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显在佛教历史上的贡献 [谢路军]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杰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的年代最早。法显是第一位沿着陆路西行，而乘着海船从南洋回到汉地的取经高僧。《续高僧传·玄奘传》亦说：“前后往天竺者，首自法显。”

法显把西行求法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部《佛国记》流传下来，受到东西方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该书被翻译成法文、英文等国文字出版。该书是法显唯一的著作。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部分也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

有关法显大师的历史资料，在梁僧佑的《出三藏记集》卷15、梁慧皎的《高僧传》卷3、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卷3、唐圆照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3等，均有记载。

法显是山西平阳人(今山西临汾人)，俗姓萧，三岁出家，十岁丧亲，二十岁受具足戒。先到长安，公元399年因慨叹律藏传译未全，立志西行求取律藏原典，从长安出发时共有同道五人，到了张掖，又增加了五人，再往西行时其中有三人返回高昌，只剩七人，经西北印度而抵达中印度时，道整留印不归，只剩法显一人继续南行出海，至斯里兰卡，然后搭大商船，经耶婆提，再循海路回广州，却误航到了山东青州的牢山，时间是公元412年9月5日。414年写完了详细的西行求法记。

在西行求法途中，法显不忘故国。《佛国记》中记载，法显大师造访师子国的无畏寺，该寺有一座金银众宝构成的佛殿，殿内供有一尊三丈来高的青玉佛像，通身七宝庄严，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此时的法显，慨叹他昔年从汉地出发时的同行道伴，一路上“或流或亡”而“顾影唯己”是汉人，其余“所与交接，悉异域人”。正值此际，忽见有一商人，“以(汉地的)白绢扇供养”青玉佛像，令他“不觉凄然泪下满目”!当法显抵达中印度的洹精舍之际，当地僧众闻说法显来自汉地，便赞叹他说：“奇哉边国之人，乃能至此;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

法显西行对中国佛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法显大师之前，虽然已有朱士行往西域求法，但他未到天竺的印度，并且未返汉地。汉人西行求法，有去有回，并带返大量的梵本文献的第一位汉僧，乃是法显。因此，他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法显回国后，曾在建康和梵僧佛驮跋陀罗共同译经，当年曾和他结伴西行的智严、宝云也相随而至。他们对我国的佛经翻译事业作出了贡献。据《出三藏记集》说，法显死于南朝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享年82岁。依此推算，他从长安出发取西经的那年，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法显还曾于东晋义熙12年(公元416年)应庐山高僧慧远的邀请，到庐山讲经。慧远的俗家弟子雷次宗听法显讲述到天竺取经的经历，为法显整理了一卷《游天竺记传》流传于世。《游天竺记传》被翻译为英文、法文、日文、印度文等多国语文版本，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直至今天，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附近的卡鲁塔，还保存着一块“法显石”，作为法显曾游历及学习于当地的一个见证。

从历史上看，法显大师的西行求法，比不上玄奘有名。但是，玄奘以及其后的义净等数十位僧侣的先后西行求法，都是受到法显《佛国记》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现，拓展了汉土僧人的视野，以致引发了西行求法的热潮。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称赞法显是“开辟荒途”，而玄奘法师则是“中开王路”(1)。可见，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三大西行求法的高僧的为法忘躯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法显开其先河。所以，法显在佛教历史上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我认为，其贡献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带回大量佛教典籍。法显西行十五年，携带回国的经律，依据《出三藏记集》卷2所载，共有十一部，被他译出的有六部凡六十三卷，包括《大般泥洹经》六卷、《大方等泥洹经》二卷(已佚)、《摩诃僧祗律》四十卷、《僧祗戒本》一卷(已佚)、《杂阿毗昙心》十三卷(梁僧佑时代已佚)、《杂藏经》一卷。未及译出而由后人译成汉文的，则尚有《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五分)律》、《萨婆多(有部)律》等。从法显携归的经律种类及卷数来看，乃是偏重于律部梵本的求取，除了四分律及新的有部律之外，现存于汉文中的诸部广律，几乎都是法显带回来的。这也正如《法显传》中自称是因为“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而“至天竺，寻求戒律”的出发点所在了。正由于此，法显对于戒律在中国的弘传，乃是居于关键性的一位大师，纵然自唐代以来的中国律宗，是以四分律为根本，可是在诸汉传佛教的戒律学文献之中，法显的贡献，依旧处处可见。所以中国佛教的戒律，已不像印度部派佛教时代那样地，每一部派各守一部律典那样的局面，而是可以参考各部广律，汇归于四分律宗了。所以中国的律宗已经不是部派型态小乘佛教，而是容受各部小乘戒律的大乘佛教。

法显带回并且亲自参与译出的《大般泥洹经》，乃是大乘《涅经》的最初译本。大家知道，大乘《涅经》的“如来性品”，主张“一切众生，虽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后乃见”(2)。在大乘涅经尚未译出之前，汉地只有竺道生敢说“众生皆有佛性”，故当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之后，立即引起论诤，但也因此扭转了当时的佛学思潮，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是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主流的大势。中国佛教在强调“众生皆有佛性”的同时，也没有忽略戒律的受持。大乘《涅经》，一边说佛性常住，一边又极力强调若不受持戒律，便不可能见到佛性，通常称之为“扶律谈常”。这也影响到大盛于唐朝的禅宗寺院，例如百丈立丛林清规的准则，便是不拘泥于大小乘戒律，也不违背大小乘戒律，使得禅修者们，在清净和精进的农禅生活中，达到亲证本自现成的佛性。这证明法显译出《大般泥洹经》的宗旨是在弘扬戒律，却也附带传递了一个崭新的消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且影响了一千数百年来的中国佛教。

法显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抄得《杂阿毗昙心论》约六千偈与《摩诃僧阿毗昙》。《发智论》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书，后人为了解释此论，邀集500人，费时12年，写成《大毗婆沙论》十万颂，玄奘后来把它译成汉文，共200卷。对此卷帙浩繁的论典，为了便于领会其中要义，又出《阿毗昙心论》，心者乃核心、纲要之义。《杂阿毗昙心论》，即是解释这部《心论》。法显回国以后，与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这部《杂阿毗昙心论》，推动了当时的毗昙学研究。大家都以《杂阿毗昙心论》为要典，认为它是有部毗昙的总结。可惜该书现已佚失，目前仅存僧伽跋摩等在刘宋元嘉十二年(435)译出的《杂阿毗昙心论》十一卷。可见，法显对于毗昙学的研究亦曾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晋末宋初的毗昙学研究，为此后中国唯识学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见，法显带回大量佛经，并亲自参与翻译工作，为中国戒律学、佛性论思想和毗昙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带回大量有价值的佛教信息。

《佛国记》中记载了大量的法显西行途中的见闻，这些见闻有丰富的学术价值。如书中记载，法显于葱岭以东的竭叉国(今之喀什)见到石制的佛齿，当地人造塔供养;在师子国(今之斯里兰卡)也见到该国国王亲自主持盛大的佛牙游行和供养法会。在西北天竺的陀历国(今之克什米尔西北)见有木制的八丈高罗汉像;于弗楼沙国(今之巴斯坦白沙瓦)有迦腻色迦王时代建的四十余丈高塔，供养佛钵;于那竭国(今之阿富汗)，见有一座供养佛陀顶骨的寺院，以及一座供养佛牙及佛锡杖的寺院;在中天竺的僧伽施国(今之印度北方邦的法鲁巴克德)，见收藏佛发、佛爪的塔，以及过去三佛和释迦佛的塔;在蓝莫国(今之尼泊尔南境)有佛舍利塔;在摩竭提国(今印度比哈尔的巴特那)有阿育王建的佛舍利塔及建立的石柱;在毗舍离城(今之印度比哈尔穆札法尔布尔)见有阿难半身塔;以及佛陀本生故事所在地、佛陀住世时的各种游历行化所在地的纪念遗迹，均有寺塔等建筑物，供给佛教徒们作供养礼敬的场所。而且不论是大乘或小乘各派，都把佛的遗骨、遗物、遗迹，视作信奉的中心。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不但佛圆寂后受到供养，连其遗物、弟子以及阿罗汉等也受到供养。佛教传到了中国，这种源于西域印度的风俗信仰，也传了过来。

又如法显将途径之地都记载下来，保存了大量了文史方面的信息。据载，法显和道整渡恒河南行，辗转到了摩揭陀国。那里是古印度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的治城。公元前二世纪，阿育王统一了除半岛南端以外的印度全境。他大兴佛教，于国内广建寺塔，留下大量的佛教文化遗址。法显瞻仰了王宫，深为王宫的“累石起墙阙，雕文刻镂，非世所造”的豪华壮美所折服。摩揭陀国的国都巴连弗邑是一座文化古城。法显又特别对有关佛教的民俗活动感兴趣，曾经挤在观众中参加了城内居民迎佛像进城供奉的“行像”活动。“行像”活动于每年12月8日举行，佛像供奉在四轮车上，车上用竹篾扎制成五塔楼，上铺白毡，用彩画出飞天形象，佛龛缀饰着金银琉璃，四角缯幡高悬。“行像”一次，通常有20辆这样的车，每辆车各不相同。人们不分僧俗，都集合于路旁狂欢通宵。城东南方的耆崛山，有当年释迦牟尼说法堂的遗址。此时正是笈多王朝的鼎盛时期。经过月护王、海护王等数代国王的苦心经营，笈多王朝已领有印度的大部份版图。

除了大量的佛教信息之外，《佛国记》中还记载了不少的旅游、地理、考古等方面的信息。如法显曾游历过一个名叫达亲国的地方，境内风物清幽，但道路险阻，外人要进去，必须由当地人引领才行;达亲国国王便订下章程：凡进入该国地界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钱财或货物，然后便安排专人相送，一站接一站的辗转交付，指示路径。这种做法，实际就是旅游业的早期雏型。法显旅居外域，身无长物，当然无法游历达亲国，可是他记下了这种以有偿方式提供旅游服务的法度，给后人考察研究旅游业的兴起，留下宝贵的资料。又如北魏的郦道元撰写的名著《水经注》中的《河水注》中，就引用到《佛国记》有二十多处，大多与北印度有关。《水经注》一书，使用材料之丰富，考订推理之精到，语言叙述之优美，一千年来，一直让人赞叹不已。史称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佛国记》当时大概也可以算是“奇书”之一。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法显传》也收入了清代编成的《四库全书》中，归入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收入释家著作很少，地理类只有这两种。

三、促进中印、中斯的佛教交流。

《佛国记》是中国古代高僧以亲身经历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情况的第一部游记。法显西行求法，越过葱岭，历千辛万苦，于402年(晋安帝元兴二年)4月进入北印度,遍游北印度诸国，取得《摩诃僧祗众律》、《方等般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重要经籍。403年初春,法显折向东南，费时半年进入中印度。405年(晋安帝义熙元年)，,法显到达中印度最著名的大国摩竭提国(摩竭陀)的都城巴连弗邑(华氏城，今印度巴特那)，在此滞留3年，研修梵典，遍访佛教胜迹,并亲临佛祖本生及涅之处顶礼膜拜。408年(晋安帝义熙四年)，,法显只身一人沿恒河东下，抵多摩利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塔姆卢克)，在此停留2年，写经与画像。这是法显在印度求法的最后一站。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而在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晋宋之际，游方僧人虽多，但以法显为至有名。所至之地，不但汉之张骞、甘英所不到，即东汉末年之朱士行，晋之支法领，足迹仅达于阗，而在显前之慧常、进行、慧辩，只闻其出，未闻其返，康法朗未闻至天竺，于法兰则中途终逝。故海陆并进，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返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3)。

409年(晋安帝义熙五年)12月，法显乘一艘商船返国,航行14日抵达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法显在此又住2年，寻经修法，详细了解并记载了该国风土人情、历史地理及社会状况，他也就成为历史上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个到达斯里兰卡的中国学者和旅行家。411年(晋安帝义熙七年)9月，法显起航东归,历尽海上漂流之苦，于412年(晋安帝义熙八年)7月14日在山东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登陆,完成了这次伟大的求法旅行。《佛国记》中关于斯里兰卡的部分，计有汉字1741个，占全书的八分之一强。书中介绍了斯里兰卡佛教兴旺的情况。这些记述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公元5世纪初期斯里兰卡佛教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弥补了《岛史》、《大史》的不足。法显在中斯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中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自撰的游记中第一次向中国人民详细地介绍了古代斯里兰卡的情况，以及从斯里兰卡取回了重要的经、律，完善了汉译广律和“四阿含”，还在于他为中斯文化交流开辟了一条道路。一千五百年来，他的伟大精神和业绩一直鼓舞着中斯两国的僧俗朝野。法显离开斯里兰卡十几年之后，斯里兰卡国王刹利摩诃男(406一428年在位)就派出4位僧人和两位居士携国书、礼物访问中国，428年到达宋都。不久，斯里兰卡国王又连续派出使团访华，他们分别于430年和435年到达宋都。沙门求那跋摩于427年到达斯里兰卡，住劫波利村，后离开斯里兰卡经爪哇来到建康。公元429年，有八位斯里兰卡比丘尼来到建康，慧果等尼便请求求那跋摩主持仪式，礼请斯里兰卡比丘尼为她们重授尼戒。求那跋摩认为斯里兰卡尼人数不足10人，条件不备，未能立办。事隔4年之后，公元433年，又有以铁萨罗为首的几位斯里兰卡比丘尼来到建康，于是共同为中国尼众重授尼戒，完成了受戒的程序。从此，中国尼制才如法如律，而且传承不绝，至于今日。公元435年，印度高僧求那跋陀罗也是经斯里兰卡来到中国的。及至唐代，玄奘、义净的伟业世人皆知，勿需赘言。斯里兰卡僧人不空金刚(705一774年)14岁随其师金刚智来华，学习梵汉经论，成为“开元三大士”之一。法显的西行的确是开了中斯佛教互访的先河。

法显西天取经，自古效法者有之，盛赞者更是屡见不鲜。唐僧义净“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马宗达在《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写道：法显、玄奘、义净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相当厚的书，这些书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译成了英文。三个人都在印度呆了许多年，学习了印度的语言，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1987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教授给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信中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近代中国学者柴德赓先生在《史籍举要》中说：《佛国记》全书只一卷，不过万余字，但其价值很高，是研究当时中国与印度等国交通及岌多王朝时代印度历史的重要史料，故外文译本甚多。近代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盛赞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外国的留学生，而且最为成功和最有贡献。”(信息来源：佛教在线)

(1)(唐)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第214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2)《大正藏》册12，页405上。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38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