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陵客

佛祖西来与佛经翻译汉明帝永平年间，派遣使臣西域求法，是我国历来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法最早见于《牟子理惑论》、《四十二章经序》。后经学者考论，明帝求法故事可疑，多有抵牾。《魏书.释老志》称“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张骞出使西域，带来天竺佛教之音，也是情理中。《后汉书.楚王英传》说，“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资治通鉴》，桓帝延熹九年记录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故而说东汉末年，佛教已经在中国初步传播，当为确论。佛教传入中国，要从佛经翻译说起。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仅有玄奘是中国本土人士。鸠摩罗什堪称佛经中译的第一翻译家，他主持翻译的佛经，据统计总计94部、425卷，其中“三论”为三论宗定名经典；《法华经》为天台宗第一经典；《阿弥陀经》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如果说鸠摩罗什是西域人来中国弘法，那唐代高僧玄奘则是中国本土僧人西行求法译介佛经的代表。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佛经集中翻译。玄奘还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创立唯识宗。从鸠摩罗什到玄奘，历代高僧的佛经翻译与弘扬，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鼎盛时代。

佛教流行与中国社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需要寻找其统治合法性基础，西域来的佛教毫无疑问成为首选，很多北方高僧成为帝师或是国师，因此，“南朝四百八十寺”绝非空言。隋唐之后，政治上南北重归一统，。智顗首创的天台宗主张调和南北学风，就是是适应时代需要统一的结果。佛教的传入，也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社会本土的思想与政治发生碰撞。东晋时慧远曾提出“出家人法，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六亲不敬，鬼神不礼”，这显然出于佛教想保持超然于社会政治的一厢情愿。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与世俗伦理之下，佛教只能做出妥协。南朝宋孝武帝曾下令沙门必须对皇帝跪拜，否则就“鞭颜竣面而斩之”。在北魏佛教领袖法果则带头礼拜皇帝，并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 就这样，佛教徒跪拜皇帝，就是拜佛，因为皇帝是佛的化身。到了隋唐年间，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遵从中国的儒家伦理与王道政治。佛教与中国社会早期的冲突，还有经济生产方面的原因。佛教在印度是不事生产的，以乞讨和布施为生。这样的话，如果信众太多，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中国历史上“三武灭佛”运动，大多有经济生产有关。唐代韩愈的《原道》、《论佛骨表》等，讲的都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排佛运动，主要原因是出于经济原因。佛教也因此有所调整，特别是禅宗提倡劳作，改变依靠寺院庄园租佃的办法。唐代禅宗名僧怀海制定的“百丈清规”，规定“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行同于众，故门人力役，必等起艰劳”，视劳作也是修行。就这样中国接受佛教，佛教也在适应中国。

佛教与道教在表面上佛道之间形同水火，经常激烈论争，实则互相学习相伴生长。相较于佛教典籍浩如烟海，道教的理论基础薄弱，开始根本不是佛教的对手。于是道教一方面拼命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又学习佛教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老子化胡经》讲，浮屠其实是中国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为释迦牟尼。这其实代表了学习佛教，以代替佛教的一种思潮。另一方面，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的《誓愿文》又借鉴道教，反复提到神仙、芝草、内丹，想借外丹力修内丹，祈求长生。梁代僧祐《弘明集》和唐代道宣《广弘明集》记载，佛道之间的争论几占三分之一。

立地成佛与禅宗顿悟《六祖坛经》是唯一一部非如来所说，由中国人创作的题为“经”的佛经。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六祖坛经》讲佛法修习，从“渐悟”转向“顿悟”，全书宣扬“顿悟见性，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思想，反对繁琐哲学，讲究简易通便。普通信众不必穷经皓首以求佛法，而只需顿悟本性。正如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也重塑了佛教。在这个意义上，既是许理和所说的“佛教征服中国”，更是佛教本身中国化了。就这样，鸠摩罗什—慧远—玄奘—慧能，西来的佛祖在中国“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