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佛教史，展现了一幅斑斓多采的图卷。已经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逼迫着有着近二千年历史的中国佛教界自身要做努力的转换。回顾近现代中国佛教史的历程，中国佛教界在近现代的转型中，用与时俱进的思想做出了建立佛教组织，进一步加强团结；兴办现代僧教育，努力培养人才等续佛慧命的大事，于是才将中国佛教延续到了现在。如今我们重新审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历史，最早出现的中国佛教僧教育会是不得不谈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一、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出现，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国佛教到了明清以后，特别是在清末，已经一蹶不振，当时被人称为是为死人服务和驱鬼的宗教和封建迷信。没有生气的佛教，严重地阻碍了它的健康发展，也歪曲了佛教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太虚大师曾经指出：西汉以来，中国之社会，处儒教专化之下，佛法虽来中国，以避其排斥，僧乃游方之外，住持佛教之净仪。而社会之承受其化者，一为功成身退之隐逸；一为施政者借充神道设教之用，以鬼神祸福辅治愚民；故非僻于离世之禅寂，即为腐于流俗之迷信，初未尝宣传佛法之真义于民众，俾社会之伦理、政治、经济裁成于佛之教化焉。唐、宋来为僧化根本精神之禅宗，宋、明儒亦闻其风而自张门户也。夫禅宗本高建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者；元、明以降，律仪隳弛，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持律、谈教之净土家，乃从而代之；故明、清来沙门居士之高者，大抵归崇净土。然晚清后儒化之中国民族，一被劫于西洋之武力侵略，再被劫于西洋之宗教侵略，三被劫于西洋之民治侵略，四被劫于西洋之科学侵略，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值此思想解放之时会，清末杨仁山居士汲汲流通精典，游扶桑者既习闻佛故，康、谭、章、严、梁氏等之政论者，亦时好谈佛，于是佛之教义浸为士夫学子所留意。佛学研究会之居士团，亦萌芽于斯际，且尝有学丛报以鼓吹之。至民七、余出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之倡导，佛之风化，遂流行社会。军、政、商学之士，习之者渐趋兴盛，唯识、三论、真言之宗趣，亦探求日广。第回观住持佛法之僧宝则何如欤？自禅而净，已成江河就下之趋势，且今亦仅存印光法师之硕果。其它则乘机以掠名利恭敬，传律、宏宗、演教云者，亦滔滔为应赴经忏之类耳。于是住持佛教之僧位，渐为居士侵夺矣。然华严、天台二家及余兴学之结果，流布为华严学院、法界学院、清凉学院，与天台学院、明因讲舍、山家讲舍，及四川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弘慈佛学院等，亦不无承学之新僧也。但既无高等之道场以摄彼修学深造，复无改善僧制以适应施设之地，内不容于腐化僻化之旧僧，外被牵迫于民众之轻蔑于僧；于是除少数之高蹈遐举者，多有反僧而从俗、变化其生活者也。面对如此衰落的中国佛教，有识之士纷纷呼吁要进行改革。濮一乘曾经在中国最早的佛教刊物《佛学丛报》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人口和宗教信仰情况调查，汉族男子除笃守儒家程朱理学者、素无宗教知识者，道士及天主、耶稣教徒外，其余的全数信仰佛教；女子亦是一样，但较男子信仰尤多。所以“统是以观，则佛教徒多或是全国十分之八九焉，少亦全国十分之六七焉。”并根据这个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佛教者，中华民国唯一之国粹也。中华民国特别之学术也。中华民国无上之灵魂也。”对于这个调查的数据，太虚曾经有过评论，他认为“若论信仰徒乎，笃守程朱者亦多能信佛，道士亦多信佛，耶稣天主教徒亦多信佛；濮君所谓十有八九，可为定数。”但太虚又进一步指出，当时全国有四亿人，僧人有八十万，其比例是五百分之一，即每五百人中有一个是出家人。而既是出家人（太虚称为“住持部）应该是“律仪清净，人天钦敬，独能住持佛法，故得住持僧名。古德尝依义立三种三宝：一曰、同体，此乃即心自性功德。二曰、别相，此指果圣、因贤教证。三曰、住持，佛、即金铜土木塔像，法、即三藏九部经典，僧、即舍俗而受持苾刍、苾刍尼戒律部众。住持僧宝端肃严整，则住持佛宝有威灵，住持僧宝禅讲精进，则住持法宝得宏通。如是则信仰佛教者兴盛，反是则信仰佛教者衰灭。故住持三宝，全系乎住持僧宝而已。此持苾刍、苾刍尼律仪众，一方面对同体、别相三宝，及住持之佛宝、法宝，以为信徒。一方面则对信仰部（上者案，指在家众）而为被信仰之僧宝，故与信仰部大殊也。──何以得为僧宝？谓具僧相、僧德。舍俗依僧，缁衣圆顶，具受沙弥、苾刍、菩萨三坛大戒；守波罗提木叉，依毗奈耶处住，三聚无犯，六和无诤；此僧相也。修证定慧，学通经论，行解相应，宏扬佛法，人天钦悦，堪受供养，此僧德也。欲令住持僧宝清净，势不能不择善根具足者而度；其数故难多得，且亦无需乎多。果有八十万真净僧，每人平均系五百人信仰，已足化导四万万人全数皆信仰矣。”太虚指出了，僧人多了无碍，有助于佛法的弘扬。现在的僧人之数已经非常能够满足当时佛教弘法的需要了。然而太虚更加强调的是僧人要有自己的僧样，亦即是出家人的威仪，同时还要有僧德，而这样的人才真正是“其数故难多得，且亦无需乎多”。但是，当时的佛教界情况并非看好，曾经有人给太虚写信，痛述僧伽堕落的现状：“佛教出家众，近年以来，因感社会艰窘，又环境不安，加入僧伽者，为兵、为工、为农，及无业者甚多。而求其有知识，真正为住持佛法出家者，寥若晨星。而俗情之习染，与知见顽例，未受家庭教育，及普通常识，一但加入僧类，弗能受其清苦。及勤劳公益事业，深欲安乐方便。遂以经忏为生间，或以淫赌烟酒，未能知戒律及因果报应。似此每年收戒传徒，复杂系多，政府社会深以僧加行为，多为诟病。而内容且复杂以难以规制僧伽乃日益腐败，佛法愈衰微不振矣。其应兴改革之方法，虽我师有以整顿，而实则自疾难救，将来非政府彻底澄清，弗能有好现象。此次关于庙产抽十方之六办公益事业，则僧人收入无从生活，不亡何待！再因各县加入居士，以半数为佛教委员，则监视与挟制相继并行，而僧人毫无常识，较三武法难而同等矣。可胜叹哉。”所以佛教如何走未来的路，始终是佛教界僧俗两界人士的一个重要的心病，中央撰写的《佛教进行商榷书》就认为：“法王郅治，今古而常存，何期象教陵夷，为兹世之诟病。呜呼，居今日而言，淘汰沙门，几成天演公例，亦吾侪自认不讳矣。……上焉者，厌世逃禅冥心枯寂；下焉者，假衣营养，贻玷梵林。无补世道人心，转为社会。藉口所谓狮子身中虫，自啖其狮子之肉也，宁能与世界宗教竞生并存乎哉。我诸方大德奈何不猛省时机，力图振作耶。其随波逐流，因循观望者无论矣，即或能行吾道而正觉不明，自生障碍，遂致放任，弃本分者，往往而是。要皆智愿薄弱，罔知观机逗教，因势利导，从根本而着手故也。……愿我方诸大德秉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救生誓愿，奉行其固有之清规，牺牲其耽逸之利养，筹集资财，广兴学校，纳成年于轨物，培幼稚之灵明，拔濯陈根，灌输新理，本吾徒禅教律，差别等法，证如来过现未不可得心用，示三宗正鹄同为一致进行，宏造善缘，普渡苦海，阐扬祖乘，骖靳儒林，能力所充，辉耀佛界，其影响可及于全国社会。厥利造糜穷，实际造福，此乃因势利导，解决根本上之问题也。”佛教徒为了挽救正在衰颓的佛教命运，煞费苦心，提出了各种想法，同时也在致力于用各种方式将佛教宣传到社会，成立各种组织，团结起来保护佛教，振作丛林。二、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最早出现的佛教界组织是僧教育会，这是清末民初中国佛教界在庙产兴学的运动中而产生的。光绪三十三年，寺院僧众害怕民间以办学为名而夺取寺产，于是八指头陀与北平觉先、杭州松风、江苏月霞等人开始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及请绅士办人民小学：江苏僧师范校，湖南僧师范校，以及杭州宁波等僧小学先后创办。太虚曾经深刻地揭示了僧教育会成立的背景。他说：“中国在三十年前，因感外侮有变政兴学之举，所办新学新政往往占用寺宇，拨取寺产，激起僧众反抗，由联日僧以保护引起外交；乃有使僧界自动兴学，自护寺产，另立僧教育会之明令。浙江之寄禅、松风、华山，江苏之月霞，北京之觉先等，南北呼应，为当时组设僧教育会而办学堂之僧领袖。”又说：“自清季以來，佛教即入多事之秋。三十年来常有僧寺能不能存在之问题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寺时感无限之恐慌。然考察现代思潮，有一部分人根本反对宗教，以为佛教是宗教之一，故应与其它宗教同其不能存在。亦有人以为佛教非宗教，谓其所讲明宇宙人生之原理，永为人类所必需研究之学术，故仍可存在。至于不反对宗教者，则于佛教之应当存在，更不成问题；然寺僧可否存在，其问题至今未决。”又日本真宗来华代表为伊藤贤道。杭州各寺在真宗保护之下，如遇提僧产、占僧寺等情，就由日本领事出面保护。因了这些瓜葛而闹出很大风潮，连地方长官如浙江巡抚也不敢作主判断，把这种情形呈报中央政府──那时应该说是入奏皇上──。结果、一方面向日本交涉，把投入真宗的事情取消；一方面由政府下诏保护佛教，并令僧众自办教育，故有僧教育会的产生。于是全国各省各县，纷起组织教育会，与普通教育会成了对立的形势。”又说：“故清末以來，寺产常被外人侵占，乃有僧教育会、佛教会……团体之组织，办僧教育，才也成近三四十年保持寺院祖产之要事。”僧教育会组织的目的是保护寺产，它的性质，则是一方面是办幼年僧徒小学，培育僧众的人材；一方面是办普通小学，以补助国民教育。亦即“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与真正的僧人教育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僧教育会没有统一的领导，大都是各省各县各自为政的设立，谈不上有系统的组织。特别是僧教育会的组织成功，虽然是由各寺院长老的联合，但僧教育会的会长却有两个：一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出家长老，一是地方上有名望而热心教育的绅士，而绅士也不一定是佛教的信徒。这是受政府明令所成的教育组织，又有绅士在中协助，故能与当地的官厅发生密切的联系。经费由各寺院分担，如有不愿捐款或不送幼僧入学的行为，得由政府差人催索或强迫入学。这些僧教育会，组织健全，办理完善的固然是有，但徒拥虚名，实际由绅士主持，或随新潮流趋向，失却佛教立场的亦不少；甚或俗化成饮酒、吃肉、聚赌等违反僧制的腐败勾当。这种组织不健全，办理不完善的僧教育会，和当地非佛教徒的乡绅会长，任用私人操纵会务以图中饱分肥，有着莫大的关系。太虚有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他认为：“中国民族复兴之途径如此，况中国佛教更落后中国政治者二十年……。”也就是说，中国的佛教不管在政治，还在文化方面，都要与世俗社会的发展相差20年的距离。因此他主张佛教要与时俱进。他曾经说：“在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皆已变更之现今中国民族，其佛教亦当然须革除从以前政俗所遗来之弊制与迷信，建立适应现今国情之新制与新信。然数千年先德所留之精神的物质的遗产，亦不可不加意护持，依以整理而发挥光大，俾佛教能随世运国运俱进。”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太虚参与了僧教育会的组织工作。他自述：“我在当时也曾参加过几处的僧教育会。宁波在八指头陀──寄禅老和尚领导之下，在光绪三十四年也把僧教育会组织起来，该会管辖的范围包括宁波府──除定海县──所属各县。在光绪末年，我因为上来所说种种关系，也就热心参加这种活动。入冬、在江苏有个比较有系统的省僧教育会的组织，在镇江金山寺开成立会，八指头陀与我代表宁波去列席参加。江苏因为有全省组织的缘故，力量比较雄厚，除各县办有僧徒和民众小学外，并筹办全省僧师范学校。同年、南京杨仁山居士就金陵刻经处创办祗洹精舍，该舍与锡兰达磨波罗居士取得密切的联系，同抱有复兴印度佛教的意志，欲使佛教传到各国去。我因参加江苏僧教育会底关系，听到有这种作世界佛教运动的组织，于是次年也到南京去加入。该舍的主要科为国文、佛学、英文。祗洹精舍只有一年的历史，因经济不继而停办。初办的上半年我未参加，我是第二期才进去的。我在祗洹精舍的时候，已有普陀山定海县教育会的成立，该会办有：在定海县城的慈云小学──国民小学，至今尚存；在普陀山上纯沙弥的化雨小学，下半年因华山法师辞职，遂请我去当佛学教员。这就是我参加僧教育会、佛教学校、祗洹精舍的经过。”三、倡议成立僧教育会的主要贡献人之一，是寄禅和尚。寄禅，俗姓黄，亦名八指头陀和尚。先世为山谷苗裔，宋时由江西迁茶陵，明季乃徙湘潭之石潭，世业农。父讳宣杏，母胡氏，咸丰辛亥十二月初三日，祷观音大士梦兰而生。龆龀之岁，即吐弃腥味，喜闻人谈仙佛事。7岁丧母，12岁丧父。尝就私塾师受《论语》未卒业，至是与弟子成俱废学，为田家执牧牛役。暇则携书自课，黄陵石上，绿树阴中，往往独坐冥想，似有所悟。未疢疾益智，孤孽者达，处境苦则虑患自深，出尘弃俗之思，乃由是生焉。一日，驱牛出郊，睹篱间白桃花为风雨摧落，恍闻佛说苦、空、无常、无我之法，遂感而大哭，潜投湘阴法华寺东林本师出家，字寄禅，名敬安。既从南岳祝圣寺贤楷律师受戒。又以笠云圃学行超妙，亦事以师礼。闻岐山恒志和尚唱教外别传之旨，冒雪往参。志公命司苦行，暇则随众坐禅，夜常礼佛达旦。之后遍参烟水，江浙名宿皆往请益。在宁波阿育王塔供洒扫于佛舍利前，剜臂肉如钱者数四，注油于中以代灯。又燃去左手两指，真法供养，众称八指头陀。三年后，省舅氏巴陵，登岳阳楼，下视水天一碧，得“洞庭波送一僧来”句，回来后向郭菊荪讲述，谓有神助，菊荪乃授寄禅《唐诗三百篇》。寺里的维那精一禅课之余，偶尔为诗，见寄禅诗作，大奇之，给予奖掖，但寄禅然生死心切，时以禅定为业。山行坐盘石上，参父母未生前语，冥然入定，猝闻溪声有悟。寄禅平生好善嫉恶，睠怀君国，举大慧杲语，慕紫柏真可之风。1895中法战争发生，中国战而不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是为国耻。这时寄禅住在宁波，心里感到胸堵，终日考虑舰炮之坚利，惧国权之衰削，奋然思有以御之，数日眠不成梦，食不知味，精神凝结，郁无所获而热病发！爱国之心深切。寄禅和尚于捍卫佛教，尤能以圣天、法琳为职志。为了佛教事业，他辄置生命度外，据理力争不稍屈。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胸次湛然不挠也。光绪十年，寄禅34岁，始还湘中，历主衡阳罗汉、衡山上封、大善、宁乡沩山、长沙神鼎、上林各寺。南岳衡山祝融峰下的上封寺，为衡州大刹。山后有田数千亩，皆供众之产，被夺于农人者且半，历年诉讼不能决。及寄禅住持后，誓恢复之，得巡抚吴清卿护住，最终收回。前清之季，沩山寺法门坠败，寄禅驻锡三年，恢复寺宇千余间，还往日住僧众数千人之旧观，鼓螺为之一振，故有沩山水牯牛重来之称。光绪二十八年，宁波鄞县天童寺缺少住持，首座幻人以明州净域，太白名山，非得高僧主持其间，否则不足宣鬯宗风，化夷道俗。于是幻人率两序头首往迎寄禅至天童，寄禅来了之后，任贤用能，百废俱举，夏讲冬禅，一无虚岁。勉学者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尝举古德三关语，勘验门下衲子。有一位僧人到天童寺，以其机语敏妙，见地缜密，寄禅即举之班首，并亲书正法眼藏赠之。他还在寺里，抚恤老病愚苦之辈，尤为周至，缁素咸德之。由于他在天童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期满之后，全寺僧人坚持挽留。宁波阿育王古寺，毁于太平天国战争，颓垣败址，仅可辨识。寄禅来了之后，四方衲子云集，门庭日有起色，终成往日规模。1900年，清朝政府面对社会的不满，提出罢科举，兴学校的创议，但是负责南方各省的官吏以没有钱为借口，有人建议提取寺产充作学费。此事传出之后，佛教界僧徒群焉震惊恐慌，莫知为计，有人背着寄禅，以天童住持的名义，联浙江三十五寺投请本愿寺僧伊藤贤道借传教保护以相抵制。此事经各报纸披露，天下大哗，外务部亦电询浙江巡抚聂仲芳。寄禅愤不欲生，感慨国政之棼乱，悯佛教之凌夷，以为辱国辱教，莫此为甚。他赶快致函洋务局，力陈窃名之妄，请严行拒绝。聂仲芳也电复外务部，表示拒绝，同时要求各郡自办僧学，以杜绝国外势力的阑入，由学部颁行僧教育会章程，于是僧人皆自办僧学，设立僧教育会，国之有僧学，实始此也。浙江省有佛教学校也自此始，宁波郡城创立僧教育会，为平民和僧人办有两个小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全国提寺产兴学的风潮日紧，寄禅率大家进京请愿，在北京住贤良寺，得到了僧录司法安、龙泉寺道兴、观音寺觉光诸师的支持。肃亲王善耆请寄禅为其太福晋说戒法，各王公大臣旧友，多来相视。寄禅得到护法帮助，向朝廷上书，最后朝廷下旨：“前因筹办捐款，迭颁谕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扰贫民。近闻各省办理学堂、工厂，诸多苛扰，甚至捐及方外，殊属不成事体。着各该督抚，饬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众产业，一律由地方官保护“。不准刁绅蠹役，藉端滋扰。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庙产，以端政体。钦此。”此谕颁布后，各省提寺产之风遂告平息。“若湘、若鄂、若江、若浙，藉和尚之力，祖风绝而重振，教产失而复得，殆不胜枚举。”寄禅力排众议，以兴学卫教倡议，登高一呼，翕然响应，为中国近代佛教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寄禅也是一位富有文采的诗僧。他惟于文字，至老不辍。作诗乃由苦吟所得，虽云慧业，亦以工力胜者也。一字未安，推敲竟日，故其诗日益进，而集且日益富矣。其诗宗法六朝卑者，亦似中晚唐人之作。中年以后，所交多海内闻人，诗格骀宕不主，故常骎骎乎有与邓、王犄角之意。湘中固多诗僧，未有胜于寄师者也。1912年，寄禅到北京北洋政府请愿，突然圆寂于法源寺。起塔于宁波天童寺左之青龙冈，塔曰“冷香”。身后留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白梅诗》一卷行世，日本僧人将其编入续藏。寄禅开堂二十年有六，及门者不下万余，得戒者数亦称是，传明月之心灯者若干人，小师及再传若干人。“而当代耆宿通人，如郭伯琛、彭雪岑、王壬秋、王益吾、樊樊山、陈伯严、庄醒庵、郑苏龛、易哭庵、李梅庵、俞恪士、喻艮麓、陆镇亭、张简硕、饶智元、狄楚卿、陈天婴、洪佛矢、冯汲蒙、冯君木、萧荣爵、吴雁舟、汪德渊，皆其知游最稔，唱和独多者也。他若知慕有素，获交易箦者，则有徐花浓、罗惇融、严又陵、梁任公、杨皙子、雷西楞、刘少少辈。俞恪士赠和尚诗云：‘交空四海公垂老’，盖非虚语！”作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早的一个佛教组织——僧教育会，虽然它的成立是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出现的，是佛教界起来面对庙产兴学而不得不自保以后而自发组织的，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太虚说中国佛教的缺点之一是殭散：“殭不粘合，散不团结，致成难组织而组织等于零之情况。佛教寺院原为僧团制度，在中国则适应宗法而成一寺一庵变相家族，只有家族而无教团。教团萌芽于清末之僧教育会，入民国为中华佛教总会及中国佛教会，断断续续，有了三十多载，距组织之健全尚非常辽远。”这里说明了，僧教育会作为近代中国佛教组织的萌芽，给后来的其它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和中国佛教会等打下了基础，如果当时佛教界不成立僧教育会，那么当时很有可能有很多寺院都被改作它用，或者被政府给吃掉了。僧教育会成立以后，在许多地方都办有分会，以江苏和宁波等地僧教育会最有影响，然而由于目的不明确，故在教育方面成绩不大，很多学校办了没有多久，就停办了。正如太虚所说：“其动机多在保存寺产，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用图抵制，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故其教学科目，亦多属普通学校之性质，间或讲授佛学，亦仅以点缀，未尝重视；且多数办理不久，旋即废止，故殊少成绩可言。”“江苏僧教育会复办初级僧师范学校，亦只昙花一现，未能持久。”清光绪三十年以前，中国佛教的传统教育大抵不外于丛林的参禅和丛林的讲经、与律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习为念佛、诵经、礼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绪三十年间日本人水野梅晓在长沙办的僧学校，稍后、扬州天宁寺铭廉和尚亦办了中国人自己办的普通僧学校，是为近代中国僧教育之始。僧教育会是打着兴办佛教教育的旗号，它虽不是近代最早的中国佛教界从事教育最早的部门，而且佛教界并不愿意在教育方面下多少功夫，也不舍得投入，然而形势逼迫佛教界只能打着教育的招牌来进行自保，歪打正着，于是在不自觉的过程中，不得不从事教育活动，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此种学校，多有遗留至今者，如定海、如皋等处之僧立学校是。亦有中间改为孤儿院者，如宁波是。”由于僧教育会客观的在教育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太虚后来一再提到：“僧教育三字，非今特刱之名辞，在清末既有僧教育会，顾名思义，即可知是学僧所受之僧教育也。” “僧教育”三个字，点出了中国佛教教育的实质，也开辟了中国近代佛教教育之深远影响，但是不管在清代，还是在民国时代，僧教育虽然在不断地发展，然而太虚还是清楚地认识到：“然于此有应当明白之要点，即在国民党之立场上，现今之僧寺亦决不许照旧延长下去，必需用一番整顿改革工夫而后可；于此，乃有办僧教育之需要。但僧教育并非漫然无的之讲学，应以造成真能住持佛教之僧才为目的；此是学僧之出路，亦是僧教育之宗旨。”所以，要将僧教育办好，关键还在佛教界自身的改革与整顿，以此才可以避免像僧教育会这种歪打正着的尷尬情况，使真正的僧教育落实到实处。（文 / 黄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