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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大理白族民俗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尤其是密宗对白族的民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仅以姓名、节日、葬俗及崇法礼佛的日常活动四个方面为例进行介绍。

密宗对白族命名制度的影响

白族从无姓到有姓，从少数上层人物有姓到多数人有姓，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后又出现了冠姓父子连名制。唐代南诏初期起流行冠姓双名制，一直到明末。所不同的是密宗传入前，人名中没有夹佛号。如《南诏德化碑》记载的“大军将王琮罗铎”，“大总管段旋忙凑”都没有佛号。

但是，到了大理国以后，白族的姓名中大量地夹进了佛号，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述大理国人到广西横山卖马换书时说：“乾道癸巳冬，忽有大理国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名，凡三十六人至横山，议市马……”这种三字名就是双名，有36人之多，可见大理国时此风之盛。

近年来在大理古城五华楼故址发现了一批宋元碑刻，载有很多这类姓名。密宗盛行期间白族人的姓名为：姓＋佛名＋俗名，为我国少数民族中一种特有的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冠姓双名制。这种特别的姓名的产生是因为密宗的本尊信仰所至。如姓李名贤的一个人，他以大日如来为本尊，在白密的习俗里要在其李姓后，俗名前加上大日这个佛名，于是就成了李大日贤。它随着密宗在大理白族地区的兴盛而兴盛，也随着密宗在此地的衰落而衰落，流行的时间为大理国、元、明时期，约为700余年。它在大理国时期最为流行，上至王室段氏（如段易长兴），下到一般平民百姓，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佛名。可见其影响的时间之长、面之广，这是汉地密宗不能与之比拟的。

崇圣寺三塔

佛教对白族节日盛会的影响

佛教传入之前，白族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节日，如：3月的桃花会，6月的星回节（即火把节），9或10月的祭天鬼等。这些节日与白族的原始宗教和古老的历法有关。随着佛教的传入，大理白族地区的节日也受其影响，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有关佛教的一些节日成了白族节日，并隆重地加以庆祝。如：农历2月18日的观音会，3月15日的三月街、7月半的中元会。其余一年之中还有很多的有关佛教的会。

（一）观音会。观音会在大理白族佛教的节日里是最盛大的节日。据说每年农历2月19日是“观音生日”，6月19日是“观音修行日”，9月19日是“观音得道日”。现白族民间普遍在这３日举行观音会，但最隆重的是2月18、19日的观音会。在大理市最热闹的要数观音塘，观音塘又名大石庵，相传古代有兵侵犯大理，观音大士变化成为一位老妇“负石阻兵”，使地方化险为夷。百姓深感其德，于石上建“观音阁”四时祭祀。会期，大理及邻县的善男信女、佛教僧侣10万余众纷纷前来烧香礼佛。

来自各白族村庄的老妈妈莲池会各聚为团，手持法器，用白族语诵经礼佛，边诵边唱边鞠躬，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烧香焚纸，香烟弥漫。白族歌舞、汉族的花灯、戏曲、杂耍等都来此表演，商贩们来摆摊设点，百货齐集，人来我往，拥挤热闹。

观音会在大理的历史最少也有1100多年了。南诏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文字卷》在颂扬了阿嵯耶观音的妙用之后，说：“故于每年2月18日，当大圣乞食之日，是奇王睹像之时，施麦饭而表丹诚，奉玄彩而彰至敬。当此吉日，常乃祭之。”说明南诏国宣武皇帝舜化贞是以阿嵯耶观音为建国之圣，以其祖先奇王目睹阿嵯耶观音之日，为建国起始之时，“当此吉日，常乃祭之”，隆重地加以庆祝的。此时，大理白族地区并没有观音生日、成道日、修行日的传说，只有阿嵯耶观音为南诏开国君主授记等故事。因有南诏国王提倡，2月18日的观音会一直相沿至此。

（二）三月街。每年农历3月15至21日的七天时间内，大理白族人民都要在古城西门外，点苍山中和峰下空旷的场地上举行盛大的民族民间交易会，此即俗称的“三月街”，又称为“观音市”。《云南通志》载：“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据此，大理三月街应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一年一度三月街，四面八方有人来，各族人民齐欢唱，赛马唱歌做买卖”——电影《五朵金花》对其盛况作了充分的展现。它既是隆重的物资交流会，也是民族的狂欢节。文革时，曾移其址于北门外，改名为“忠字街”，结果变得冷冷清清。1979年以后，三月街更加繁荣。1986年，会期人数达64万多人次，吸引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23个国家、地区的商人和游客。1991年，大理州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把三月街定为“大理州三月街民族节”。自此，三月街的文艺活动更为盛大，经贸活动更加繁盛。

（三）盂兰盆会。白族有祖先崇拜的习俗，佛教传入之后内容更为丰富，形成了有特色的盂兰盆会，此会道教又称之中元节，本地俗称“七月半”。

在大理地区，农历七月初二清早，家家户户都要接亡。俗传其时历代祖宗的亡魂已被地藏菩萨从地狱中放出来，在户外久候了，须尽快接回奉祀。接亡的仪式很简单，只需在门前焚化香、纸，跪拜磕首，口中说“丫因，丫因（白语意为请回，回）”即可，接亡之后，每餐必须先祭祖然后自己才能吃。这期间不能在家吵闹喧哗，以免惊动祖宗。亡分新旧两种，新亡之家十二日准备，十三日送归。旧亡之家十三日准备，十四日送归。在这之前要写好“包封”，这是印刷好的有陀罗尼经咒的一个封，主人家要填写上所知亡祖宗的名讳，再书某某子或某某孙奉祀，内装金银纸锞若干。送亡之时在傍晚或天黑时分，先供上饽饽、果品、蔬馔，祭献毕，送至门外或野外。先跪读“包封”上的文字，读毕，说“勒知，勒知（白语意为领去，领去）”。焚烧“包封”，事先制好的纸衣、裤、金银锞子等也一并焚烧、奉送。居住在洱海边或其他湖泊边的白族人在送亡时，用颜色纸制成莲花灯，在晚间燃之，浮入水中，名曰放海灯，其会又称海灯会。是时千百盏莲花灯浮在海面上，星星点点火光随着海水摇摇晃晃，十分好看。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送一碗“浆水饭”到户外泼撒掉，盂兰盆会就结束了。

大理盂兰盆会放海灯，又称海灯会一事，也是受印度及汉地民俗的影响。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四载7月15日这天晚上“放江灯万盏”。《帝京景物略》中说，是日“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载：是日“僧家建盂兰盆会，放灯西湖及塔上、河中，谓之照明”。张翰《松窗梦语》卷七说：“七月望祀，释家谓之盂斋。俗云鬼节。谓地狱放假五日，则骄饰甚矣。时民间剪纸为花，燃硝磺为灯，以木板浮于湖上，多至数百，夜望如星，亦足娱目。”

可见，在汉地盂兰盆会放河灯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种民俗，这种民俗是与佛教有关的。大理的“海灯会”即是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学汉地盂兰盆会而来的。

佛教密宗对白族丧葬习俗的影响

近50年来的考古发掘证明，大理地区从战国时代一直到南诏中期佛教传入前的丧葬制度是棺葬，葬时死者的尸体骨骸是可以得到保存的。棺葬有铜棺、石棺和木棺的区别。铜棺在祥云大波那出土，经放射性碳素的测定是公元前465（±75）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经调查和研究，大理地区的石棺墓年代，上限应为战国时期，下限为西汉早期。近年，在大理市下关大展屯、荷花村、喜洲文阁村等地发现了几处砖石墓。有的墓砖上有明确的文字可证明是东汉魏晋时的汉式墓碑。至南诏前期、中期白族的先民还是依汉法为墓。唐·樊绰《蛮书》卷八载：“西爨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佛教密宗传入后，风气大变，除怒江地区占白族总人口不到1.5％的白族支系勒墨人外，历史上白族人住过的地方都风行佛教密宗式火葬。从比较学的观点来说，云南历史上实行火葬的彝、哈尼、纳西等民族的火葬方式与白族是截然不同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他们都是在本民族原始宗教的指导进行的火葬，而白族是在佛教密宗的指导进行的火葬。从时间来说白族密宗式火葬经历南诏后期、大理国、元、明四个时代，约800多年。

从葬法来说，人死后请密宗僧人阿吒力来主持法会、念经，三日或吉日火化。一般在所居住地的山坡或旷野有公共的火化场。如剑川次毕河村北头有一块地，村人称为火化场；大理感通寺后，还有一个石架，村人称之为火葬架，这都是火化场地的遗存。火化后的骨灰装入特制的饰有莲花、十二生肖、五方佛等的火葬罐内。值得注意的是化不尽的骨殖请阿吒力用朱笔、墨笔或金、银粉在上书梵文种字，也装入罐内。随葬品一般有贝币、铜钱、手镯等，埋罐于村寨后的家族墓地，上立墓幢或碑，有梵汉两种文字。汉文书死者姓名生平，梵文为陀罗尼经咒。相隔七日后请阿吒力僧作斋，一七、二七、直至五七斋毕。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白人》载：白族人“人死，浴尸，束缚令坐，棺如方柜。击铜鼓送丧，以剪发为孝，哭声如歌而不哀。既焚，盛骨而葬”。明《景泰志》卷一《云南府风俗》载：“土人（即当地白族人）死则浴尸束缚，置方棺中，或坐或侧卧，以方布令有室僧阿吒力者书咒八字，其上曰‘地、水、风、火、常、乐、我、净’。而饰以五彩覆于棺。”又卷四《镇南州风俗》载：“人死则置于中堂，请阿吒力僧遍咒之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贴以金箔，书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瘗之。”

从上述记载说明，请密僧阿吒力书咒、念咒是白密式火葬的最大特点，这也是区别于佛教其他宗派和我国西南其他少数民族的火葬之要点，因为只有密宗才以咒术行教。唐代密宗是印度密教中国化、纯洁化的产物，故也以咒术行教。白密又是唐密和印密的白族化，更是彻底地以咒术行教了。

随着密宗在大理的衰落和明、清王朝的禁止火葬，白族地区从明嘉靖年间起复兴棺葬。明《大明律·礼律》、清《大清律例·仪律》从法律角度明确禁止火葬。对违犯者，实行从“杖一百”、“杖一百流三千里”直到斩首示众的各种刑罚。大理白族地区密宗式火葬从此逐渐消失了。

佛教对白族日常生活习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后，白族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崇法礼佛之风日盛，拜佛念佛成为日常功课，念经抄经传经成为常做的善事。吃斋念佛的老人结成会伙，操办佛事。

先说崇法礼佛是由王室带头的。现存台湾省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利贞皇帝礼佛图》，就形象地说明了大理国王室崇法礼佛的盛大场面——在玉带云缠绕的大理点苍山下、洱海之滨，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头戴红绫头囊，着大礼服，一手执念珠，执炉焚香，前往礼佛。二小厮一捧龙头刀、一捧香盒随后，一持龙头刀的官员前导，领服装绮丽皇子段智廉合掌礼佛，后有一僧人持钵随行。皇帝后有头戴盔、身穿虎皮长袍、足蹬靴的大将军等随着去礼佛，是一支庞大的祟法礼佛的队伍。

从这场面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理国国王段氏二十二代王之中就有九位皇帝禅位为僧，为什么他们要造“云南福星”的阿嵯耶观音像。因为皇帝及皇太子发愿请密宗的圣观音阿嵯耶保佑王族段氏，希望他家子子孙孙的福禄像尘沙一样地不可胜数，千秋万代地吉祥昌盛，帝业在天地间相承万世，所以崇法礼佛。上行下效，在民间的崇法礼佛活动十分盛行。如明代凤仪北汤天村名僧董贤在自家修的法藏寺内，每月在坛上香四次以上口诵“密念护国真言”，上护国家及祖宗，下资三有。其每月的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等日为斋日是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南北朝时译出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就列出十斋日：“今人以每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为这十斋”。大理白族也大体上是按此作斋日的。

其余家族崇法礼佛的记载很多很多，可见在白族民众之中，佛教传入之后已普遍形成拜佛、口诵真言、读经传抄经典的习俗。要指出的是在明代以后一般白族民众，他们对大众部（大乘）佛教内的宗派区别是不感兴趣的，不论是禅宗、密宗、净土宗或其他宗派。他们进了佛寺就烧香拜佛，他们重功利、讲实际，只要能保佑国家统一、生活安康，无论是佛、是菩萨、是神灵都拜。

为了广泛联系信众，在民间成立了吃斋、念佛、教经、传经、诵经的一些自发性的群众组织，如老妈妈们的“莲池会”、老头子们“方广会”，几乎遍及所有的白族村寨。这些组织的历史不能详考，但至少明代以后就形成了，相沿了好几百年了。文化大革命中有的停了约10年，现又普遍恢复了，人数比过去还多得多。他们有一定的活动日程，定期作会。会分公私两种，公会是合村或办会户来主持并在寺院或公共场所做的会；私会是由私家主持并在其家中做的会。每会每人出资人民币2元左右，负担很轻，并无怨言，以为作善事，心中反而高兴。

总之，佛教传入到大理白族中千年以来，其对白族的民俗产生了巨大、深入、持久的影响，使白族吸收了汉族和印度文化，加速了白族文明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