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人有这样一句话，叫“久住有缘，久坐有禅”，说一个人在一个寺院住久了，自然就跟这个寺院有了缘；打坐久了，都有禅的受用。这当然也意味着，刚开始坐，不大容易有体验。

每天这样在禅堂里行行坐坐，只要我们能坚持坐下来，不缺香，就不简单。在这个过程里可能我们会体验到腿痛、腰酸、胸闷、烦躁、上火，乃至身体、心态上各种障碍，慢慢地，这些障碍就像空中的尘埃一样，会悄悄地落地。这些障碍的浮尘落地的时候，我们再在禅凳上坐下来，就能有一些坐禅的受用。

当然，这个过程还会多次重复，各种状态的浮尘又会泛起来。我们能透过一层，就能有深一层的受用，所以希望大家要锲而不舍地在禅凳上做这个挖宝的工作。

这个挖宝的工作是在我们心里挖，我们心里有跟佛一样的功德、无价宝，现在我们要把这个无价宝挖出来。对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这个指引，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

也许我们现在没有挖到宝，挖的是砖头瓦块，荆棘杂草，不要放弃，也不要下结论说，看来我这个人就这样了，都是这些东西，没有宝。那就错了。

昨天讲到汉传佛教禅堂里用功的方法。从禅宗灯录的记载上看，早在唐朝，我们禅宗的丛林寺院就有禅堂。禅堂，法堂，这是主要的殿堂。禅堂里的禅凳，称为长连床。为什么叫长连床？我想应该就是，它既是打坐的也是睡觉的。我们后来称为广单。

禅堂有时候在灯录里又叫僧堂，所以禅堂和僧堂应该是一个地方。在赵州和尚的自传里有讲到僧堂——“僧堂无前后架”，这个僧堂就是出家人白天坐禅用功、晚上放参休息的地方。那个时候禅和子在禅堂里究竟怎样用功，没有文献详细记载。

由于那时候宗门里具备大智慧、大手眼的禅师很多，所以在禅堂住的人主要是亲近那个有大智慧、大手眼的大德。这些大祖师大德接引学人完全不落窠臼，没有固定套路，没有死法给人，他们能在日常生活中，和学人一问一答之际，或是擎拳合掌、一棒一喝之际，出其不意地令这个学人或在心里生起疑情，或者当下就把心念截断，在自心上有所突破和发现。

当然老师是一个，学人有很多，对不同的学人，老师应该有不同的方法。因此，我想，那时候这些学人们在禅堂里打坐，应该都是个个依照自己的受用，依照老师给自己的点拨，依照自己在跟老师起疑、起意中，在心地上发明，依照这个在用功。有的也许在明心见性之前的用功中，有的也许在发明了心地以后的用功中，都一样。

临济禅师语录里讲到：有一天黄檗禅师到僧堂里来，看见首座在那里打坐，临济义玄禅师——那时候还没有到河北来——在长连床上躺着睡觉。我想，他们应该用功境界不一样。你不要认为睡觉就没有用功。睡觉的人是任运起修，不用功的用功。

这是在唐朝，唐朝这个时期的禅被后来的人称为“纯禅”，纯粹的禅，又被称为“祖师禅”。它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老师，而那个时代也以“老师”这个词称呼那些具备大手眼、有善巧方便引导学人悟入的禅师。比如赵州和尚的师父叫南泉普愿，俗家姓王，所以人们称他为“王老师”——看来唐朝不太避讳出家人俗家的姓。

在那样一个时代，这个老师就太重要了。这个老师不仅要自己已经明心见性，有自受用，而且能够把自受用变成他受用，分享给学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锻炼学人的手段。

所以，禅堂有另外一个词叫“大冶洪炉”，好比一个炼钢的炉子，老师就是炼钢的工人，学人就是那些钢啊、铁啊、石头，他把我们炼成钢，就在这个炉子里炼。

为什么说这个老师很重要呢？他光有自受用还不行，还得用他的自受用来帮助眼前的学人契入，而他的教学又不能完全遵循一个死的套路，必须是灵活的，应机而发。这里头不能有提前的准备，不能有思维理路，间不容发，所以古人比喻这个工作叫“善舞太阿”。

太阿是古代的宝剑，非常锋利，吹毛见血，这些禅师就像一个拿着太阿宝剑的高手在那里舞剑，舞得好当然好，舞得不好可能把自己砍伤，把别人砍伤。

为什么？因为他在接引学人的时候，临济禅师讲，“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全体作用”，他完全没有固定的套路，要根据学人的根性，当时一眼看穿，同时下手，他哪有时间准备啊？

假如说，他出手有误，那就可能把眼前这个人搞坏了，教坏了，叫“瞎人眼目”，甚至可能让对方着魔发狂，得病，都可能，不是开玩笑的。那个喝，那个棒，不是瞎来的，你来错了，那对方可能着魔、神经病，甚至死了。

宋朝就有过例子。宋朝有一位善知识接引一个禅和子，大喝一声，把他喝懵了，后来他想了几天几夜没想通，自己找根绳子上吊了。你们看，这是真正的禅师接引人要负的责任。因此古人比喻“善舞太阿”。

还有一个比喻，称这样的老师叫“郢匠”。郢匠是个典故，从《庄子》里来。说有一个人鼻子尖上沾了一点白垩，就是一种白色的矿物质，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白石灰一类的，沾到鼻子上洗不掉。洗不掉怎么办呢？

郢这个地方有一个人，特别善于用斧头——郢是湖北江陵县，现在江陵县西北的古城叫郢，过去是楚国的都城——他过来，把斧头在空中抡起来，呼呼生风，一斧头砍过去，把鼻尖的白垩削掉了，鼻子一点没受伤。这是《庄子》里的故事。

你们想象一下，那么薄的一层白灰，你拿一个斧头把它削下来，还不能让对方鼻子的皮，乃至汗毛受伤，这个工作很有难度。

还有一个比喻，是医学里的，叫“金”。这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治眼病的器械。它的头儿是尖的，很锋利。它治什么病呢？眼睛里面长了一层膜，把眼睛给蒙住了。医生拿这个金刺过去，要恰到好处，必须把那个膜刺穿，但你若再往前刺，就把人家的眼睛刺瞎了。如果你刺浅了，这个膜刺不穿。这是唐朝的大禅师们，他们的教学。

事实上，唐朝有很多伟大的禅师，他们认为，即使在盛唐，禅宗最繁荣的时代，具备这种资格的善知识，也不是很多，所以黄檗禅师有一句名言，叫“大唐国里无禅师”。还有一位禅师评价马祖座下的弟子，都不错，都很优秀，但是真正能达到自受用他受用都圆满的，也不多。

这是禅最经典的教学，这种教学就叫以心传心，以心印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里面最要害的就是我前面讲的，就是这个老师。由于老师、善知识这个增上缘具足，就能在一问一答、举手投足之际，令学人当时见到自心本来面目。见不到，也会起疑情，起了疑情不用老师说，他自己在禅堂里就会坐在那去参。这是在禅最繁荣的时代的情况。

但同时，我们在唐朝的祖师教导中，也已经看到一些可以称为用功的方法、下手处——如果你没有搞明白的话，你就用这个方法。

我们在黄檗希运禅师的语录中看到，他说，你参赵州的“无”。大家看看，赵州和尚的这个“狗子无佛性”的“无”，其实最早在黄檗禅师那个时代就已经提出来了。你就在这个“无”上参，用心。

后来又有各种各样类似于“无”的话头，比如 “万法归一，一归何处”、 “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拖死尸的是谁”，再后来有“念佛的是谁”，以及很多大祖师的公案、机锋转语作为学人参究的对象。这个就被称为“话头禅”。

学禅的人，我们选一个话头，自己在打坐、行香时，行行坐坐，一天到晚在心里琢磨、参究。其实禅堂里我们现在打七的这一套制度最适合用的就是这种参话头方法。明清以后，参的最多的是“谁”。我们知道虚云老和尚参“拖死尸的是谁”，现在国内很多禅宗道场，提倡参“念佛的是谁”。

其实，这些话头可能不一样，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我们赵州禅师有“无”，我们的禅堂叫无门关，就参“无”，它的作用跟“谁”是一样的。特别是佛学院的同学不妨用用功，也许你们有的只是在数息，但是你们试一试，参参话头，参“谁”，或者参“无”。

在最初的时候，你的心念千头万绪。慢慢地，“久坐有禅”，时间久，天天不间断，不放弃，提起那个话头，这个心念就慢慢由繁到简，由多归一，最后归于这个话头。这个用功的方法，也是止观双修的：

你不看其他，只是专注，专注于训练；同时有疑情牵引你，想去探究，这就是一种观察，向内观察，反观。事实上，这个方法，依我个人看，是一种非常直接、非常有效的方法，也是最容易产生体验的。我希望，能有多一些师父发心，最起码在这两个七中全力以赴用这个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