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四僧书画展”，真是难得的一份视觉盛宴。穿梭其间，我甚至觉得武英殿都变得宽阔起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展览，以宫廷收藏为主。虽然故宫汇集历朝历代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但宫廷收藏有帝王家明确的审美取向，也就是必须与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协调统一。它们与陈列它们的、具备严格等级制度的辉煌建筑，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既呈现某一方面的巅峰状态，又不免单调与乏味。

能够写进历史的艺术，大概分两种。一是当时的主流，得种种资源之先，备受时代恩宠，早早占据位置；一是当时的边缘，虽经受磨难，凭借艺术创造的魅力，最终能够脱颖而出，时间给予正确的评价。清初画坛，是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并称的“四王”的天下。他们才是名副其实的个中翘楚。作为在野的“遗民画家”，弘仁、髡残、八大山人和石涛，不可能被清朝最高权力机关所接纳。事实是，此次展出的四僧作品，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陆续收藏。这就造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组合：建筑还是原本的建筑，其间陈列的书画，却与过去呈现不一样的审美取向。同时代不可能交汇的两个极端，同台竞技，辉映并丽。宫廷建筑和宫廷收藏一直以来的统一关系被瞬间打破，在审美层面呈现某种矛盾和冲突，并为某种特殊力量所优化，因此观者所能感受到的，居然是一种更为高级别的融合。

今天的人们，很自然地把四僧看作是传统艺术家，是历史主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当时，他们却是不折不扣的当代艺术家，是靠边站的“野狐禅”，不仅生存岌岌可危，艺术价值也饱受质疑。但他们仍然拒绝艺术上的附和姿态，不改闯将本色。他们笔下的世界，恣意纵横，真气弥漫，一贯到底，全无拘束，直抵绘画的根本。数百年过去了，四僧内心强烈的创造激情，还是可以通过作品，被后人立刻感知，不但激励人们尊重传统，尊重规律，更要尊重自己的选择——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方能突破万千束缚，没有在时间的涤荡中失去光彩，反而愈发晶莹剔透，常看常新，成为可以从过去走到未来的无上珍宝。也源自这份精神的感召，脆弱万分的片纸残素，被热爱艺术的人们悉心呵护，数百年之后，依然宛若新作。

毋庸置疑，四僧的艺术，并非十全十美，公私庋藏也可能真假参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的中国文人画家，能够主动汲取他们的力量，在先辈所开拓的基础上勇往直前，并且波及至今。就像石涛直抒胸臆的“黑墨团中天地宽”，与潘天寿奋笔写下的“莫嫌笼絷窄，心如天地宽”，遥相呼应，血脉相承。中国文人坚守的精神与思想，是中国文人画受到世人敬仰的绝对支柱，不仅从未间断，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青睐使用宣纸这一敏感材料，作为承接自己宏大视觉成就的主要载体。因为隐忍与抒怀，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创作母题。而像四僧这样，最终被历史所选择的代表，他们所做出的决断，必定具有划时代的人文价值，是中国艺术延绵不绝的重要因素。所以，只看到弘仁的冷峻荒寒、髡残的繁郁凝重、八大山人的奇崛清逸，还有石涛的跃动洒脱，如此这般表面的风格，看不到他们成就伟大艺术的内在动力，那我们可能就是匆匆来过的观众，不是反复揣摩、沉浸语境的读者，难以成为时代进步的见证人，以及承继优秀文化传统的参与者。

现在的故宫，早已不再是“皇帝佬的”。“故宫里的四僧”，更确切地说，已经是“故宫博物院里的四僧”。虽然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开凿，才终于迎来这个时刻——封建意识的堡垒被明确打破，时代的局限开始被时代的进步一点一点剔除，充满窒息感的闭合形态，受到冲击，进而松动。那些蓝绿红黄，不再是等级森严的礼制符号，渐渐恢复本性，化身庇护这些巨匠心灵的建筑艺术。置身其间，我感觉到武英殿与往昔的不同，馨香满庭，完全是因为具有个性色彩和创造力的艺术所造就的真实，最终消解了教化的逼仄。当然，我也会假想，如果是“故宫博物院藏四王书画展”，或许就不会有今天“高呼过瘾”的痛快淋漓。

宫廷建筑与遗逸佳作在几百年以后的会面，让我们有幸看到了丰富、饱满、确定的那个时代。这背后是开放、多元、包容的历史发展趋势；是四僧之后，一代一代艺术家艺术突破的积淀；甚至还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众人对传统文化中创造因子的重新认识。即使光芒姗姗来迟，但仍然在不断点醒步履沉重的“夜行人”：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是创造的连续，不是重复的借口和理由——那只是对传统的误读和对时代极端的不尊重。

历史是所有人参与的书写。每一个个体都存在于历史行进的轨道之中。（谷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