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释迦牟尼。开始的时候，佛教主要流传于印度中部的恒河流域，后来因为商人的大量皈依，信徒的不断增加以及部分统治者的支持，佛教逐渐向印度其他地方扩展。公元前3世纪时，印度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皈依佛教，并通过国家的力量，组织大规模的传教队伍，向世界各地传播佛教，南传和北传两条佛教外传路线由此定型。其中南传佛教先是由印度传到斯里兰卡，再由斯里兰卡传到东南亚各国；北传佛教通过印度西北先传到中亚和中东地区，再由此传入中国，并由中国传入东亚各国。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最早是从陕西肇端的。在陕西，佛教的最早传入又是从西安地区开始的。关于佛教传入陕西的历史传说很多，秦朝以前传入的说法多不可靠。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今天的西安一带已属秦都所在的重地，传说印度的阿育王派遣室利防等高僧至秦送来佛教经像，被秦始皇驱逐。这则故事虽然难以证实，但秦时佛教传入陕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特别是当时印度正值空前统一强大的孔雀帝国，该帝国第三代国王阿育王组织大规模的对外传教，其统治势力已经延伸到中亚地区，而起源于西部的秦国当时正好控制着中国辽阔的西部地区，所以两大帝国相距并不遥远，丝绸之路此时已经开通，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此时印度的许多物品和艺术形式开始进入中国。所以，阿育王的传教范围很可能已经触及到秦的疆域，陕西境内法门寺阿育王塔在最早被称呼为圣冢，说明它就是以类似印度阿育王所建的佛塔形式出现的，而且其位置正好处于秦国早期政治中心的附近和秦朝与西部交通大动脉之上，所以，佛教界和部分学者认为法门寺佛舍利塔就是这个时候由阿育王派遣的传教者建立起来的，只是因为秦始皇实行政治专制和文化钳制政策，对内焚书坑儒，对外肯定也是排斥异说，法家以外的其他学说均难生存，供奉佛舍利的圣冢当然也是默默无闻。西汉时期，直通中亚的丝绸之路因为政治军事的力量而畅通，张骞出使西域，得知佛国的存在，陕西人最早主动地了解到佛国印度的一些情况。此后丝绸之路更加畅通，这便为佛教进入陕西和全国提供了基础。目前学术界、佛教界绝大部分人认可的佛教传入陕西也是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在西汉哀帝时（前6—前1）。那时，位于现在中亚地区的大月氏国的使者伊存来到汉朝，给当时长安城里的博士子弟秦景宪口授《浮屠经》，这是关于佛教基本教义和佛教基本制度的经典。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2年，这是佛教思想教义传入陕西的开始，一般认为当时并没有开始建立佛教寺院。按照中国佛教自古以来的流行说法，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即公元64年，摄摩腾、竺法兰两个印僧受请来洛阳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并建立了佛教寺院白马寺。这是中国人最早向外主动请法，从此之后，中国始有佛教寺院。这件事的发生也是经过了西安地区，但在西安是否有建立寺院和传播经典教义的活动则不甚明了。据相关史书记载，在西晋时期，汉长安城内就有白马寺，西来高僧竺法护曾在其中翻译过经典。这个寺院是否是东汉时期的，现尚无资料证明。另外户县罗汉寺碑记载，那里曾建白马西招提院，陕西还有一些寺院也传说是东汉时期建立的。西晋时期，汉长安城里已有白马寺存在的史实，说明西安地区也与东汉时期的白马驮经有一定联系。东汉桓帝建和年中（147）以后，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途径关中地区到达洛阳，在那里译出大乘小乘诸经并讲释弘传，影响波及关中地区。一些人认为，法门寺因为埋有圣人之骨的圣冢地位而在这个时候建立起了寺院。三国时期，朱士行作为第一个出家的中国人，不但是汉地最早的中国僧人，而且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西行取经人。据记载，甘露五年（260）朱士行从长安西行出关，渡过沙漠，辗转到了大乘经典集中地的于阗。在那里，他获得《放光般若经》的梵本，共有九十章，六十余万字。因受到当地小乘佛教信徒的阻挠，未能将经本很快送出。直到太康三年（282）才由他的弟子弗如檀（意译法饶）送回内地。又经过了十年，元康元年（291）才在陈留界内仓垣水南寺由无叉罗和竺叔兰译出。而朱士行本人终身留在西域，八十岁病死。朱士行从长安西行求法的举动既表明了当时长安地区的佛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彰显了长安在沟通内地与西域方面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