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一轮明月》剧照

8月14日下午，濮存昕走进了上海夏季音乐节的篷房音乐厅。身穿粉红色上衣，年过半百的他浑身透着的仍然是年轻与从容。

本来，他是应余隆之邀来跨界讲音乐、讲艺术的。然而，“我和我的角色”这个话题，让扎根表演界多年的他终于还是不管不顾地回到了舞台、银幕角色中，并敞开心扉，畅谈作为一名演员的文化生存与文化角色认定问题。

演员的角色不只是演戏

问：每个人在各自的生活圈中都是一个角色，您对自己的角色如何看待？

濮：表演艺术让演员藏在角色后面，我不过是用角色的名义来表达自己。但是我一定是在做角色的事儿，说角色的词儿。角色提升了演员。

我和同学们不一样，我今年57岁了。我是69届，我小学六年级之后再也没有上学，下乡了。文革期间到了黑龙江，在兵团待了8年，文革结束后才回到北京做文艺。我没有任何高中、大学的学历。我选择了演员这个职业作为服务社会的角色。我演过优秀的作品，如大师级的经典作品——莎士比亚、易卜生、曹禺、郭沫若的作品。角色让我今天能在观众面前有说话的权利，我也感恩于角色给我的“教育”。

问：角色赋予你异于常人的东西是什么？

濮： 作为演员，在文艺的空间里，向年轻人传递我们对文化艺术的理解，是我们要做的事。五千年的文化不能到我们这个年代就没了，我们要拼命去往回找东西。包括作为外国优秀文化的古典音乐，不能到我们这辈人这里就没了，下一拨孩子不能不知道古典音乐，不知道交响乐，不知道这些大师的经典作品。尽管我们现在也呼唤能出现当代的音乐经典，但是依然无法不仰慕一两百年前如巴赫、贝多芬这些音乐家。戏剧界也一样，我提醒大家关注，9月24日是曹禺先生诞辰100年。曹禺先生是我们国家近代剧作界目前没人能企及的大师，9月24日前后，我们北京人艺要演他的四部话剧。一个当时24岁的年轻人如何能写出当代作家不能企及的作品？我不是说今天的作家都不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态度、这个时代对于人的尊重来重新解读曹禺的作品。

问：刚才说到音乐，讲讲您的音乐“履历”吧。

濮：我小时候是北京少年儿童合唱团的，合唱团的经历让我难忘，小时候的歌我现在还会唱。前两天在世博会上我还唱歌呢，带着艾滋病患儿进了世博会参观。音乐让我们的童年那么快乐。我的表演中有音乐感、有节奏、有情绪的点燃，其实都受到儿童时期音乐的影响。我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不是音乐家。我知道音乐对我的重要性，一个人哪怕一辈子只会唱一首歌，也是幸福的。

给我最大影响的两个角色

问：演了很多好戏、好角色，让你印象最深刻、或者说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几个？

濮：很有幸，我演了影响我人生的两个角色——电影《一轮明月》中的弘一法师和电影《鲁迅》中的鲁迅。但是，在商业放映渠道，这两部电影没法放映。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拍的电影不与观众见面？我不相信今天的兄弟姐妹不爱看这个电影。有时候我想这就是今天文化的悲哀。所以我们要拼命把文化市场做好，让真正滋养心灵的文化接近我们，这是我所执着的事。

影片《鲁迅》一开头，鲁迅先生对北师大学生演讲时说：“同学们，你说你们是学生，那么学生又是什么呢？学生是知识阶级的预备军，永远是精神界的战士，永远不会满足现状，永远处于痛苦但同时又是独立而清醒的，不人云亦云的，不见风使舵或随波逐流的，也从不一窝蜂地去充当看客，或虚张声势地跳到台上去做戏。因而他一定又是孤独的、独立的、孤立的、富于洞察力的。真正的知识阶级也因此获得了他的价值。”我觉得今天社会的不断进步，正需要这种永不满足现状、永远不合时宜的真的知识阶级。

问：你觉得知识分子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当代世界？

濮： 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在知识的教育中成为社会重要的劳动者、建设者。我们北京人艺，包括指挥家余隆在做的交响事业，都是知识分子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同于娱乐。当然，我不反对娱乐，甚至支持超女。但在我们自己，要好好地做，把北京人艺弄得有票房，把交响乐市场弄得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里更能满足市民的需要。要越做越好，让更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文化。尽管人们对娱乐的东西有需求，但是，我认为真正个性化的文化消费，必定是在舞台艺术上。

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角色

问：您塑造的弘一法师，是从另一个文化层面对当今生活给出另一种角度的思索。

濮： 弘一法师今年诞辰130周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了不起的文化名人，我始终觉得他不只是一位高僧，更是一位艺术家。他曾经在上海也纨绔一番；为了生意， 他办过太平洋报；他开设美术课、裸体素描课遭到过禁止。他的文化教育救国的理想还是趋于破灭。最终之所以断然出家，那么虔诚地跪在师家面前，一定有一种深刻的内忧外患在。

问：弘一给了你什么？

濮：让我感悟生命。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是“原本什么都没有”时候的快乐。禅学是中国对于佛教的贡献，禅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是“原本”。“原本”是什么？有这么一句禅：山是山，水是水。作为一个演员有名有利，但是很容易不快乐。比如有一次在南京演出时，我也曾忿忿不平，凭什么我是公益演出，而某个歌星出场费26万？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提醒自己，要热情地演出。刚开始做演员时，从没想过得最佳演员奖，那个时候是最快乐的。“山是山，水是水”这句话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百年千年都应该这样子。这是佛家的一个道理。

扮演弘一法师在山顶剃度时，我痛哭流泪。我问自己，我是不是也要这样？但我没有这种力量，演完我就蓄发了。我心里有这样一个认定：生活中的快乐之源，不仅仅来自文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我们修身养性是有帮助的，宗教文化也可以让我们心静，我们满可以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到一些能让我们心灵真正宁静、快乐的东西。

在社会角色上“求冠居二”

问：你希望你的表演达到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濮： 我演的角色都是从我的心灵出发。角色应该被赋予文化内涵、生命的启迪，即使是有缺陷的人、有负罪感的人。我们应该在文化层面揭示生命的内涵。今年11月即将放映由章子怡主演的一部电影，我在片中演了一个造成全村人灾难的人。我希望自己把这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但同时，我又希望表演一定要演出兴趣，而不只是让一个形象成为一种概念。我希望让大家觉得濮存昕还是一个有趣的人，希望我表演的角色能让大家看通、看透我。

问：文化在你眼中的分量很重。

濮： 如果说文化艺术在整个自然空间中的作用就好像水雾、植被，是能让温度和空气适宜、清新的东西；那么，如果缺少了文化艺术，我们的生活将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传统文化可以使国家在文化层面上走向和谐、走向平逸，不要那么浮躁。我40岁以后慢慢开始读这方面的书，有了这样的感慨。

问：现在很难有人静下来看文学作品。

濮：文化让人触及生命中更深层次的东西，因此40岁以后依然有动力会去看。至于那些提供来娱乐一下自己的东西，40岁以前都消遣得差不多了。今天还有哪些孩子在读我们小时候都读的《悲惨世界》《复活》？我觉得不能那么长的历史到了今天商品社会就被中断了。

我写了一句话叫“求冠居二”。现在的社会过于争求第一，会折磨死你，让你太高太孤独。这个社会太快了，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慢点。一个人要读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书，在40岁以后更沉静、更坚持。最后用一句诗来结束：我所表达的是你必须关注的，因为那是灵魂深处。我们必须注目于神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