子吕夷简封申国公，每逢朔望拜家庙之后，即叩礼广慧禅师。申公之子吕公著，亦封申国公，对天衣禅师亦如是。吕蒙正之子吕公弼，以荫袭受职，赐进士出身，仁宗时知成都府，英宗即位官拜枢密副使，神宗时进枢密使，虽为左丞，对圆照禅师亦按父例礼拜；其子吕用中，对于佛照禅师亦如是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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