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绝后的事业

玄奘一行进入长安后，将自印度取得的释迦舍利一百五十枚，佛像七尊，经典六百五十七部，陈列在朱雀大街上，供人民参观。万民哄动，空巷而出，使玄奘极为兴奋。他怀着愉悦而激动的情绪，带着大张佛法的宏图，在二月前往洛阳晋见唐太宗。玄奘一见太宗，便提出在长安设置译场翻译佛典的事。唐太宗并不是一位信佛诵经的皇帝，他认为治国平天下的依据是儒家学说，他曾以水之于鱼、鸟之于翼说明自己与尧舜周孔之道的关系。他对佛教的看法比较复杂，基本上认为它于国于民皆有害无益。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也就是玄奘归国的第二年，大臣萧请求辞官出家，太宗手诏训斥他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不予同意。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在治理天下时要考虑官民的思想与感情。当时，社会上下各阶级阶层都有相当多的人信奉佛教，这就使他容许佛教存在但加以严格限制。玄奘从印度归来，太宗极为兴奋，嘉许其万难不折的意志行为，赏识其知识学问文章品性，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人。当时，唐王朝正图向西发展，玄奘在西域、印度的威信，与西域印度人的关系，对西域印度天气、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民俗各方面的了解，都为他所需要。他之所以欢迎礼待玄奘，不是礼待一个佛学家翻译家，而是礼待一个有学问有谋略有胆识的辅佐人才。因此，李世民对玄奘的话不以为然。他说：“翻译佛经是件徒扬仄陋的事，而且会因此终亏圣典，影响以儒学治平天下，教化人民。像你这样精通中西、学识渊博的人，理当还俗参政建立功业。”玄奘在吃惊之后，一再坚决辞谢，竭力恳求朝廷支持他翻译佛经。唐太宗答应了他的要求。恰逢弘福寺沙门慧斌病故，于是命玄奘居住弘福寺译经，所需的一切人力物力与时为宰相的房玄龄商议。随后，唐太宗又询问西域及印度情况，在听了玄奘的大致介绍后，要他笔录成书，供他阅读。玄奘回长安后，在翻译佛经的同时，即详细口授西方情况，由他的学生辩机笔录，到次年七月成书十二卷，题为《大唐西域记》，连同新译的《大菩萨藏经》、《显扬圣教论》、《大乘对法论》等佛经一起送呈太宗，请皇帝作序，以扩大佛教影响。不久，太宗答复说：“请求为所译经典作序，这方面不是我所懂得的。新著的《西域记》定当亲自阅读。”

玄奘回长安后，住进弘福寺，由唐政府派卫士防守。他与房玄龄商议译场的规模和结构，确定弘福寺译场的基本成员是二十四人。由他担任弘福寺译场的场主，其下有证义十二人，缀文九人，文字一人，梵文梵语一人。政府与玄奘所聘请的二十三人如下：十二位证义大德是灵润、文备、慧贵、明琰、法祥、普贤、神、道深、玄忠、神泰、敬明和道明;九位缀文大德是栖玄、明浚、辩机、道宣、精迈、行友(或作行支)、道卓、慧立与玄则;字学大德为玄应，证梵语梵文大德为玄谟。上述二十四人，全是中国僧人。没有印度僧人参加的中国佛经译场，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这说明中国佛教译经事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译经，由于来自域外的外族僧人汉语水平差，而汉族僧人又很少通印度语言，译经往往是先将梵文译成汉文，再将所译成的汉文倒译成梵文作验证。如失原意加以重译，未失原意就作文字上的修饰。然而，这样还是免不了错误，在润泽文辞时还出现“多坠全言”的问题。现在，因为玄奘精通中印语言文字，他“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记录下来便可阅读欣赏。为着典雅精确，又请证义查审文义是否正确，润饰加工文字。玄奘主持的译场，后来相继迁到慈恩寺、西明寺、玉华宫。高宗继位后，又派遣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府等朝廷大吏，前来参预阅文、润文工作。这表明唐政府对玄奘译经事业日益重视。玄奘所译佛经，道宣的《大唐内典录》与智升的《开元释教录》上都有记载而略有不同。两书都误将所著《大唐西域记》载入。将此除去后，前者所记为六十六部，一千三百三十二卷，后者著录了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许靖的《古今译经图记》说：“除《西域记》总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与《开元录》所载部卷数相同，但只载书名、卷数，而不叙述各书翻译时间、地点、笔受人员和附见经录、不同译本等项情况。玄奘在十九年内翻译一千三百余卷，平均每年在七十卷以上;其中最后四年，更是发奋，每年所译有一百七十卷。玄奘翻译佛经，其进程大体为：太宗贞观末至高宗永徽初，是《瑜伽》、《唯识》系的大乘有宗经论;高宗永徽至显庆年间，是《婆沙》、《俱舍》等小乘典籍，高宗显庆至龙朔年间，是般若系的大乘空宗经典。在这三个时期，还穿插着翻译下列佛典：陀罗尼和咒等密教系统经书，《药师经》、《称赞净土论》等净土著述，《甚稀有经》、《最无比经》等宣扬神异思想书籍。今日学者郭朋认为译经次序，反映了玄奘在各个时期思想倾向的变化。

玄奘还从事中译印的工作，他将《大乘起信论》与《老子》译成梵文。

《大乘起信论》相传为古印度马鸣所著，实为南北朝时中国僧人的托名之作。该书结构谨严、文字流畅。全书从因缘分、立义分、解释分、修行信心分和劝修利益分五方面，沟通大乘如来藏思想与唯识说，阐明一心、二门、三大的佛教理论和四位、五行的修持方法。此论出现后广为流传，玄奘早年读后有所得益。游学印度期间，他访求原本不得，认为在印度失传，于是，回国后将其译成梵文，传往印度，对印度佛教也有所影响。

当时中印之间使节往来，唐太宗在接纳印度文化的同时，也向印度输出中国文化。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东天竺童子王，通过唐的使臣李义要求将《道德经》译成梵文。唐太宗得悉后，即命玄奘翻译，使其得以传往彼方。玄奘接到命令后，先与蔡晃、成玄英等道教学者研究《老子》一书的玄奥词旨，而后再从事翻译。对《老子》与佛经在思想与语言上的关系，他与道教学者有着重大分歧并由此而发生争论。蔡晃、成玄英等人主张用《释论》、《中论》、《百论》等佛教思想与语言来翻译《老子》。对这种做法玄奘坚决反对。他说：“佛道两种宗教，他们在终极目标上本有重大不同，怎么可以用佛教的名词与思想来翻译道教的义理!”蔡晃根据僧肇写《般若无知论》、《不真空论》、《物不迁论》，往往引证《老子》与《庄子》，说明佛道二教在思想上“不无同会”，语言上“佛言似道”。玄奘听后，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不久，经典不多，于是将谈玄理的《老子》微附佛言，这种联类喻辞的方法，是不能用来阐述意旨所在的。现在佛教经论繁富，而《老子》仅五千言，已经不能也不需要这样做。《老子》一书有何晏、王弼、周颐、萧绎、顾欢等数十家注释，应当引用他们的理解，而不是依据佛教经论来翻译。最后确定按照玄奘所定的原则，将《老子》译成了梵文。成玄英等人又提出翻译后人所写的序言。玄奘不同意，说：“《老子》谈论治身治国，文词完备。后人序言中的叩齿咽液之说，鄙陋不经，将其翻译过去有损于我国的声誉。”双方争论不休，最终由中书令马周来作仲裁。马周问玄奘说：“西域有类似《老子》和《庄子》学说的思想吗?”玄奘谈了印度丰富复杂的思想后说：“如果将《老子》的序言翻译过去，我恐怕会成为那里的笑料。”马周听后，决定不译序言。

玄奘深知他能顺利地将众多佛教经典译成汉文，是因为唐朝廷的支持。这使他更加体会道安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玄奘利用一切机会，让唐太宗、高宗父子理解自己，不断地上表上启。太宗、高宗父子也因此而对他礼遇有加。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玄奘应诏赴玉华宫，太宗又劝其还俗从政。在玄奘力辞后，李世民为其新译各经写了一篇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肯定了佛教及其哲理的作用与地位，也肯定了玄奘取经译经的功绩与意义。高宗更因其请，废除僧尼犯法依据俗人治罪的规定，抬高佛教地位，又命他在宫内从事翻译。玄奘在译经过程中，改变着唐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与政策。唐代佛教的发达与玄奘的活动大有关系。

摘自《大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