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值北宋时代，此时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让世人瞩目的人物，他就是北宋宰相王安石。这位宰相才华横溢却又一生坎坷,同时也与佛教结下了很深的因缘；他的人生经历中充分体现出了世出世法的圆融。他传奇般的一生，给后人留下许多遐想和思考。本文试从他的生平经历来参研他与佛家之缘。

　　一、坎坷一生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从北宋熙宁二年开始进行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变法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列宁曾称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遂。”（１）

　　王安石自幼聪颖好学，才华横溢，文体流畅，曾随其父宦游大江南北，他深入民众，对百姓的疾苦刻骨铭心，也深刻地体会到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于是立下了“矫世变俗”的宏图大志。于公元1042年即庆历二年，高中进士，于签书淮南担任判官；五年后，调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于公元1069年即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

　　二、诗以表怀

　　王安石早年入仕，主要是为了养家孝亲，并非乐意官场，汲汲富贵。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就表达了“收功无路去无田”的无奈，既然“人间未有归耕处”，他只得“窃食穷城”，（２）任职地方，但这并非他的本愿，在《壬辰寒食》一诗中就表达了他的感慨：

　　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３）

　　在王安石的心目中，无论是仕是隐，都应当合乎道义，仕与隐本身并无高下之分。英宗之世，他在江宁守制，数年被召不出，许多人认为他是因为轻富贵、重隐逸而不愿出仕，因而在他应召入朝为翰林学士时，他的老友王介便作诗予以嘲讽，王安石对此一笑置之，以《松间》一诗还击：“偶向松间觅旧题，野人休诵北山移。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不自知。”（４）

　　王安石表白道自己就没有终老松间、一生隐逸之意，不想以隐士自居，故人何必以《北山移文》相讥？男子汉大丈夫，出处进退都不是随波逐流，而是按照道义和自己的意愿行事，其志向不是猿鹤之辈所能知的。这里王安石也对王介进行了嘲讽，笑他见识不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过二人是好友，虽然相互嘲弄，却都是善意的，不会为此伤了和气。

　　三、仕途因缘

　　王安石主张有所作为，有兼济天下之志，他并不想只是独善其身，因而反对传统的重隐逸而轻仕进的做法。王安石大胆推翻了孔子、孟子、杨子等先代圣贤的观点，指出出处隐显都不过是外在的迹，并无上下高低之分，迹的不同不会影响内在的道的统一性。他对同与不同、统一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有清楚的认识，不以一害多，亦不以多害一。他在维护统一与稳定的同时也大胆容许个性与变化的存在，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他认为越是圣人，就越能通权达变，依时势而动，可见他心目中的圣人绝非固执保守的腐儒，而是充满活力、善于应变、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

　　王安石入仕是为了有所作为，而不是为了谋取富贵，因此即使是他身居相位时亦有山林之思。王安石于拜相之日却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５）的诗句，可见他在庙堂不忘山林，心中并无富贵腾达的喜悦，而是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卸下肩上的担子，过上完全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这种想法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而然的，因而后来魏泰提起此事时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继而为之微笑，因为这正是他平生的志愿，也不为怪。

　　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使王安石始终不乐富贵，他屡屡力辞相位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期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恐怕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最后十年的退休生涯，王安石的一生就会有更多的缺憾。在他人看来，离开相位、回归乡野会带来巨大的失落感，但对王安石来说却是得其所哉，这是那些依恋荣华富贵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王安石一生追求合乎中道，不走极端，不任性，不偏激，在对待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同样如此。他一方面不主张完全放弃世俗生活，象出家人一样弃绝夫妇父子，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一方面又不赞同完全入世，过一种庸俗的生活。

[NextPage]　　四、境现佛缘

　　在王安石的早年，对于佛教的离弃人伦是持批评态度的。作为一个儒者，他只能坚持儒家的基本立场，不可能赞同废弃人伦、遗世独立的做法，因此认为佛教虽然“实见道体”，却又“差了途辙”，（６）有体无用，与尧舜之道还是不可相比。批评佛教只知出世，不知入世，只知其体，不明其用，不能于人伦日用之中体会寂然无为之道。王安石坚持维护正常的社会关系，反对离群索居、独善其身。即使是在倾心佛教的晚年，王安石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并未由于信佛而完全放弃关注现世人生的立场，因为他是一个具有主见的人，不会随风倒。

　　王安石早年为了力救时弊，倡言有为，颇有矫枉过正之嫌。他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排斥佛老、反对隐逸，只是借此反对那些禄禄无为、一无所成的流俗之辈，但有些议论过于偏激，容易让人误会，因而后来他也做了自我批评。他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

　　浮屠之法与世殊，洗涤万事求空虚。师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余。堂阴置石双，石脚立竹青扶疏。一来已觉肝胆豁，况乃宴坐穷朝晡。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会将筑室返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７）

　　据曾巩《元丰类稿》之《宝月大师塔铭》，修广字叔微，杭州钱塘人，俗姓王。九岁出家学佛，居本州明庆院。景祐二年（1035年），诏赐紫衣，五年（1038年），赐号宝月大师。治平年间，为本州管内僧正，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卒，年六十一。在这首诗中，王安石对与世迥殊、但求空虚的佛法表现出了欣赏的态度，赞扬修广心不挂物、自由自在的修养和境界，道是一至其处，便觉心胸为开、肝胆豁然，何况天天在此宴坐修禅呢？王安石领悟了进退出入各有其理，造次区分高下、妄谈贤愚是不对的，吟诵山湖、耕钓为业未必不如立身庙堂，而且这也正是他将要选择的生活。这里王安石似乎显得有些消极，其实这正是他成熟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晚年的立场也是进退各有其理、不可妄分高下，并未一味推崇出世隐居，他还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二者。

　　勇于救世、以拯济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在现实中多遭挫折，非但无法得到世人的理解，还饱受诬谤，因而“少得志愿多忧虞”，这使他不得不以更加清醒的目光来看待世俗人生，认识到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也是平等的，亦无高下之分。他有《读〈蜀志〉》一诗：

　　千古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８）

　　王安石晚年的心境确实有所变化，从倾向改造世俗社会转向追求个体生命的价值，从为人转向为己，个人的自由在他的心目中更加重要。他已经超越了出世与入世的分别，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浙江普陀山法雨寺位于锦屏山脚、绿荫浓密的山谷中。林荫古刹，庄严肃穆，气势不凡。王安石曾作诗赞曰：“树色秋擎出，钟声浪回苍。”深刻地描绘出寺内钟声、木鱼声、念经声与海滩波涛声，相互交织，相互呼应的特有景色。

　　王安石秉天地之刚气，又加上自律甚严，因而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达到了近乎无欲的境界，因而不为物惑，不为欲望所左右，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王安石不爱饮酒，不乐游宴，强之不得。据司马光所述，王安石任馆职时，与司马光为同僚，一日长官包拯设宴，二人与席，包公为人严正，司马光不愿驳他的面子，虽然不善饮酒，也强饮数杯，而王安石却自始至终，一口不饮，由此表现了他的刚正不屈的个性。

　　王安石在嘉、治平间丁母忧时居住在江宁，读经于山中，与蒋山赞元禅师关系密切，亲如兄弟。他问禅门祖师意旨，元却不答，再三请教，元则告之他有三重般若之障，今生学佛不易，但又有近道之质，经一两辈子就可以纯熟，证得大道。王安石道是愿闻其详。元则答曰，受气刚大，世缘深重，以刚大之气加上深重的世缘，必然以一身任天下之大事，怀经世济民之志，如此则只能入世，难以出世。如果不能得君行道，才得其用，则心不能平，有怀才不遇之感，以不平之心持济世之志，则意不能安，不能安静，如何体味佛教一念万年、超越三世的境界？又性格多怒，多怒则多烦恼，此为烦恼障；学问尚理，崇尚理性、注重分别恰恰是所知障。心不能平、性多怒、学问尚理构成学习佛教、获得般若智慧的三重障碍，想到马上悟道成佛是不可能的。但不重名利，视之若落发，身无嗜欲，自奉如头陀，这又是不可多得的近道之质，只要多读佛经、以教乘加以滋养就可以了。看来赞元禅师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学禅，鼓励他读佛经、明教理，以此入道，这一说法有无道理暂且不论，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与了解还是切中实际的。

　　王安石刚正无欲，使得他超出了自身的局限，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从而使自己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高级境界，名利、声色、进退、出入无动于衷，穷达、是非、恩怨、人我无关于己。他不愿再为轻于一毛世间功罪而劳身耗神了，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因此他的辞官归隐就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必然归宿。

　　神宗与王安石相知最深，其初神宗很不情愿，但他明白了王安石的心愿之后，决定成全，不再打扰他，这也是他对这位既有能力、又有道德、对他也最为忠心的老臣的报答。

　　王安石以自己的忠心和诚意赢得了神宗的理解，使他得以未到耳顺之年悠游林下，与猿鹤为伍，同山川为伴，自由自在地度过了最后的十年。

　　元丰七年（1084年）他两次上疏神宗，请求批准将自己筑于蒋山的半山居的园屋捐献为寺院，表面上是为了“永祝圣寿”。又将自己俸禄与王芳死后的赐银所购置的田产，也捐献为寺产，得到神宗御题为“报宁禅寺”。“报宁”的含意是微妙的，是荆公报熙宁的知遇之恩呢？还是报江宁百姓的哺育之恩呢？所以，后来改为“太平兴国寺”。王安石自己在江宁城中租屋而居。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元元年（1086年）三月，当荆公听到自己为上户谋、为富国谋的免役法也被罢去的消息而忧思如焚。四月，这位咤叱风云的改革家、文学家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