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学为什么重顿悟?

直观与顿悟是中国佛学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与经由概念而通达实在这一有中介、有隔膜的方法相比，直观体验的方法有真实不欺、直接明了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着难以表达、难以让人分享的困境。这种思维方式有其印度之源，同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重大影响。

直观内证的修学方式可以在早期禅籍中找到证据。《五灯会元》卷一记载了著名的“拈花微笑”故事。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架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一段文字便是禅宗所谓“教外别传”的由来。微妙佛法，不可以言说，只可以心传。但从佛祖拈花微笑时“众皆默然”来看，直观内证并非佛教传教的常规方式。印度佛教讲经传教最大的方便是譬喻。所谓譬喻就是由已知推断未知，其目标是对人进行理性说服。当譬喻进入辨相的层次，就不再是简单的形象的譬喻，而进入了因明学的领域。佛教因明学有比量、现量之分。比量方法，以推理、类比为主；现量方法，则是“不假推度”而“亲自现见”，也就是在禅宗中十分常见的不可思议的亲证或直观。从逻辑上看，比量与表诠方法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它是通过类比而实施肯定判断；现量则无须推度，任何一个禅观必然都与类比推理无关，因此多用遮诠的方法。现量虽然未必尽是遮诠，但遮诠的方法较容易将人引导或是逼迫到不可思议的直观现证。禅宗在觉悟方式上以禅观取代譬喻，体现了教外别传，重直观顿悟的特色。

顿悟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道家所倡的重直观、重体悟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谈到中国哲学的这个特征时曾指出，中国哲学是“重了悟而不重论证”的。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拙于思辨，而是从一开始就对思辨的结果并不予以绝对的信任。中国传统哲学中对“道”的认识是多角度地“仰观俯察”，注重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超越有限的名言、概念和形象。老子说“涤除玄览”，意思就是对于“道”的体认要排除各种知识、成见的干扰，在此基础上，才能发生对于“道”的真正的、完全的认识。这种对于真理的把握既不是感性认识，也不是理性认识，而是一种直觉式的、了悟性的观照。它对中国佛学讲求顿悟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佛学理论本身来看，顿悟说与中国佛教所提倡的人人皆有佛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既然人人皆有佛性，那么，如何凭借佛性得以成佛?成佛需要经过什么阶段?经历多少时间?这就是“顿悟”还是“渐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佛教曾进行过比较热烈的讨论。按照印度佛教的一般说法，修行解脱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累世修行，不断积累功德。例如《杂阿含经》中就说：“精勤修习……渐得解脱。”大乘佛教也提出了菩萨修习要经历“十地”的说法。佛教传人中国以后，魏晋时期的般若学者道安等人曾联系菩萨的“十地”而提出过“小顿悟”。竺道生更提出了“大顿悟”之说，认为证悟诸法实相(涅槊、佛性)之理就是成佛，而“理”完整圆满，不可分割，故悟必顿悟，不分阶次。隋唐时建立起来的中国化的佛教各个宗派，虽然都兼容顿渐，以圆为究竟，但都视顿高于渐的。例如，主张“顿渐相资”、“顿渐泯合”的天台宗立“五时八教”，其中“化仪四教”是依众生根机利钝而设的，为钝根人说的渐教显然浅于为利根人说的顿教。华严宗人为抬高《华严》而将《法华》之顿贬为渐中之顿，将《法华》之圆斥为“渐圆”，认为只有《华严》之顿才是顿中之顿，《华严》之圆才是“顿圆”。显然，此宗也是视顿高于渐的。惠能的顿悟说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在他之前，无论是小顿悟，还是大顿悟，说的都是悟理得意，而惠能却另辟蹊径，他的顿悟说不分能悟、所悟，能所皆统一于当下的现实之心。“不修即凡，一念修行，法身等佛。……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自识本心、直了心性的顿悟说不仅具有一定的宗教魅力，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给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带来深刻的启发。如朱熹所谓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就脱胎于禅宗的“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说。陆九渊提出“发明本心”以达到“知”的认识论，也源于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理论。王阳明的“一悟本体，即是功夫”，更是将“悟”作为把握本体最根本、最终极的方法。

(摘自《佛学问答》洪修平、许颖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