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丘尼传》的作者是南朝梁代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庄严寺释宝唱。此书是现今留存的最早的一部记载中国古代比丘尼事迹的佛教典籍。记载有关中国古代比丘尼事迹的书籍，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有两本书——宝唱的《比丘尼传》和民国释震华的《续比丘尼传》。因此这部《比丘尼传》的价值就显得更加地珍贵了。

比丘尼在佛教僧团中的地位历来低于比丘。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在有些比丘看来，比丘尼甚至是连居士的作用都不及。因为这样的原因，比丘尼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模糊不清的，甚至是负面的。确实，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上，比丘尼中没有出现像佛图澄、道安、鸠摩罗什、慧远、慧能等那样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女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对女子才能的压制。古代中国是一个男权社会，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男子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

尽管如此，我们在宝唱《比丘尼传》中仍然可以发现中国最早的一批比丘尼们的高风亮节。她们为佛教慧命的延续，为整个社会的安宁，在尽力承担起作为佛教徒的一份慈悲救世的责任。在古代就有有识之士将《比丘尼传》称之为《尼高僧传》、《高尼传》，将之与《高僧传》相提并论。

比丘尼作为四众之一，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僧众尼亦众”的兴盛局面。在当今中国，比丘尼的人数虽然没有比丘多，但是随着佛教在新时期的不断发展和佛教与社会之间频繁的交流互动，比丘尼的数量有着不断增加的迹象。因此，重视比丘尼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中独有的作用，是社会各界和僧界应该积极关注的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比丘尼传》的作者宝唱著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以高尼的事迹垂范于后世。《比丘尼传序》云：“原夫贞心亢志，奇操异节。岂惟体率由于天真，抑亦励景行于仰止。”又云：“庶乎求解脱者，勉思齐之德。”都是在说历代大德比丘尼的“高山仰止”、“见贤思齐”德行的轨范作用。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本是大、小乘经同时传入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大乘佛教教义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因此大乘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弘扬。中国的佛教徒大多信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特色是“自利利他，慈悲济世”。因为要普度众生，大乘要求信徒积极地入世，“不舍世间”，“众生无边誓愿度”。《华严经》云：“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都是大乘佛教精神的最简洁的概括。

《比丘尼传》中的比丘尼在译经、义解及神异等方面与比丘相比，有明显的不足。但是在践行佛教的“慈悲济世”的教义方面，比丘尼却是积极有为的。《司州令宗尼传》中令宗尼“百姓遇疾，贫困者众，宗倾资赈给，告乞人间。不避阻远，随宜赡恤，蒙赖甚多，忍饥勤苦，形容枯悴”。当社会遭遇到天灾人祸疾疫的时候，大量的难民无家可归，饥寒交迫。作为一个比丘尼，令宗能够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救苦救难，实属难得和不易。

《吴县南寺法胜尼传》中记载了法胜尼三年如一日精心照顾司马隆遗孀的事情。“宋元嘉中，河内司马隆为毗陵丞。遇抄，战亡。妻山氏，二亲早没。复无儿女，年又老大。入吴投胜，胜接待如亲。后百日，山氏遇疾，疾涉三年，甚经危笃。胜本无蓄积，赡待医药，皆资乞告，不惮雨暑，不避风寒，山氏遂愈，众并称贵之。”法胜尼依靠“乞告”，为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筹集医药费，寒来暑往，毫无怨言。这样的毫不利己的行为委实让人感动。

《比丘尼传》中类似的事迹，还见于《盐官齐明寺僧猛尼传》，云：“饥者撤膳以施之，寒者解衣而与之。尝有猎者近于寺南，飞禽走兽竞来投猛，而鹰犬驰逐相去咫尺。猛以身手遮遏，虽体被啄啮，而投者获免。”《法音寺昙简尼传》：“时有慧明法师，深爱寂静，本住道林寺……去来喧动，明欲去之。简以寺为施，因移白山。”“先人后己，志在广济。”《吴太玄台寺法相尼传》：“常割衣食好者施慧宿尼。”

这些比丘尼的事迹都体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利他忘己，他人在先。这种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发起的社会主义“道德楷模、文明风尚”的评选活动倡导的“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的宗旨中的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上述比丘尼的行为对于树立佛教自身良好的形象和和谐僧俗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宝唱在《吴县南寺法胜尼传》中就记叙了法胜尼照顾司马隆的遗孀之后的影响，“山氏遂愈，众并称贵之。”就表明了一种和谐的僧俗关系的形成。

在《比丘尼传》中，比丘尼恪守孝道、孝亲敬老的事例也有记载。最让人感动和萦怀的是慧木尼“嚼脯饴母”的故事。《梁郡筑戈寺释慧木尼传》云：释慧木“十一出家，师事慧超，受持小戒。居梁郡筑戈村寺，始读《大品》，日诵两卷，兼通杂经。木母老病，口中无齿，木嚼脯饴母，为口不净，不受大戒。”慧木尼面临着侍奉年老的母亲与守戒这两个现实的问题，她最终选择了以自己不能“受具足戒”作为代价来照顾母亲。

《昙备尼传》云：昙备尼在出家之前“无有昆弟，独与母居，事母恭孝，宗党称之。”《僧猛尼传》云：猛“亦以孝闻”。上述比丘尼都是亲身侍奉母亲，在母亲面前尽作为人子人女的孝道。尽管是佛门的弟子，但是她们都没有违背儒家的孝道观念——在父母膝下养亲尽孝。

佛家的孝道是尊亲大于养亲，主张度脱一切（包括父母）的“大孝”。《比丘尼传》中的安令首尼就是选择了佛家所说的“大孝”。《安令首尼传》中有“（安令首尼）父曰：‘汝欲独善一身，何能兼济父母？’首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脱一切，何况二亲耶？’” 无论是尽儒家的孝道还是行佛教的孝道，这些比丘尼都是心念父母的养生操劳的恩情，图思报答。比丘尼的这种感恩报恩的情怀在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中是应该大力加以提倡的。

不立私财、广行布施的比丘尼在《比丘尼传》中有很多。布施行为体现了一种爱心，体现了一种在财富上的分享态度。布施是六波罗蜜之首，是对治贪执的第一利器，是一个人充满慈悲心的具体表现，更是一个人有智慧和有责任心的表现。因为一个没有智慧和责任心的人是不会想到他人会需要自己的帮助，不会想到自己应该去帮助别人。布施不但是给予他人，也是给自己一个只有通过帮助别人才能体验到的快乐的机会。布施能使人与人之间更加靠近，使人间充满了温暖。

佛教里的布施相近于当今所说的慈善事业。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比丘尼净捡尼就是一个“拔苦与乐”的高尼。《比丘尼传》记载她“信施虽多，随得随散，常自后己，每先于人”。《比丘尼传》记录其他不立私财、广行布施的比丘尼如下：

《竹园寺慧浚尼传》云：“不蓄私财，悉营寺舍。竹园成立，浚之功也。”《剡齐兴寺德乐尼传》云：“不聚嚫施，岁建大讲，僧尼不限，平等资供。”《闲居寺僧述尼传》曰：“述不蓄私财，随得随散，或赈济四众，或放生乞施，造金像五躯，并皆壮丽。”《乐安寺释惠晖尼传》曰：“所获之财，追造经像，随宜远施。时有不泄者，改缉乐安寺，莫不新整。”

《邸山寺释道贵尼传》云：“得人信施，广兴福业，不以纤毫自润己身。”《山阴招明寺释法宣尼传》云：“不立私财，以嚫施之物，修饰寺宇，造构精华，状若神工。写经铸像，靡不必备。”上述古代比丘尼对待嚫施的态度可以为当代的僧侣如何看待财富提供一种启示吧！

《比丘尼传》中比丘尼的高风亮节不仅仅在于无私助人、孝亲敬老、爱心布施这些方面，还有如宝唱在《比丘尼传序》所说的“苦行之节”、“禅观之妙”、“立志贞固”及“弘震旷远”等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德僧尼的人格感召力量是巨大的。千百年来，比丘尼僧团龙象辈出，她们的高行应该成为今天的比丘尼学习的楷模，同时，她们弘法精神中的某些方面也可以成为我们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用资源。

作者：刘飖

来源：《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