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禅与诗的栖息
禅并不在外在于众生,而且就在众生的自然之中。佛性是遍在于一切有情的,这在南朝高僧竺道生高倡的一阐提人悉有佛性的命题中已经有了理论基本。禅宗进而揭橥出无情有性的响亮口号,进而使大自然一切都闪烁出禅的光彩。无情有性就是说不只有情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无情物也都有佛性,青青翠竹,老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禅宗融摄了晒台的一念三千和华严宗的理事无碍,把山河大地、草木瓦石,看作佛性的荷载。一切声色,是佛之慧目,诸佛体圆,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国佛教思惟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中华书局,1983年,221页。】这里集中表现了后期禅宗无情有性的思惟,万类之中,个个是佛,更多的是将佛性放进大自然中加以体验妙悟。
这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甚是投契,不能不引起我们进一步的思虑。斯宾诺莎哲学把自然与神等同起来。在他看来,实体只有一个,就是神即自然,任何有限的事物不自力自存【罗素:《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95页。】。斯宾诺莎认为,大自然之所所以统一的,就是因为神作为统一的实体在大自然中存在着。斯宾诺莎认为,在自然中只有一个实体,一个无限的实体,而不会有另一个实体,因而,自然的本身也就是神。在任何自然物中,都具有无限的圆满性【参《神、人及其幸福简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139页。】。这种概念与中国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观,颇有相通之处。华严经典云: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彼真理弗成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华严法界观门理事无碍观》,《佛教经籍选编》,199页。】这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几无二致。禅宗的万类之中,个个是佛,很明显是融合了华严宗的思惟的。在有限中包涵无限,在少焉中寓含永恒,在任何的事法界中都包含着理法界,本体也就在生灭变更的现象界之中。禅宗对这些是说得了了分明的: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声是佛声。举着一理,一切理皆然。见一事,见一切事,见一心,见一切心,见一道,见一切道;一切处无不是道;见一尘,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见一滴水,即见十方世界一切性水。【《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中国佛教思惟资料选编》第2卷第4册,229页。】
诗人爱自然。因为大自然比朝廷、比市井都纯净得多。越是政治昏昧、世风日下之时,诗人们越是愿望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以净化自己的灵魂。真爱自然的诗人,是把自己的灵魂投入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耽禅的诗人爱山水,亲自然,王维、孟浩然如斯,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也如斯。禅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心灵的存在方法。当他们在仕途上受到挫折后,或在精神上、心灵上饱经忧患之后,往往会顿悟禅机。人生如梦的观念就会变为亲在的体验。尚有一份正义感、正直心的士大夫在饱谙了宦海肮脏后,就会更钟爱于自然。王维在经历了安史之乱的灾祸后,虽然仍在朝廷任职,却更为栖心释梵。在辋川别业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孟浩然在长安求宦不成,再返江南,山水寻吴越,在山水诗中所表现的心情,十分清远恬淡。白居易在饱谙朝市争夺、宦海排挤之后,晚年一心向佛,澄心静气,在他眼中的自然是清安闲远的。当诗人以禅的眼光来看自然时,自然物象进入诗中,也就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禅味。受禅风薰陶的诗人,写出的山水诗,都有着渊静的氛围。禅宗爱好自然,是把自然作为佛性的寓含。染禅的诗人们,有禅的意识,禅的眼光,他们面对自然,往往借物象来品悟、咀嚼禅理,自觉不自觉地在诗中道出参禅的心得。如白居易的《闲咏》:步月怜清景,眠松爱绿荫。早年诗思苦,晚年道情深。夜学禅多坐,秋牵兴暂吟。悠然两事外,无处更留心。再如苏轼的《吉祥寺僧求阁名》:过眼荣枯电与风,久长哪得似花红。上人宴坐观空阁,观色观空色即空。都是在诗中表述出自己的宗教情感体验。禅的意识在这种情境中,转换为在有限中见无限的审美能力。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千差万别、各具形态的,又都是千变万化、生灭不已的。禅宗善于即色谈空,在万法的殊相中品味真如。诗人则善于捕捉活生生的物象,剪裁下大自然鲜活的一草一木,摄入诗中,使它传写出宇宙的脉息,留住美的永恒。
禅宗把自然作为真如的表象,认为一花一叶,都含有佛性。是以,一切都有了灵光;诗人,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是将自然作为诗的渊薮,作为逃离世俗丑恶的精神绿洲的。杜甫即云: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寄题江外草堂》)而禅的介入,使那些山水诗,又多了些奇妙的氤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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