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一、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着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着，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二师之后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本期最后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佑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齎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于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后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二、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于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着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于无着、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六二九）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钜作，而诸多唯识论着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义净□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卷，译着的数量与品质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于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注释]□又称竺朔佛，天竺人，桓帝（一说灵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的梵本抵洛阳，并译出，惜今已失传。后与支娄迦谶合译《般舟三昧经》二卷，由孟福、张莲之笔受。近人有谓支娄迦谶所译的十卷本《道行般若经》应为竺佛朔与支娄迦谶所共译。□又称佛调，是汉地第一个出家人（未依戒法受戒）。安世高来华后，师与安玄皆入其门，共译《法镜经》等经典。后师渐通梵语后，即能自译经典，并深入禅法，撰《沙弥十慧章句》，以阐禅旨，是为汉土注疏之始。师所译经，省而不繁，译有《濡首菩萨无上清净分卫经》等五部八卷。□安息国人。生卒年不详。汉灵帝末年至洛阳，以功拜骑都尉，世称“都尉玄”。博诵群经，以弘法为己任，渐解汉语后，常与沙门讲论道义。光和四年（一八一），与严佛调共译《法镜经》二卷、《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一卷等，皆能巧尽微旨，时人咸谓后人难有能继者。□为康居国人。以慧学称名洛阳。献帝兴平元年至建安四年间（一九四至一九九），于洛阳译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四衢经》一卷、《兴起行经》二卷、《梵网经》二卷、谛经》一卷，并与竺大力共译《修行本起经》，与昙果共译《中本起经》二卷。安称赞说：“孟详所出，奕奕流便，足腾玄趣也。”□汉末三国时代僧人。为支娄迦谶的弟子，支谦的老师。其生卒年及生平事迹等，均不详。□详见《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今仅存三十部。□玄奘大师（六○二至六六四），唐代河南人，贞观元年自长安出发至中印度那烂陀寺求法，在印度从戒贤学唯识，曾师事胜军，又学显扬、婆沙、俱舍、顺正理、对法、因明、声明、集量、中、百等论。回国后，奉敕译经，译出的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俱舍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异部宗轮论》、《解深密经》、《显扬论》、《因明入正理论》、《阿毗达磨杂集论》等。为法相宗之祖。□先祖为中亚人，十七岁出家，奉敕为玄奘弟子，二十五岁参与译经，与玄奘大师合译《成唯识论》。由玄奘主译的《辩中边论》、《辩中边论颂》、《二十唯识论》、《异部宗轮论》、《阿毗达磨界身足论》，皆由师笔受，另除《阿毗达磨界身足论》外，皆作述记。又撰有《瑜伽师地论略纂》、《大乘法苑义林章》、《对法论疏》等，后世有“百疏论主”的美称。师长年住慈恩寺，以承继发扬玄奘所弘唯识之学，故后世又称唯识（法相）宗为慈恩宗。□于唐咸亨二年（六七一）经由广州，越海至印度，二十多年，历游三十余国。返国时，携梵本经论约四百部、舍利三百粒至洛阳，武后亲至上东门外迎接，敕住佛授记寺。首先参与实叉难陀《华严经》的新译。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所译出经典遍通大小二乘、显密二教，其中以律部典籍居多，今所传有部《毗奈耶》等诸律，大多出自其手。论藏部分，则以法相唯识为主，有《成唯识宝生论》、《观所缘缘论释》等。另外，尚有因明论着八种，以《集量论》、《因明正理门论》最为精要。□善无畏，东印度人，唐开元四年（七一六）至长安，时年八十岁，玄宗礼为国师，译有《大日经》、《虚空藏求闻持法》，与沙门一行译有《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苏婆呼童子经》、《苏悉地羯罗经》等。金刚智，南印度人，曾从龙智学习密教。唐开元七年（七一九），与弟子不空东来，译有《金刚顶中略出瑜伽念诵法》等。不空，南印度师国人，从学于金刚智，后与师抵洛阳，天宝五年（七四六）曾为玄宗灌顶，以祈雨灵验，赐号智藏，并赐紫袈裟等。肃宗、代宗时，仍受二帝尊崇礼遇。译有《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金刚顶五秘密修行念诵仪轨》、《发菩提心论》，多为密教典籍，密宗因而成立。□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印经院，此时，佛典的翻译成为北宋国家事业。译经院由三堂组成：译经堂、润文堂、证译堂。设有译主、证义、证文、书字梵学僧、笔受、缀文、参译、刊定、润文、梵呗（将译好的经典仿梵音唱念一次，以修改音节，使人听来和谐悦耳）。比之唐朝，更加完善。□隋朝彦琮在其撰著的《辩正论》中提出译家应具备“八备”的条件资格，即：一备：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备：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三备：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闇滞；四备：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直；五备：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六备：沈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七备：要识梵，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八备：薄阅苍雅，粗安篆隶，不昧此文。总之，八备所言，乃为译场人员的选取标准。□　玄奘大师因鉴于旧译时代注重文采而不忠于原典的缺失，立下严谨的译经理论。主张译经时有下列五种情形不予意译，仍保留原音（音译）：□秘密故不翻：如诸经中的陀罗尼（咒语），本为诸佛密语，微妙身隐，不可思议，故不予翻译。□含多义故不翻：如薄伽梵一词，兼具自在、吉祥等多义而不翻。□此方无故不翻：如阎浮树，产于印度等地，为我国所无，故保留原音。□有古译故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生善故不翻：如般若一词。□《宋高僧传》卷三载，北宋佛学史家赞宁深研历代译经理论，就梵语、胡语、汉语的用法提出“新意”六例：□译字译音，分为译字不译音、译音不译字、音字俱译、音字俱不译等四种情形。□胡语梵语，说明原典有胡语与印度纯梵语之别，于纯梵语之中，依五天竺地域之别，各地梵语亦不尽同，各地胡语之中亦有异。□重译直译，直接从印度的梵箧译成汉语者，称为直译。一度译为胡语后，再度转译成汉语者，称为重译。此外，译者来华途中，经历诸胡国时所译的经典，译语之中常夹带胡语，此属亦直译亦重译。□粗言细语，印度的语言有所谓平常言词的口语与典正言词的文言，其中，佛陀说法时大多采用口语。又佛陀的言音可概分为两类，即分明典正之全声（细语），与不分明讹僻之半声（粗语）。□华言雅俗，谓译成的汉语亦有雅俗之别。□直语密语，谓梵语涉俗者为直语，涉真者为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