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段德智

1978年在中国成长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一块耸立的界碑。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其他二级学科是如斯，对于作为哲学一分支学科的宗教哲学尤其如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78年以来的30年是中国宗教哲学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的30年。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的出现，在中国虽然是一件相对晚近的工作，然则，假使从戊戌变法时期算起，也已经有了110多年的历史。一个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在1978年前的80多年间，严格地讲，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哲学专著仅仅出版了一本，这就是1928年由青年协会书局刊行的谢扶雅的《宗教哲学》。然而，1978年以来的这30年间，情势却发生了惊人的变更。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各类类型的宗教哲学专著出版了20多部，而且，个中也不乏能够与国际宗教哲学大体接轨、具有现代宗教哲学视野、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影响的力作。毫无疑问，中国宗教哲学近30年来的兀然崛起和高歌猛进与中国学术情况的改良密切相关，既得益于其外部的社会的和学术的大情况，也直接得益于中国宗教哲学圈子内的学术小情况。可以说，近30年来中国宗教哲学百花齐放的局面恰是中国宗教哲学界百家争鸣的势所必至的一个结果。

近30年来，中国宗教哲学领域的论争虽然比较频繁，然则对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真正起到推波助澜感化的则主如果关于宗教鸦片论的南北战斗、儒教是否宗教之争以及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

宗教鸦片论之争

关于宗教鸦片论之争是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哲学领域爆发的第一场影响深广的宗教哲学争辩。1980年4月，郑建业主教在《宗教》杂志上揭橥了《从宗教与鸦片谈起》一文。上海宗教哲学界和宗教授教化界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国民的鸦片这句名言展开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争鸣。

1981至1982年间，一些学者揭橥揭橥文章予以回应。其基本概念是：马克思关于宗教是国民的鸦片这个论断揭示了宗教的最根本的属性，科学地说清楚明了宗教的本质和社会感化；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理论基本、理论核心，是我们研究宗教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指导原则；它至今仍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国民自己的宗教，不仅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存在。

针对上述概念，一些学者则要求对宗教鸦片论作出更为周全、更为准确的理解和阐释。1983年至1986年有学者揭橥题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几个问题》和《试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时代背景和成长过程》的签名文章；题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授教化理论体系》的论文；以及长文《究竟如何熟悉宗教的本质》。他们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中并未把宗教是鸦片作为定义来提；宗教是国民的鸦片的说法在马克思以前的德国早已流传，马克思引用的原意并不是用来概括宗教的本质，传统理解不相符马克思的原意，尤其不能应用于中国当前的宗教实际；中国当前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惟还没有完全克服，根源是囿于理论熟悉上的成见，是中国宗教研究中的本本主义。

丁光训主教曾经高度评价了此次论争：把经由过程争辩人们对宗教是国民的鸦片之说，有了恰到好处的理解和评论看作是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研究上所取得的一个重冲要破，并且断言：看来，这一场鸦片战斗已经基本停止，因为在从事研究的学者中虽然还有人在这方面持续写文章，然则，持续在宗教的鸦片本质上做文章的却已经很少很少了。这场论争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开辟了或标志着中国宗教哲学成长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即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从根本上跳出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藩篱，开始驶入了学术化的成长轨道，从而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崛起和高歌猛进奠定了优越的基本，营造了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毫无疑问，这场论争本身是在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因为全国宗教授教化界和宗教哲学界的著逻辑学者围绕着马克思的一句语录展开论争，并且耗时10年阁下，这个工作本身等于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标志和产物。所幸的是，这场争辩是在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政治大气候下进行的，争辩双方虽然概念光鲜、言辞激烈，但总体上说都照样固守了学术规范的，这就为中国后来的宗教哲学领域的健康有序的学术争鸣开了个好头。从这个意义上，以乐观的眼光看问题，我们不妨把这场论争看作是中国现现代宗教哲学史上最后一场带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学术论争，一场使中国宗教哲学研究驶入学术化轨道的学术论争。这一评论辩论也为宗教授教化其他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本，学者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伦理学和宗教人类学等新学科开始成长起来。

中国宗教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工作的这样一种转轨定向急速使中国的宗教哲学研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宗教文化论的提出上面。中国宗教授教化界和宗教哲学界在宗教鸦片论的评论辩论中，慢慢意识到了学术研究进一步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需要性，慢慢面向事物本身，面向宗教的本质本身，并初步确立了从文化层面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去思虑宗教本质的学术理路。许多学者接踵提出了宗教是文化、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等概念。在这种改革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宗教授教化界和宗教哲学界很快掀起了一个研究宗教文化的小高潮。一批知逻辑学者，如方立天、季羡林、楼宇烈、牟钟鉴、吕大吉、葛兆光、葛荣晋、张志刚等，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影响较大的宗教文化方面的论著。宗教鸦片论的论争给中国宗教哲学界带来的第二个变更在于它把宗教哲学学者的留意力从语录的引证转移到具体的宗教本身的研究上，转移到本土宗教的研究上，转移到对中国佛教、中国道教、中国

基督宗教和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上，经久以来存在于宗教授教化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中的被人称之为空对空的研究定势受到了致命一击，面向事物本身、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开始成风。这一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中国哲学界开展的关于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辩中获得了充分的表现。

儒学是否宗教之争

儒学是否宗教之争是近30年来中国宗教哲学领域开展的又一项影响深广的全国范围的学术活动。虽然争辩的双方主要限于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圈子中的思惟家，然则其对中国现现代宗教哲学成长的学术价值和拉动感化，堪与宗教鸦片论之争比肩。

早在1978年事尾南京召开的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有学者明确提出儒教是教的论断。此后不久，在1979年10月于太原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又重申了这一立场。1980年，《论儒教的形成》一文揭橥，表达的基本概念如下：春秋时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是对殷周奴隶制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惟的直接持续；儒教的形成有两个阶段：西汉阶段和宋明阶段；儒教的宗教特点主要在于：崇奉寰宇君亲师，以天为登峰造极的神，追求成圣，奉孔子为教主，以六经为宗教经典。昔时8月，《儒家与儒教》一文揭橥，文中不仅重申了上述概念，而且还特别强调指出：不仅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是宗教，而且，宋明理学也是宗教。

儒教是教说提出不久，一些学者先后在《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战线》上揭橥文章对之表示质疑和批评。他们针对上述概念，着重强调了下面几点：孔子的天命观不是对殷周天命神学的持续，而是对它的困惑和否定；儒教的二次改造说不能成立。宋明理学所标示的不是中国儒教的完成，而是中国哲学成长的进步运动；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开创人，而非儒教的教主，更非赶过于一切之上的神；儒家学说作为一种伦理思惟体系，其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的成长，不是造神运动。

针对这些质疑和批评，《儒教的再评论》和《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等文予以回应，并对有关论点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其主要概念可以概述如下：儒家思惟是以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宗法思惟，宗法思惟本身虽然不是宗教，但被宗教化和神圣化后就变成了宗教；宋明理学虽然以儒家的封建伦理纲常名教为中间，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宗教、哲学、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四位一体的论证严密、规模巨大的宗教神学体系；任何一个民族弗成能没有自己的宗教崇奉，而儒教等于一种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宗教，一种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

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在1998年《文史哲》组织的笔谈中推向了全国，达到了高潮。是年，《文史哲》编辑部组织的儒学是否宗教的笔谈规模比较大，规格也比较高，有关领域的大陆知逻辑学者，如张岱年、季羡林、蔡尚思、郭齐勇、张立文和李申等，都应邀参加了此次笔谈。此次笔谈在一个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儒学是否宗教之争的一个风向标。假如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场争辩的正方（即持儒学是宗教概念的）仅一人，绝大多半的学者持反方（即否认儒学是宗教或具有宗教性）的立场，而在此次笔谈中工作便几乎被倒置了过来，对儒学是宗教持激烈否决立场的显然变成了少数，肯认儒学具有宗教性质，甚至是宗教的竟占到了胜过性的多半。这种趋势在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与《中国哲学史》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儒家与宗教学术研讨会上更趋晴明。

其后不久，围绕着1999年12月和2000年2月出版的分高低两卷的《中国儒教史》，这场争辩又起波澜。作者在自序中明确地注解了自己在儒教是否宗教之争中，是站在儒教是教一方的。有学者为该著所写的序中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称它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惟史、哲学史打开了一堵墙，必将为中国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供给一条新思路。还有书评称赞该著作对于儒学研究有拓新之功，为儒教研究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孔子研究》。然则，另一方面，批评的声音也接踵而至。值得留意的是，争辩双方虽然唇枪舌剑，言辞激烈，然则，即使对这本著作持有异议的一方也并非完全否认儒学的宗教性，甚至也不完全否认儒教的存在。这就注解，当时学者所斟酌的已经不再是儒学是否宗教或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而是若何更其准确地表达儒学的宗教性以及若何对儒学的宗教性予以严谨的论证这样一个问题了。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已经接近尾声了。

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历时20多年，跌荡起伏，耐人寻味，不仅在中国儒学成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中国的宗教哲学研究也有重要的启发和推动感化。首先，尽管争辩伊始，双方的概念似乎方枘圆凿，然则到了最后，人人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照样大体杀青了一些共识。这标志着中国的学术研究或宗教哲学研究已经从异常期开始步入了正常期，进入了健康成长的快车道。其次，经由争辩，绝大多半学者在儒学具有宗教性、中国历史上存在有宗教等方面大体杀青了共识。这注解在中国，宗教或宗教性已经不再是迷信或完全负面价值的器械，而是一种具有中性的，甚至具有褒义的器械。这就为中国宗教哲学的健康成长作出了需要的铺垫。第三，在对儒学是否宗教的争辩中，大多半学者既否决了西方文化中间论或西方宗教观念标准论，又否决了中国文化中间论或儒教观念标准论，差别了轨制性宗教与精神性宗教，有神论宗教与无神论宗教。这注解中国宗教哲学研究已经跳出了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而开始面向事物本身，面向世界诸宗教本身，从而使得中国宗教哲学界有望对世界诸宗教开始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研究，有望构建宗教授教化研究或宗教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方立天语）。

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

比来几年在一个不太大的范围内开展的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之争，可以看作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哲学界值得关注的第三场比较重大的宗教哲学之争。这场争辩差别于前面两场争辩的一个根本特点即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质。假如我们可以把前面两场争辩理解为中国式的争辩或中国问题的争辩，那么，我们就不妨把中国开展的这场争辩理解为国际宗教哲学界有关争辩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争辩是从2003年开始的。昔时，何光沪在《浙江学刊》第4期上揭橥了一篇题为《使在、内在与超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的论文。该文的根本努力在于一方面把存在理解成包括自我和外界在内的世界或世上一切事物的基本、根据和前提，另一方面又从全球宗教哲学的角度出发，把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范畴即存在，界定为使在（使世界存在）、内在（内在于世界）和超在（超越于世界）的真正的神秘。该文一揭橥，即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在《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上揭橥了两篇批评文章。一篇是《存在存在吗？回应何光沪师长教师的全球哲学的本体论》，另一篇是《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质疑一种后现代的回应》。他们认为，作为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的存在论的根本弊端在于它实质上持守的原则是一种过了时的本质主义,和柏拉图的理念（或者译成相）很相似。

争辩双方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问题上的正面比武可以说就此而告一个段落。然则，他们之间的争辩却并没有就此止步，只不过此后的争辩取一种侧面的和隐蔽的形式罢了。中国宗教哲学界关于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的争辩看来还会持续下去。因为论战的双方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比武，然则，迄今为止，这场论战总的来说照样粗线条的，所关涉的问题尚未深入地展开，而且扶植性的成果也不敷显著。在笔者看来，虽然迄今为止，这场争辩主如果在两个学者之间展开的，然则，就这场争辩所关涉的内容看，绝对不是这两个学者之间的文字官司，而是今朝现代中国宗教哲学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场学术之争。这场学术之争的意义首先就表现在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它的国际性质。这场争辩是有其深刻的国际学术背景的。一如这两位学者在有关论文中反复强调指出的，他们之间所开展的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的争辩是当前国际宗教哲学界所出现的宗教非其实论与宗教其实论之争的国内版，是近30年来国内宗教哲学界新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和后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宗教哲学界的一种表达。在当今时代，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若何看待后现代主义，若何看待库比特的非其实论，若何看待和处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是西方宗教哲学，特别是西方全球宗教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特别是中国的全球宗教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宗教哲学和全球宗教哲学成长路向和成长进程的大问题。信任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思虑和研究宗教哲学和全球宗教哲学的学者会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地思虑和研究这些问题。信任中国的学者在对这些问题的评论辩论中，不仅会进一步推进中国宗教哲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而且也有望对国际宗教哲学界作出我们应有的供献。

停止语

在我们回想中国近30年来的宗教哲学领域的学术争鸣时，我们着重考察了上述3场论争。这并不是说在这30年间中国宗教哲学领域只发生过这样3场学术论争。事实上，除了上述3场学术论争外，还有许多场其余学术论争，如宗教神学是否理性之争，宗教哲学的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争以及儒学是哲学宗教抑或宗教哲学之争，等等。然则，无论是就规模来看，照样就其对中国现代宗教哲学研究的驱动和促进方面，相形之下，照样我们评论辩论过的上述3场论争要重要一些。当然，其他场论争也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其意义和价值是这3场论争不能完全统摄和取代的。不过，仅就这3场学术之争不仅足以窥见中国宗教哲学近30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就，而且也足以窥见改革开放对现代中国宗教哲学扶植的不凡意义以及中国宗教哲学近30年来的思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