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上座部佛教主要有哪些特点?

南传佛教是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并列的另一大系统，是由印度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并且不断发展形成的佛教派系。在教义上，南传佛教传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统，遵照佛陀以及声闻弟子们的言教和行持过修行生活，因此称为“上座部佛教”，也就是所谓的小乘佛教。南传佛教主要流传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南亚国家，以及我国云南省的傣族、布朗族、崩龙族地区。由于南传佛教使用的经典语言属于巴利语体系，又称为“巴利语系佛教”。

斯里兰卡是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中心。佛教正式传人斯里兰卡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和目犍连子长老派阿育王的儿子摩哂陀等“去教化楞伽岛”，受到当时的天爱帝须国王的礼遇，修建了斯里兰卡第一座佛寺——大寺。这座大寺后来成为整个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发祥地和弘法中心。不久，摩哂陀的妹妹僧伽密多从印度带领十位比丘尼来到斯里兰卡，建立了比丘尼僧团。公元1世纪左右，斯里兰卡的佛教僧团出现了分裂，形成了“大寺派”和“无畏山寺派”。公元4世纪，无畏山寺派得到国王的支持，一度得势，大寺派的几十座寺庙被毁。后在大寺的范围内修建了多林寺，又形成了“园寺派”，这样，斯里兰卡佛教一度形成了大寺派与无畏山寺派、园寺派三足鼎立的局面。6世纪以后，无畏山寺一派逐渐走向衰落。7世纪，密教传入斯里兰卡，并逐渐兴旺起来。1165年，经过国王洛罗摩婆河一世的整顿，无畏山寺派和园寺派纳入大寺派，终于结束了长达一千一百多年的教团分裂历史。12—15世纪，以大寺派为中心的佛教陆续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并得到各地国王的大力护持，使上座部佛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

南传上座部佛教使用巴利文律、经、论三藏。“巴利”直译为“线”、“行”、“秩序”，意思是“本文”。南传佛教认为巴利语就是佛陀当年所说的古摩揭陀语，因此也有“佛经语”、“圣典语”的意思。阿育王时代的法敕铭文所使用的文字，大多采用这种古摩揭陀语。古摩揭陀语只是一种半固定化的语言，而巴利语则是在这种普通语言基础上的确定化，它多少还受到西南印度阿盘提语及后来形成的佛教梵语的影响。当这种语言传到斯里兰卡后，便成为专门记诵佛经的语言，进而成为圣典的代名词。公元前1世纪正式出现了以文字形式刻写在贝叶上的三藏圣典，巴利语三藏从此得以完整系统地流传到今天。当巴利语圣典传人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时，相应出现了以缅文、泰文、高棉文等字母音译的巴利语藏经。所以，现在南传佛教弟子在读诵佛经时，都采用巴利语。如果将巴利语三藏和汉译的四部《阿含经》及各部律藏作一番比较，我们会发现，汉译的四《阿含》分别属于法藏部、说一切有部、大众部等部派经典，律藏也流传着昙无德部(法藏部)的《四分律》、弥沙塞部(化地部)的《五分律》、摩诃僧部(大众部)的《摩诃僧律》、萨婆多部的《十诵律》、根本有部的《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而巴利文律、经、论三藏皆属于上座部分别说系的经典，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组织次第上，都比汉译的北传译本更具严密性和完整性，同时也更富有早期佛教的色彩。

南传佛教的思想特色，体现在部派、典籍、学说、实践等四个方面。首先，就部派传承而言，南传佛教主要继承了印度上座系统“分别说”一系的传统，之所以被称为“分别说”是因为该派僧人用分析的方法来解说佛法。从南方七部毗昙中的《论事》一书可以了解到分别说系的一些主张，如过去未来法无体、并非一切都实有、四谛可以顿得现观、定无“中有”、阿罗汉不退、无真实之补特伽罗等。其次，就典籍而言，南传佛教的七部论书分别是《法集论》、《分别论》、《界论》、《人施设论》、《双论》、《发趣论》、《论事》。除《论事》之外，余皆相传为佛说，这一体系大体是由“舍利弗毗昙”发展变化而来。再次，南传佛教的主要学说有：心性本净说，主张从离染心得解脱；佛道不共说，声闻等始于厌离，佛始于悲，故其发展不同；佛陀观，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释迦牟尼佛为主，而非后来大众部理想化了的佛陀。最后，就宗教实践而言，南传佛教有一套组织完备的修行方法与次第，主要依据优波底沙(意译大光，约早于觉音二百年)所著《解脱道论》和觉音所作《清净道论》等。上座部佛教的修行特色并不仅仅在于严持戒律，还表现为它传承着系统完整的止观禅修次第。禅修者能够依据止观禅修，在戒清净的基础上修习禅定，培育定力之后再修习观慧，乃至断除烦恼，解脱生死，现证涅。为了确保佛陀教戒和教授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上座部僧人在维护传统和教法的纯洁性方面十分精严。

南传佛教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佛陀时代的修行和生活方式。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南传上座部比丘仍然过着挨家挨户托钵乞食、不非时食、住阿兰若、半月诵戒、雨季安居、行自恣法、遇事羯磨等简单朴素的原始佛教乞食制生活。南传佛教的解脱之道主要依戒、定、慧三学，且以定学为中心，从十遍处(即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识，观其周遍一切处)入手，达到四种禅定。十遍处以外，还有十不净观、十随念、四梵住、四无色、食厌观和界差别观，合为四十种业处，随修学者习性的不同各有所适。

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中国佛教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公元410年，东晋时期的僧人法显访问了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在无畏山寺住了两年，他的游记里描绘了当地的风土民情和佛教的盛况，为后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约公元434年，有师子国铁索罗等两批比丘尼先后到达宋都建康，为慧果等三百余人授比丘尼戒，在中国建立了于二部众受戒的比丘尼僧团。公元488年，僧伽跋陀罗在广州译出了觉音尊者用巴利文写的《善见律毗婆沙》。这本书记述了佛灭后的三次结集、阿育王向各地派遣传道师、摩晒陀至斯里兰卡传教等事。在中国流传的“众圣点记”说，就是随着这部书传进来的。

南传佛教早在7世纪左右就经由缅甸传人了我国云南地区。约在13世纪时，南传佛教又由泰国经缅甸传人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少数民族地区，逐渐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阿昌族等少数民族所接受，并替代他们的原始宗教而成为主要的宗教信仰，其中尤以在傣族中发展最为完备。13世纪末傣文创制后，出现了用傣文刻写在贝叶上的佛经，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由于戒律的宽严和修行方式的不同，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还分为几个不同的派别。15世纪时，南传佛教成为傣族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在西双版纳等地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佛教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摘自《佛学问答》洪修平、许颖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