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他的文学及翻译成就，他前后期思想的巨大差异，他与鲁迅从兄弟怡怡到后来的决然断义，都引人瞩目。在周作人迂回曲折、矛盾跌宕的人生中，他的思想也是纷乱驳杂的，但佛教文化与儒家思想相汇合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周作人50岁时，曾作《五十自寿诗》两首，他自况“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表明了他思想中所受到的佛儒影响。周作人出生时，便有传言说他是老和尚转世，而他自己也颇得意于这个虚假的故事，宁信其有，似乎觉得由此获得了某种与生俱来的超脱性。1905年，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时期，就买了《投身饲恶虎经》与《经指示说》，这两本经书对他影响至深。留日期间，周作人曾“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1921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般若堂养病期间，在鲁迅的照顾与帮助下，看了大量的佛经，不算家里原有的佛经，单是住院和疗养期间新买的就有10种以上。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周作人已经对佛经深感兴趣。1937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讲六朝散文，因六朝散文与佛经很有渊缘，他就想要添加讲佛经这一部分，但7月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事遂中止。周作人想在大学讲佛经，这件事正体现了他佛学造诣的深厚和对佛教文化的欣赏。周作人曾经还鼓动年轻人读佛经，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因为那被认为是比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还要显得落后与复封复古的做法，周作人却敢于大胆地提出来，足见其对佛教的首肯。虽然周作人一再声明“我只是把佛经当做书来看”，但是，他还是看到了佛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对其作了很高的评价。当然，周作人所接受和欣赏的佛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性化了的。他说：“我的杂学里边最普通的一部分，大概要算是佛经了吧。但是在这里正如在汉文方面一样，也不是正宗的，这样便与许多读佛经的人走的不是一条路了。”这里的“不是正宗”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当然是自谦，表示自己对佛教只是爱好而非专业。第二则显示了周作人对宗教的态度，就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一概否定，而是以自我理性予以观照。如果说宗教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种不可颠扑、矢志不渝的信仰的话，那么对于周作人来说则是一种借以暂时遁世的安慰。可以说，早年的周作人是出于某种心绪的契合与兴趣而对佛教产生了亲近感，但是“五四”之后，现实的不尽如人意使他与佛教靠得更近。佛教认为人生来就是苦的，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主张人应当洞穿世事，从贪嗔痴慢中解脱出来，要明白生死无常，不可执着。而历经了许多人世沧桑之后的周作人，也认为天下事不能执一而论，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偏执一方、唯我独尊、宁过无不及的非理性独断论、狂信论提出了强烈质疑，这种自由、豁达又充满理性的认知态度与佛教达成了高度默契。此外，周作人还十分喜欢佛教中的“缘”字，认为它“能说明世间许多事情”，而且“带一点儿诗意”。他认为佛教的“缘”透视了人的某种孤寂状态，而欲加以温柔的弥合与缝补。孤寂正是周作人的一种心理常态，在家庭中，他与兄弟失和，为娶日本妻子一事亦引起母亲的不满，后来又出任日伪交予的职务而引起全国的讨伐，众叛亲离，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他曾写到：“人是喜群的，但他往往在人群中感到不可堪的寂寞，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孤寂是他难以逃避的绝境，这时，佛教安抚内心烦乱的说法就成为他解脱孤寂的良药了。由此，周作人向佛教靠拢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信息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