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代的高僧传记，我们会发现这些高僧都具有常人难以做到的德行。他们中有的以淡泊名利被人称颂；有的是惜福节俭受人爱戴；有的以严持戒律为人师表。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流芳百世的高僧，是与他们超越常人的嘉德懿行分不开的。

南朝刘宋高僧僧旻法师，七岁出家，博通经论，闻名全国，众人便称他为旻法师。旻法师平时致力于修建寺庙，装设经像，放生布施，从来不知厌倦，更不曾因劳累而废弃。有人问他：“和尚您所修的功德不算少了，可惜没听说您办过大斋会，恐怕功德不圆满。”

旻法师说：“大斋会很难如法合理，而且需花费许多米、菜、盐、醋、柴、水、汤、炭等等的东西，践踏、洗涤、烧灼等多所伤害微虫类小生物。所以，我不办斋会。如委托王宫或达官贵人办理，更难如法，他们唯求世俗的应酬，失去了斋会真正的意义，因此，干脆就不办了。”

旻法师认为，当时人每做一件修福的事，就要办一次斋会，称为圆满。甚至闭关的和尚，关期过了一半后，就在闭关中办斋会了。日夜筹划，光预备斋会的事，时时不可或失的修道正念也都丢到脑后去了。旻法师的话，的确是对喜欢办斋会人的警示。

梁代锡都彭城寺慧开法师，是吴都海盐人，跟从钟山开善寺智藏，扬都庄严寺僧旻两位法师学经论，他讲经非常好，名闻当世。豫章太守谢慧恭迎开法师讲经，供养他很多钱。但他还没回到家，已把供养的钱布施分散光了。

晋安太守刘业供养他一万钱，不到一天，全部又布施给贫穷的人了。开法师的个性开朗随和，不注重外表。衣服弄脏了，也不会刻意去洗它。

说法而不受供养，才真正叫法施。如果每个出家人都能像开公一样，则佛教将会更有前途。

隋朝富上法师，挂单于益州净德寺，系挂一顶大斗笠在路旁，坐在斗笠下读诵经典。从不开口向来往的路人化缘求布施，有人布施财物给他，他也不道谢或类似一般化缘僧口中念念有词，仿佛为斋主消灾祈福。因为道路偏狭，人烟稀少，所以多年来都没有收到什么布施。

有人对大师说：“城西北往来人口稠密，布施可多些，你不如到那里去。”大师回答说：“一钱两钱可以维持生命就好了，何必要多呢？多也没用。”陵州刺史赵仲舒，是当时一位三代严刑的酷吏，不信佛法，也不敬三宝。听到富上大师的事情，故意要试他，骑马经过他身边，假装不小心掉下一贯钱。富大师仍悠然地读经，看也不看一眼。赵刺史走了很远后，再令人去取钱，大师也不管，熟视无睹。舒于是问大师：“你整天所得不过一钱，现在一贯钱掉在地上，你看到别人拿走，为何不阻止呢？”

大师说：“那不是我的东西，我为何要认它是我的，而阻止人家去拿呢？”

赵刺史于是下马道歉礼拜，非常叹服地回去了。

唐朝明州大眉山法常禅师，得到道一禅师即心即佛的心法要旨之后，隐居深山之中，没人知道。管盐官写信召见他，他谢绝不去，回了一首偈语给盐官：

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针食有余。

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

法常禅师的意思是说，我住在深山中有池塘，长满了荷叶，我用荷叶作衣服遮身蔽体，用也用不完。有好几棵松树，长满了松花松果，用于充饥，足足有余。本以为大众都不知道我的住处，可以清闲修道，没想到还是让人找到了。我只好离开这里，搬到更深的山中去住。

在古代高僧中，有很多人因为惜福节俭受到信徒的爱戴。唐朝东阳清泰寺玄朗法师即是。他经常修头陀苦行，住在山涧旁，别号左溪尊者。自己一个人住一个小房子，认为屋子虽小，可视如法界般宽大。他四十余年只穿一件七衣，一辈子只用一个卧具。如不是为了查阅经典，绝不随便点燃蜡烛，如不是要礼佛拜佛，也绝不随便走动一步。大师要洗钵盂，则山中群猴争着捧去洗，大师要诵经时，众鸟都飞到上面来，挥之不去。州刺史王正容屡次请玄郎法师，他都推脱有病而不去。

从玄朗大师的清心寡欲、惜福节俭的行为中，我们仿佛看到了玄朗大师飘逸的身影，感受到了大师的悲悯众生的情怀。

唐朝京师弘法寺静琳法师，京兆化原人，道行高超，道风远播后，信徒的供养一天天多了起来。信徒供养的财物都一并拿给侍者，也不再问多少。一天，他忽然想到要拿钱去做布施，才忽然后悔自己没钱，侍者拿钱出来，琳法师说：“没想到我还有这么多钱！”平生衣服破了，都用纸来补。

很多法师对生活的简朴，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唐朝通慧法师，三十岁出家。独自到太白山修行而不带粮食。饿了就以野草充饥，渴了就喝山泉解渴，困了就靠在树下休息，醒来后就坐禅参究。他过了五年这样的生活，有一天因用木棒打土块，土块不成形体，法师因此而悟道。法师晚年只穿一条裤子，盖一条被子，穿一双麻鞋，用了二十年之久，衣服经常缝缝补补，冬天夏天都是如此。

唐朝衡山弥陀寺承远法师，起先学道于成都，后来住在衡山西南的山岩中，有人布施东西给他吃，他就吃，没人布施食物，他就吃草木。有人仰慕他的德行来拜谒他，走在山谷中与他不期而遇。他们见大师身形消瘦，蓬首垢面，自己担负着薪柴，以为他是一般的出家人而不予理睬。到了远大师的住处后，他们才知道刚才负薪担柴的人就是远大师，不禁羞愧难当。

唐代宗听说他的德名，颁赐他住的地方叫“般舟道场”，世人尊称大师为莲宗三祖。

对于承远法师的朴素为人，莲池大师赞叹说：“尧住的地方是用茅草盖的，别人看来以为是村舍，而不是皇上住的地方；禹穿着破旧的衣裳，别人不晓得他是皇帝，还以为他是野人呢！何况出家人，本来就应以一钵一衲来支持身命的，还能讲究什么呢？现在有些人，衣服讲究奢侈华丽，雇养许多奴仆，还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穿着华丽的衣服，带着仆从，洋洋得意地出入于众人聚集的处所，还丝毫不感到惭愧！”

唐朝益州空慧寺慧熙法师，自己一人独居，没有侍者，日中一食，也不接受人家的布施。房内地上除了平常走出的一条路外，其他都长满了霉苔。他的坐榻，除了中央人常坐的关系，没有灰尘，两头则尘埃堆积，好像很久没人坐的样子。他的衣服破旧不堪，仅可遮风御寒；冬天穿这破旧的僧服，夏天到了就把他悬挂在屋梁上。慕名而去拜谒的人，就在这房子内向他请教，大师慈悲和蔼地对待，循循善诱，有时来往的人多，要等几天才能见到大师的面。

莲池大师还在《诲众清约》一文中列举了古代高僧少欲知足的言行：宋代慈受怀深禅师有一天在参禅放参时开示徒众说：“一个人忘却名利，甘于淡泊，世间的名利之心减少了，道念自然会增加。扁担和尚一辈子靠捡栎树的果实充饥，也绝不向人化缘求得衣食之需。永嘉大师不吃用锄头耕种的菜，因为耕锄唯恐伤害泥土里的微小生物，且敬重农夫汗滴禾下土的辛劳。高僧惠休和尚，三十年来只穿一双鞋子，地皮不坚硬时，就打赤脚走路。你们现在衣食不缺，没有饥饿就吃饭，天还没冷就加衣服，身体还没脏就洗澡了，还没到睡觉时就睡着了，这样生死之道还没弄清楚，心境污染未尽，惑障不断，凭什么来消受上述的福报呢？”

莲池大师通过众多高僧淡泊名利、少欲知足的事例，告诫为佛弟子，在财利面前一定要少欲知足，如此才能提升自己的人格，成就道业。

在古代高僧中，有很多以持戒精严、以身护法而著称。他们持戒的行为虽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使人不得不赞叹他们高洁的戒行。唐朝风州大兴国寺道琳法师，三十五岁时出家，进入太白山深岩中隐居，皇帝器重他，令他住持大兴国寺。不久，他又逃到梁山南方隐居。一生勤俭刻苦，认为女色是产生欲染的祸根，终生不和女人见面；不为女人说法，不接受女人布施，不让女人进入他的房间。临命终时，有女弟子来问候病况的，大师在房间里知道了，就让她们不要进来，不和她们见面。

其实，戒律中允许为女人说法，但要庄重，不可嬉笑让对方见到师父的牙齿，也不可以多说话。而道琳大师绝不为女人说法，似乎太过严格。但末法时期人心不古，戒律衰微，根本不必担心出家人不为女人说法，只怕他为女人说法而迷爱染着而已。像道琳大师这种风格，大可做后来学人的借鉴。

唐朝始州香林寺惠主大师，始州永归县人，专心精研戒律。大师住持青林寺期间，有一天陵阳公到益州，因为自己对佛法没有任何信仰，便把一百多头驴骡牵入寺中，安放在佛殿、讲堂和僧舍中，寺内没有一个人敢于违抗的。惠主大师从外面回来，看到这种肮脏杂乱的情形，马上进入房中，带着锡杖和三件袈裟出来，厉声说道：“要死要活就在今天了!”说完举起锡杖向驴骡打去。这些驴骡被他打得昏倒在地，好像死了一般。主大师遂将驴子、骡子推到大坑中去。

地方县官知道此事大吃一惊，抓住惠主大师往陵阳公处申诉判罪。出乎意料的是，陵阳公不但没有责怪加罪，反而欢喜地说道：“承蒙律师这样开示，破了我的悭吝和贪欲心，我从这次教训中获得莫大的利益。”于是送大师十斤沉香，十段绫罗绸缎。后来回到京城，他还亲自跟从惠主大师受了菩萨戒。

从以上高僧淡泊名利、惜福节俭、少欲知足、严持戒律和以身护法的德行中，我们会由衷地为他们的行为而赞叹，同时也会深受他们德行的感染和净化，从而以他们为榜样，不断提升自己的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