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变化，从清净修行、处世无诤的传统形态转变为“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战时佛教形态。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选择既符合中国佛教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大义。本文从十个方面对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进行了总结与分析，认为，中国佛教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大积极作用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是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给南岳佛教僧人写的一句话，这既是对当时业已投身抗战的中国佛教界的肯定，也是对当时中国佛教界进一步参与抗战的激励，在今天来看，也是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历史特征的高度概括。这句话饱含着中国佛教界参与抗战的丰富内涵，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尤其值得我们回味。佛教向来以出世风格而著称，常被人视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遁世型宗教。然而，佛教毕竟是人间的宗教，它不可能脱离自身的生存环境,所以它总是和一定时空下的人与事密切联系在一起。当我们把时间聚焦到抗日战争时期，把空间视角调整到中国这片广袤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形成了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齐心协力、共赴国难的壮烈局面。一向清静自在的中国佛教，也自觉融入到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时代洪流之中，形成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特殊形态，为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今天我们回顾中国佛教界的这段既学佛又杀贼的历史，既是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宗教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思，对今天在宗教领域所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也会有诸多有益的启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7年，国共合作正式实现，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的伟大历史。在国家的抗战总动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中国佛教界从实际出发，在坚持自己的佛教信仰的同时，也为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工作，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第一，呼吁“国难已到非常时期，凡属国民同有救国救民之责任”[1]，强调佛徒也是国民的一部分，也应肩负起守土抗战的责任。“九一八事件”后，太虚发表了《为沈阳事件告台湾朝鲜日本四千万佛教民众书》,号召广大信佛民众要“以菩萨大悲大无畏之神力”,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通告全国佛教徒,以宗教的形式表达爱国抗敌之情，制止日本军阀的侵华暴行[2]。身在南京的佛教居士欧阳渐先生也积极宣传,主张坚决抗日,反对投降妥协,提出“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3]。1932年3月18日,太虚又撰写了《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表示要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大无畏精神，逼迫日本当局“撤兵回国”,使中日两国人民免遭涂炭,共享和平。1932年，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尼玛在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中说：“班禅目击时艰,忧愤无已,虽身属空门,而于救国图存之道,何敢后人!”[4]五台山僧侣中流传这样一句话：“虽然出家，但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至死不当亡国奴。”弘一法师也时常向僧俗大众宣传爱国思想,激励其投入抗战救国大业。他书写了很多条幅,广赠佛门信徒：“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5]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是满怀杀敌护国的热诚。他们指出，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已不允许爱国青年徘徊不前，青年僧人必须暂时告别“清修”生涯而去从军。为了鼓舞士气，抗战时期的中国佛教界还大力弘扬佛法积极救世的“乐观”、“无畏”精神,鼓励人们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抗战。如太虚法师曾说，“以地大人众,新兴蓬勃之中华民族,又岂能为日本完全吞灭!”[6]1941年1月,暮笳法师在《狮子吼》上发表了《培植青年的心》一文,呼吁广大青年以乐观的精神迎接中华民族的明天。他指出:“在民族再生的新天地中,我们只有狂歌,而没有半点忧伤。”他希望广大爱国爱教的佛教青年,“要将自己的人格和庄严而神圣的佛事结合在一起,……就是在参加现阶段的解放事业中,把我们的全副身心交给那个光辉的事业”。要像佛陀教导的那样,勇于下地狱。“不惟下地狱也,且常乐地狱,且庄严地狱”，从而更深切地把握佛法“乐观”、“无畏”的人生观,真正培养出崇高的人格。中国佛教界的这些抗战呼吁和抗战激励，充分体现出中国佛教界炽烈的爱国情怀和将佛法与时代主题有机契合的历史自觉。第二，对佛教的理论与戒律做了重新的阐释，使佛教与抗战大局相适应，既为佛教界投身抗战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为全民族抗战的合理性提供全面的论证。面对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肆意践踏，中国全社会都处于激愤状态，人们对佛教的要求也变成了“放下法器，举起屠刀”。佛教界爱国人士顺应这一时代大潮，对佛教理论体系与修道体系做了全面的解释，指出佛教徒的最高目标是成佛，只有战胜魔才能成佛。他们认为日本法西斯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魔，所以，抗日就是降魔成佛的必经过程。他们认为，“中国为保国家民族而自卫,为世界正义和平,为遮止罪恶、抵抗战争而应战,与阿罗汉之求解脱安宁不得不杀贼,佛之建立三宝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贯的”[7]。他们还以《护国般若经》为根据，认为国家有内乱和外患时，佛教徒必须起而护国。佛教界还充分阐释了“杀敌”与“戒杀”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如太虚就认为，“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8]。弘一法师的弟子、著名画家丰子恺居士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战。”[9]一些青年爱国僧人更为激昂，他们坚定地认为，“以沸腾的热血清洗国族的耻辱，于情理上实属应分，并与佛戒不相违背”[10]。他们还以佛经为证，“菩萨见恶劫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以怜悯心而断彼命，由是因缘，于菩萨戒无所违犯，生多功德”[11]。所以，他们认为武力抗日是菩萨的救世行为，挽救中国民众的生命财产则是最好的积善行德。他们号召佛教徒“以悲心入军阵”，“以怜悯心而断彼命”。佛教有三种布施之说，即所谓“财施”、“法施”、“无畏施”。太虚认为，这三种布施都适于抗战的需要，他解释说：“在今抗战建国时期内的中国人，当以认清并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义为最大法施;以抵抗侵略，驱除暴寇，达到军事胜利为第一的无畏施;能将意志、力量集中于求国家民族抗战胜利上，为最扼要的财施。”[12]佛教界的教义阐释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热情，也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第三，举行各种形式的护国息灾法会，以宗教的方式表达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祝愿，对抗日战士的激励和对死难者的哀思。早在1932年1月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得知日寇在上海的暴行,立即令西藏各大寺庙数十万僧人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祈诵经文,诅咒侵略者,“冀中央政府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期间,他还多次派僧俗官员到南京,加强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发表了坚决支持中央政府,呼吁全国团结共同抗日的主张”[13]。抗战前夕与初期,九世班禅多次在内蒙、青海、四川等地召集各大寺庙的喇嘛修建坛城,虔诵靖国消灾大经,祈祷和平,超荐抗日阵亡将士。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诺那呼图克图，除了呼吁“驱彼倭奴,还我故土”,表示“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14]的心声外，还多次在上海、南京等地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上传授旨在镇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经咒、仪轨。炉霍、道孚、甘孜等藏区57 寺僧人还联合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暴日入寇,五族同仇。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东日举行月会时,虔诚挚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15]抗战初期，华北地区是抗敌的主要战场,在历次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早在1935年8月,华北僧俗就于北平举办了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阵亡的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的佛教徒也纷纷呼应北平，举行护国息灾法会。1936年5月,印光法师应邀到上海主持护国息灾法会。法会期间,印光法师每日说法两小时,他首倡献金息灾，对佛教界的捐资抗战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启建护国息灾法会,由能海法师主坛修法，反对日本侵略,祝愿抗战胜利。次年,湖南、汉口等地的寺院或佛教组织也举办了护国法会和纪念七七抗战周年法会。1939年3月,戴传贤、屈映光等人发起在重庆再次举行护国息灾法会,请藏传佛教大师贡噶主坛,追悼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同年,著名高僧虚云提议,“当兹抗日战争,兵民损伤甚众,凡为佛子,应各发心,乃设坛每日礼忏二小时,荐亡息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款,均赞助实行”[16]。热振活佛于1939 年7月7 日致电蒋介石,表示支援抗战:“以抗战已进入第二期,日渐胜利,为振奋全藏精神,共同向‘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目标迈进,以堵击日寇之侵略起见,特于五月十二日在三大寺上下密院及古刹诸处,一律设坛,进行祝我军得胜利,并诅日政权立灭之咒。”1942年底,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在重庆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道场”,虚云法师应邀赴渝主修法会,盛况空前,影响巨大。各地陆续举办的这些法会，同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紧密相扣,对于安慰死难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激励继续抗日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第四，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谬论进行猛烈的批判，对其野蛮行径进行强烈的谴责。1932年，日本侵略者企图进犯热河一带。九世班禅闻讯后立即致电国民政府，严正声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近闻暴日不顾公理,藐视盟约,仗其武力,攻我热榆,视彼用心,无非欲实现其大陆政策之阴谋。”[17]西藏驻京(南京)总代表兼西藏驻京办事处处长的贡觉仲尼，于1938年4月在徐州前线的一次献礼仪式上，以藏族高僧的身份向世人说明“日本纯是违反佛教的侵略性。他指出:“宗教是本于公理正义的,日本人从前有不少的到拉萨来学密宗,现在他们根本违背了教义。就宗教方面来说也应该制裁。”[18]“康藏民众抗战赴难宣传团”1939 年正月在拉萨传召大法会期间，深入到各大寺庙拜访高僧,介绍抗战情况,特别是针对日本所散布的中国为反佛教国家的谎言,强调中国宗教信仰自由,中央历来尊崇佛教,内地各省佛教素来兴盛[19]。那时，佛界人士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因为“着了魔”，而佛教所说的“魔”又称恶魔，意译为杀者、夺命、能夺命者、障碍等，指夺取人类生命、妨碍善事的凶恶鬼神。日本侵略中国，滥杀无辜，已完全变成了破坏人类自由幸福、扰乱人世安宁的凶魔。日本的恶魔行径则是由于其恶魔之心造成的，而恶魔之心主要表现为狂妄自大和贪婪自私。福善法师说：“吾人以为，战争之所以发生，实由于人类之自私与自大，由于自私，便把自己的利益作为生活逻辑的最大前提，把他人及全世界人类的利益当作附属甚至根本抹煞。由于自大，便自认为是天之选民，而奴役他人，根本藐视了他人人格之存在。”日本军阀倡导“大日本主义”和“武士道”思想，就是自私与自大的表现。而只有“把这种夜郎自大的黩武哲学根本推翻，世界和平才有实现的可能”[20]。总之，佛教界人士既考虑到民族的大义，又紧紧依据佛教的义理，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有助于人们对日本侵华问题的思考和对民族危亡的深刻认识。第五，利用佛教自身的国际性优势，开展积极的对外宣传，揭示事实真相，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都主张或采取实际的措施推动宗教外交。1938年2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专论《宗教与民族解放》,指出中国宗教界不但要负担起对国内同胞的抗日宣传，而且要通过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联合各国民众，扩大反侵略运动，以争取各种财力和物力的援助。1939年7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称，日本在缅甸、越南、泰国等国家,大肆进行“种种不利于我之宣传活动……情形可虑”[21]。为此，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策划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前往缅甸、泰国、越南、印度、锡兰各国，进行抗战宣传,“联络各访问地区佛教及社会人士之感情”,“设法增进各访问地区政治当局对我之同情，募集救济难民捐款”,“搜集敌人在访问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之材料,并拟具对策”,“举行佛学讲演”等[22]。此次成立的中国佛教访问团以太虚为团长，从1939年11月到次年5月,先后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国家，促进了所访各国朝野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由于访问团的努力，缅甸华侨“倍增倾向祖国热诚”,掀起了献车运动,有的“个人独献一车”,有的捐献10部汽车[23]。1940年10月,时任重庆市僧侣服务队筹备主任的乐观法师致呈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拟组织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赴印度、缅甸、泰国等国家,“宣传佛教正义和平主张,……唤起彼邦人士之同情,与我携手,……共同扑灭此人间之魔鬼”[24]。当局立即批准了这个计划。中国佛教国际宣传步行队共由5名具有佛学素养和实践经验的人员组成。他们在访问期间,沿途散发日军轰炸中国各地寺院以及残害中国佛教徒的材料，发表演讲,用亲身参加战地救护的经历,控诉日军罪行,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总之，抗战时期中国佛教界的宗教外交活动,为拓展战时外交新局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六，参与抗战的各种后勤性工作，主要可以归结为五类：一是掩护和救治伤员;二是掩埋战死人员;三是收容救护难民;四是承担搬运战备物资;五是慰问犒劳抗日战士。1933年5月7日,太虚法师在上海永生无线电台发表广播讲话《佛教与护国》,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青年佛教徒成立护国团,支援前方抗战[25]。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反对内战，赵朴初参与并联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任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任常委，兼任战区难民委员会收容股主任，积极地投身于救济战区难民的工作，先后负责收容难民数十万，组织妇女支前，动员和掩护300多名青壮年奔赴前线。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1938 年的一份报告称,佛教界救护队救护安置的负伤军人和租界难民共有8272 人[26]。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也在“七七事变”后于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界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并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圆瑛任团长。随后,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召集京沪各寺青年僧徒于申城成立了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京沪僧侣第一救护队。救护队员100人,编为3个大队,经过一周集训后,赴淞沪前线,从事战地救护工作。继上海之后,汉口、宁波、广州、重庆、成都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僧侣救护队,其中重庆僧侣救护队因救护工作卓有成效,得到了国民政府通令嘉奖。最近刚刚公映的、被称为“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的《栖霞寺1937》则描写了位于南京的这座佛寺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保护营救两万四千多名难民的历史。淞沪战役结束后,阵亡的中国军人及罹难平民尸横遍野,惨不忍睹。1938年春,上海各寺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法师的带领下,从2 月至5 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 万多具遗体[27]。湖南南岳的僧人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慧旦、演文法师还请周恩来在各自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亲笔题词，在当时南岳佛道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僧道因此受到启蒙，纷纷投奔到抗战救国的行列中来，在巨赞、演文、暮笳等法师的带动下，许多青年佛道教徒成立流动工作团和宣传队、救护队、服务队，在长沙、湘潭、衡山、衡阳等地积极宣传抗日，抢救难民。其中于1938年成立的南岳僧侣救护队由五大寺的120余人组成，道安法师任大队长，大定、智圆任分队长，经过集中训练，每遇空袭，即赴战地救难。在内蒙的大青山地区，八路军大青山支队与蒙古族上层、宗教上层建立了密切联系和深厚友情，并依靠他们沟通了与一些伪军、伪蒙军的内线联系，取得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支持、合作和帮助。地处西北大后方的陕西也于1939年春由西北行营批准成立了“陕西佛教抗战救亡救护队”，奔赴山西中条山、潼关、华阴三个伤兵集中处进行救护工作。皖南事变后，永宁寺住持雪松法师组织了盐城县佛教界抗日救护队，自任教官，以自己会中医的一技之长，救护过不少新四军伤病员，陈毅、刘少奇称他“革命和尚”。1939年5月,班禅大师行辕暨西藏僧俗民众又组织了以丁杰佛为团长、拉敏益西楚臣为副团长的14人代表团风餐露宿,赶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总之，中国佛教界在抗战时期所从事的抗战后勤性工作，从工作类型来讲是全方位的，从参加者来讲是全国范围内的，其数之大，其功之高，实难尽述。第七，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抗战。抗日战争不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也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在国力十分虚弱的情况下，只有全社会的支援，抗战才有望坚持下去。1936年印光在上海发出的献金息灾倡议在社会上立即引起积极的回响。为了支援抗战,江苏的许多寺院如常州的天宁寺、句容宝华山的隆昌寺等认购了巨额救国公债。当时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为筹集抗日款项发行了救国公债，因为五台山当地农民比较贫困，发行极端困难，五台山的僧人们在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感召下，积极购买公债，仅台麓寺的喇嘛庙在当时就认购了2000元。在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安西、敦煌等7县佛教联合会发起了捐献“佛教号”飞机运动,广大佛教徒纷纷响应,慷慨解囊,购买飞机,支援前线。1939年3月,西藏佛教界也派代表赴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和伤兵难胞,捐献了5000元的医药费和一些慰问金。那时，拉卜楞寺嘉木样五世曾派兄长黄正清在兰州成立了“藏民文化促进会”，两次组团赴抗日前方慰问抗日将士，并捐献出可购30架飞机的巨资30万元银币。为了表彰嘉木样五世的抗日爱国精神，1946年国民政府特赐“疏财卫国”[28]匾额一块，至今仍保存在拉卜楞寺中。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省吃俭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这笔钱可购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29]。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中国失去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通道时,古老的康藏印驿运线又发挥了它特殊的作用。有资料表明,这条驿运线上经常有驮马3 万多头往返,每月由印度运出物资约4000驮，合240吨。照此计算,每年可运物资3000吨(单程)。而在这些马帮中,有许多人是西藏寺庙派出的僧侣。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鲜血支援了抗日战争[30]。中国佛教会理事长圆瑛为抗战募捐，到战地抢救伤患，被称为“战神之敌”。他通过各种渠道，在国内外募得国币3.24万元,分别汇给上海、浙江等地的慈善团体、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31]。1938年秋,圆瑛回国视察各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的情况,了解到经费仍十分困难,遂于当年冬天再次到南洋一带进行爱国演说，发动筹募“一元钱救国运动”[32],又为祖国筹集了一笔经费。中国佛教界的抗战捐款活动在当时形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励了全国人民支援抗战的热情，在中国宗教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第八，脱去袈裟，直接参战。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在解决了戒杀与抗日之间的矛盾、并理解成佛与降魔之间的关系之后，中国佛教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投身于抗日的战场。1938年3月2日，山东招远陈言忠利用普云佛教会负责人的名义，树起抗日大旗，称“普云佛教抗日救国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一次战役后队伍被击溃，余部由王先春率领投奔八路军。1938年4月，五台山台怀镇内48座青庙和21座黄庙的1700余名各族僧侣联合成立“佛教救国同盟会”，首开全国宗教界抗日的先例。从1938 年秋至1939 年春,大约有100余名五台山僧人参加了八路军,其中包括菩萨顶等10 处藏传佛教寺庙僧人30 余人。他们被编入晋察冀二分区四团,人称“僧人连”[33]。住锡厦门的一代高僧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并把自己的居室称为“殉教堂”之后，同在闽南的宏船法师也以出家人的名义加入抗日救护军。由于他宽宏大度，带兵有方，很快就由一般队员升为救护队大队长。江苏省宜兴县龙池山恒海和尚,出家前毕业于保定军校,后入佛门修习禅学,深得禅髓。日军进犯宜兴时,他召集僧俗千余人,组建抗日游击队,转战于苏皖等地,屡挫日军,不幸于1938年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国。像这种直接参展的僧人在当时虽然还只是少数，但他们却以实际行动和自我牺牲，代表了中国佛教界的抗敌激情，既为中国抗战史增添了鲜活的内容，也为中国佛教史留下凝重而新奇的记忆。第九，对不辨是非、助纣为虐的日本佛教团体和佛教信徒的谬论与行为进行抨击。公元6世纪中叶,佛教自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佛教自传入日本之日起就表现出极强的“镇护国家”的政治色彩,因此日本佛教的发展得到国家、贵族的支持和扶助。早在明治六年(1873年)，日本政府就发布训令，让佛界人士学习宣传“神德皇恩之说”、“人魂不死之说”、“爱国之说”、“神祭之说”、“君臣之说”、“父子之说”、“夫妇之说”等思想，利用宗教进行对外扩张也逐渐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宗教徒不得不俯首听命。这样一段时间以后，日本“佛教教义的本色，已经灭绝难见了”[34]20世纪上半叶,日本佛教的绝大多数宗派都积极追随军国主义,鼓吹日本佛教必须对外扩张,提倡迎合统治者需要的“忠皇爱国”思想，公然宣扬:“发扬皇国宗教之本旨,从而走向大东亚共荣圈之建设,并期待着协助确立世界新秩序;献身于宗教报国之实践,以期通过各自职分戮力同心而效天业奉赞之诚。”[35]日本侵华战争发生后，侵略者竟然把这场非正义战争说成是“弘扬佛教的圣战”，对日本国内一些反对侵略战争的佛教宗派则予以迫害和镇压,而日本佛教界绝大部分都对战争表示支持。“战时日本佛教简直好象发了疯一般”[36]，他们完全“被顽冥不灵的黩武主义者拖入了这次中日战争与世界战争的漩涡里不能自拔”[37]，他们向前线派出随军僧,指使他们在战地传教、慰问官兵、为阵亡将士超度亡灵,充当日本军队的帮凶。面对多数日本佛教组织和佛徒昧于佛教大义、甘心受本国军阀的驱使、支持并参与侵略战争的现实，中国佛教徒深感遗憾和痛心。佛界人士首先对当时的日本佛教进行了分析，指出“日本人所信仰的佛教除了学理的研究以外，其余的部分都是半武士道的神社宗教”，“所以日本人所说的佛教不是纯正的释迦牟尼的教义”[38]，它已变了质，“成为侵略的最大利器”，“所以佛教国际间很早就有人说日本的佛教是没有灵魂的尸体”[39]。他们“已成为日本军阀的鹰犬”，“失却佛教伟大的精神，而偏陷入于狭隘的国家种族的观念了” [40]，严重玷污了佛教和平、慈悲的形象。中国佛徒呼吁日本同仁迅速觉醒，弃恶从善，别再为虎作伥，别再做侵略中国的可耻工具。中国佛教界对日本佛教界的批判尽管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唤醒日本佛教界的作用，但它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揭露了日本佛教界支持侵略的妄言与恶行，维护了正统佛教的形象，展示了中国佛教坚持真理、抑恶扬善的光荣传统。第十，提出佛教关于制止战争的理论和方法。太虚认为，佛教“是世界上杜绝战争永保和平的最有效办法”，佛教徒则“是人类中消灭战争创造和平的最努力分子”[41]。居士黄健六则从战争期间民众心理建设的角度，论述了佛教“业报”理论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说，此次中日战争，日军虽逞凶一时，但中国多数民众众志成城，不屈不挠抵抗到底，因此“霸者在彼，而王者在我”，抗日胜利，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可是难民区中，却有很多人动辄怨天尤人，把眼前的苦难归之于命数，不做抗日的努力而拱手安居，听天由命。这种心理对于抗战建国是有害的。这些人应该学习并遵循佛教“业报”法则，明了现实苦难的“业因”，其内因正是自身的“懒惰性与依赖性”，外因则是日本的野蛮侵略，而只有消除这些“恶因”，才会有安宁幸福的“善果”[42]。福善法师认为，心地是人类文明或野蛮的总根，要净化世界，首先要净化人类的心灵。心理上做到种族平等，就能除去自大;心理上能公平地提高人类福利，就能除去自私;心理上肃清黩武思想，就能永绝战争。所以，中国对日本应采取“攻心”的办法，帮助日本人“把所有心地的自大自私及黩武思想，一概扫除干净，而以‘世界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心，以‘普利宇宙众生’为心”[43]。很多佛教徒也指出，现在日本到处侵略、强暴别国，“都是由于贪心的逼露，因为有了贪心，所以就侵略别人的土地，烧杀他人的生命、财产”。而佛教有“无贪”的教谕，强调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贪取。“这‘不贪’的心理，传遍到全世界的人心中去，个个都做到佛教所说的‘不贪’，那么，侵略强暴的现象就可消灭”[44]，日本就会停止侵略，亚洲就会出现和平。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的回顾与分析，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上马杀贼下马学佛”这种奇特的战时佛教形态，并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关于中国佛教特性特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关系的启示：第一，中国佛教是慈悲为怀的宗教，在民族危难，百姓惨遭战争之苦的时候，佛教能够站出来采取各种方式救济和保护难民，充分显示了中国佛教的悲悯之心和救世之情;第二，中国佛教是善恶分明的宗教，它虽然讲“空”，但并不碍对“有”的全面体察，它对现实社会有深刻的理解，对人情世故有清晰的认识，对正义与非正义有明确的分别，这既符合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佛教的基本特色所在;第三，中国佛教是爱国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始终把护国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图永固”作为理想的目标，把“报国土恩”、“报国主恩”作为内心修炼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国佛教能够主动而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难当头之时，更能够为国家着想，始终保持既爱国又爱教的优良传统;第四，中国佛教是“契机”的宗教，它能够与时俱进，随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来调整自己，使自己的理论与实践在“契理”即符合佛教基本原理的同时，也能够“契机”即符合时代的要求，从而始终使自己与中国社会处于相适应的状态，这既为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自己价值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可能，这种“契机”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十分浓厚;第五，中国佛教是入世的宗教，它把成佛作为佛教的最高理想，但强调成佛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修行，只能在此岸最终实现，所以它的基本理念就是出世的精神和入世的行为，即以出世的心态做各种入世的事，特别是经过抗战时期的调整，中国佛教中的人间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成为延续不断的佛教潮流，至今已经成为两岸中国佛教的主流;第六，中国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它呼吁抗战和参与抗战的基本宗旨就是要以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来制止破坏和平的非正义战争，以维护人类的和平、众生的安详与社会的稳定。总之，在60年前的那场正义与非正义激烈较量的战争中，中国佛教与全国其他各阶层力量结成广泛而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战时佛教形态。中国佛教的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宗教、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宗教、契机的宗教、与社会相适应的宗教、入世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文 /李利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