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禅宗研究的供献
胡适对禅宗研究的供献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禅宗历史的考实；二是对禅宗思惟的梳寻、归纳。本文以胡适关于《坛经》的看法作为个案来加以说明。
《坛经》作为禅宗的圣经，作为禅宗思惟的根本依据，是弗成移易的事实；而慧能在南方筚路蓝缕，传播他的简略单纯窍门，使禅宗思惟，即《坛经》对人类社会、大千世界的思虑，在社会各阶层深入渗透，并成长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无法否认的历史。毫无疑问，禅宗思惟就是以《坛经》理论思维的张力，而不是借助官方的支持，周全地征服了其后的中国社会。是以完全可以说：《坛经》是禅宗的发端与圣经，是中国禅学的集大成。
众所周知，《坛经》是记载慧能事迹及其语录，以及他与学生们问答机缘的文集，后几经改窜，而有多种版本风行于世，名称也不尽相同。个中以法海集记之《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文字最为冗长。通称《坛经》。简略可分法海本（即敦煌写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宝本四种，余皆上述四本之翻刻或传抄。《坛经》的作者是禅宗开创人慧能，无论在学术界，照样在宗门，也都是众口一词而无异议的。然而，到了本世纪20年代，胡适因在巴黎、伦敦接踵发明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长短论》，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其实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真正作者。胡适特别指出：我认为所谓《坛经》事实上是神会代笔的，是神会的伪托！据我的考据，神会实是《坛经》的作者【《胡可口述自传》，台北，1981年版。】。此说一出，一石击起千重浪，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然而，可惜的是，此说尽管大胆而惊世骇俗，却缺乏小心求证的史料依据，完全是靠内证，即对假设的推理，自我求证而得出的结论，是以也就很快被淹没在浩瀚的学术之海，而渐至悄无声息。这是胡适禅宗史研究的暗点。
胡适对《坛经》的考证依据的是古今中外的各类版本，包括来自日本最古的长卷，以及他在巴黎、伦敦令人且惊且喜的最精彩的发明--关于神会的资料；还有日本学者石井光雄、入矢义高、铃木大拙供给的藏书，与王维、柳宗元、刘禹锡关于慧能的文字资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也难怪胡适迟疑满志，对自己的结论充满了自信。这里，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考证版本的真伪，是以无须对胡适所作的全部工作予以重复的检讨，只是就其建立在对不合版本和各类相关资料对校、理校基本上所做的结论给予从新审阅。
胡适在1953年的一此演讲中特别强调他对禅宗史的新看法。他说：
现在通行的《坛经》是根据一个明朝的版，有22000字，最古本的《坛经》只有11000字，相差一倍。这多出来的一半，是1000多年傍边，你加一段，我加一段，混在里面的。日本发明的簿子，是北宋初年的，14000字，已比唐朝的簿子增加了3000字我们仔细研究敦煌出来的11000字的《坛经》，可以看出最原始的《坛经》，只有6000字，其余都是晚唐稍后加进去的。再考这6000字，也是假的【胡适：《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台北《中心日报》，1953年1月12日，转引自《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
胡适所指增加了3000字的簿子显然是惠昕本。至于断定它是北宋初年的，或许有他的依据，但更多的人认为其出自晚唐。他说的11000字的《坛经》，无疑是法海载记的敦煌写本。而他剖断只有6000字最原始的《坛经》也许只存在于他的推理之中。总而言之，胡适认为，凡6000字以上，无论20000字以上、14000字也好，11000字也罢，都是晚唐稍后加进去的，就连这最原始的6000字，也是假的！一句话，《坛经》是假的。如斯，便为他的神会是《坛经》真正作者的新看法创荆劈莽。
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呢？为说明这一点，胡适首先将法海、惠昕两种版本列表并作以比较，然后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敦煌本的祖本是很古的。这个祖本也许成于神会和尚未死之前我们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神会在东京（洛阳）最活动的时代，约当西历745年。此经也许是神会作的。他自己不便出名，只好假托于一个已死了的同学法海。
第二，惠昕本虽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为去古未远之本，我们是以可以考见今本《坛经》的那些部分是北宋初年增改的，那些部分是契嵩和契嵩今后的人增改的【 胡适：《坛经考》，见前揭《胡适说禅》。】。
请留意，胡适在第一点中说敦煌本的祖本是最古本，不知指的是敦煌写本，照样本来并不存在的6000字本。不管他指的是什么，总之他说的是假定此经作于天宝年间，此经也许是神会作的。假定、也许都只能是推想，而不是事实。换句话说，胡适据此引出神会是《坛经》的真正作者的结论，显然是无可稽考之谈。至于说不便出名，假托同学法海更是想当然的假设，更何况《坛经》文前显著标明，法海只是的集记者，而非托伪慧能的作者，假托法海之说若成立，则只能说明神会是慧能言行，即《坛经》的整理者，正可谓一言泄露天机，此话同样说明胡适在潜意识中，照样承认慧能是《坛经》的作者。
第二点，胡适肯定惠昕本是去古未远之本，考证的只是惠昕对最古本《坛经》的增改，进一步指明契嵩及后人的增改。所谓增改，无疑就是在原来基本上增加修改部分内容，此二字可见对最古本的肯定。对最古本的肯定，就是对众所周知，签名慧能的敦煌写本的肯定。对签名慧能的敦煌写本的肯定，就是对慧能作为《坛经》作者的肯定！增改其实也只能是对慧能《坛经》的增改。如斯，由神会代笔的伪托【《胡可口述自传》。】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当然也可解释成是对神会伪托之《坛经》的增改，那就不能谓之增改，而只能同样称之伪托，因为惠昕等与神会同出一辙，皆冒名慧能，借《坛经》以抒己见。其实，神会著述《坛经》本来乌有，胡适不能不受此成说影响，因而无意中选用了增改二字，尽管与事实相贴切，却又不能不表现他自己说话逻辑上的龃龉不合。
别的，在胡适的考证中，有古本、最古本、祖本这些概念反复出现，甚至特意指明契嵩所见的文字卑鄙复杂，殆弗成考的俗本，乃是真正的古本【胡适：《坛经考》，见前揭《胡适说禅》。】。给人的印象是在神会伪托之《坛经》外，还有别的存在的《坛经》祖本，神会也只是在祖本、最古本的基本上增增改改而已，故其自相抵触之处也就在所难免。只不过其语焉不详而教人费解罢了。其实，就增改而言，早在神会在世时，已是如蚁附膻，竟相效尤。与神会同学并处同一时代的慧忠和尚就曾指出：
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揉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南阳慧忠师语。】？
慧忠死于大历十年（775），距神会去世仅15年，慧能逝世也不过62年，无论是对慧能、神会，照样对《坛经》，应当说他照样有比较清晰的懂得。他的话明确告诉人们，以慧能名世的《坛经》，早在神会、慧忠他们那个年代已经盛极一方，南方宗旨，旭日东升，于是乎便有人狐假虎威，以陋俗之谭改窜《坛经》。可见，惠昕、契嵩、宗宝等对《坛经》的增改其实不是新鲜事。照情理而论，慧忠同样是慧能学生，既有上述那一番群情，对《坛经》成书过程决弗成能茫昧蒙昧。他既确定无疑说有人改窜《坛经》，削除圣意，也就确定无疑认为《坛经》一书出自师门。神会代笔、伪托之说，在他这里决无立锥之地。至于神会语录颇似《坛经》语，只能视作神会沿袭《坛经》，而不能作为神会为《坛经》作者的依据。或许，慧忠指斥把《坛经》改换，添揉鄙谭，也有针对神会的意思，只不过是碍于同学情谊，不便明言而已。
尽管如斯，胡适照样为他的这一新看法找到了一些论据。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他说：《坛经》最古本中有吾灭后二十余年有人出来，不惜身命，第佛教长短，竖立宗旨的悬记，可为此经是神会或神会一派所作的铁证。别的，神会在开元二十二年在滑台定宗旨，恰是慧能死后21年。这是最明显的证据。《坛经》古本中无怀让、行思的事，而零丁提出神会得道，余者不得，这也是很明显的证据【胡适：《菏泽神会大师传》。】。同时他还引明藏本作以比较，其悬记非如上文，而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削发，一在家，同时兴化，建立吾宗，缔缉伽蓝，昌隆法嗣。【胡适：《坛经考》。】
所谓悬记，即预言。胡适认为，此本之祖本乃契嵩改本，而契嵩改本所依据的又是江东或浙中一个不著名且无学问的陋僧，为了要这预言验在自己身上，而闭门虚造的《曹溪大师别传》，即曹溪本来，所以也有70年的悬记来代替此说（指20年悬记）。但70年之记更不好懂，后来遂有各种猜测，终无定论，故当代通行本又把这70年悬记全删去了。【胡适：《坛经考》。】
胡适之考异常琐细，简单地说就是：最古本即敦煌本的20年悬记应验在21年后滑台定宗旨的神会；契嵩改本70年悬记则应验在那个不著名的陋僧，据此断定，《坛经》是神会所作、至少《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作的，假如不是神会作的，就是神会的学生采取他的语录里的材料作成的【胡适：《菏泽神会大师传》。】。
严格说，这一条很难支持立论。预言在古今中外都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慧能有这样那样的预言羼杂在他的日常谈吐之间，安闲情理之中。只要具备一定的前提，谁都可以引之为证验。至于70年之更换，或许如胡适的分析，但也不能说应验在谁，就是谁作的。退一步讲，即就是指神会，更大的可能是神会增进去的。更何况，增改的惠昕本同样有二十年的悬记，除了说明此本和敦煌本最接近外，无论若何也不是明指神会独力进击北宗，树立南宗宗旨的故事【胡适：《坛经考》。】。至于胡适提到《全唐文》中韦处厚所作的碑文，洛者曰会竟成檀经传宗一句，显然是说神会及其习徒发扬光大南宗宗旨，尤其与制作《坛经》无关了。
说到胡适的结论，又可见其自相抵触之处时隐时显。既要肯定神会是《坛经》的作者，又说至少重要部分为神会所作，最后又说是其学生采其语录而制。依胡适的逻辑，既然是神会学生采取师说而成《坛经》，那么，《坛经》若非慧能之作，自然也不是神会的作品，应当说是神会的某个学生的鸿文了。这其实是太荒谬了！既然神会学生采神会语录而成神会之作，为何弗成是神会合慧能语录而成慧能之《坛经》呢？
充其量神会也只能是《坛经》的集记整理者。神会是《坛经》的作者之论不攻自破。
二、胡适说：我信《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所作，我的根据完全是考据学所谓内证。《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明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接着他举出定慧品、坐禅品为例证，支持他的概念。
其实，所谓内证，实乃自证，全无旁证以作对校，故结论全随主观意向而转移。照胡适的话说，《坛经》有许多部分与神会语录相同（如斯措辞显然有主观偏向，故亦可言神会语录大多与《坛经》相同），与其说《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倒不如看作《神会语录》是对《坛经》的申述或宣传（作者语）更为合适。事实上，学生沿袭师说，古今通例，顺理成章。胡适如斯随心所欲，无所绳尺，自我作故，内证神会为《坛经》作者，其实难以自圆其说。至于他所取材念不起为坐、见本性为禅，本来就是禅学核心，也是《坛经》纲领，假如说，神会有此言，神会就是《坛经》作者，那么，禅宗后世儿孙及一切遵信此说者，皆可称为《坛经》的作者。如斯郢书燕说的结论，也只能见笑于人了。
三、胡适引《坛经定慧品》、《坛经坐禅品》两节中看心看净与著心著净并予考释比较，以之为辟当时的禅学之论。他认为著是执著，决不会有人教人执著心，执著净，所以著心著净是看心看净或看心观净的误写，并由此引申出今本缺点，又可知此种禅出自北宗门下的普寂，又可知此种驳议不会出于慧能生时，乃是神会批驳普寂的话。这显然是胡适对禅宗思惟，特别是神秀一派思惟理解缺点而导引出的缺点判断。
平日说南顿北渐，南北之别在于悟的迟速。其实，充其量这也只是表象（学界僧界多有人否定顿渐之别）。事实上，慧能与神秀思惟上的分野根本在于定照样超然。胡适本人也是以定、慧区分楞伽和金刚宗的。神秀强调愚昧直，即坐身、住心、入定，要求的就是强制性的制驭，而看心看净，著心著净，实际上恰是执著心、执著净！自然与慧能于相离相，于念离念，即还本、随缘、超越净染等一切对立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也是胡适对禅的判断）格格不入。在这里，《坛经》强调破除一切执著，若言看心，心元是妄，若言看净，人道本净，心起看净，却起净妄，是以，看心看净势必著心著净，也就是执著心、执著净了。此说与神秀住心、入定之说千篇一律，何来对普寂驳议之事？更何况，这只是以否定的形式，指出看心看净，却是障道人缘的普遍性缺点，从而凸显离相、离念、超越染净的禅学思路。胡适把它作为神会批驳普寂的话，显然是对神秀及其学生思惟缺乏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混同《坛经》的缘故。
四、胡适也经常披露《坛经》是慧能之作，他曾说：尤其是《懊悔品》，《神会语录》里没有这样有力动人的说法，也许真是慧能在世时的记载。其他诸品大致是神会杂采他的语录凑成的。同时他也不能肯定《坛经》真是神会的作品，所谓也许、或许无处不表示他那不确定的心理。至于至少《坛经》的重要部分是神会作的，是神会的学生采取他的语录里的材料作成的，虽然与其结论相一致，但照样流露出缺乏事实依据的彷徨心态。然而胡适就是依靠这般不足为凭的证据得出了神会是《坛经》的作者，凡言禅者皆本曹溪，其实是皆本于荷泽的结论，不是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大谬而不然了吗？
上述四款，胡适以神会为《坛经》作者的考证不攻自破。尤其是与胡适之名望相悖离，此论经久湮没无闻，显然是这一骇人听闻之见，教界、学术界均不敢苟同。然则应当承认，胡适对《坛经》的考证，无疑揭示了神会在推动禅宗思惟北伐，使慧能禅学向全国流布的积极而又重大的历史感化，充分肯定并凸现了神会在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为禅学，尤其是禅宗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偏向【以上引文均见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
在这个问题上，净慧法师在《〈六祖坛经〉与生活禅》里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有人说《六祖坛经》六祖没有说，是神会和尚说的。这就是胡适师长教师的概念。因为他在神会和尚语录里找到很多类似《六祖坛经》的语句。学者说出这样的话来，也似乎是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他不知道学生的常识是从师长教师那里学来的，连常识的持续与成长的概念都否定了。教界的概念，对学界的一些倾向，有时确实能起到很好的改正感化。
虽然胡适的《坛经》研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其概念也不为学界和教界接收，但作为一位禅学研究的重要人物，在其禅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思路，仍然值得今天的研究者重视：
一、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禅宗与禅学之成长。
二、凸起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肯定其推动禅宗思惟走向全国的重鸿文用。
三、以理性和世俗化的方法界说禅宗哲学。
四、认为《坛经》为神会之作，虽是大胆假设而乏小心求证，但却从侧面进一步肯定神会对《坛经》，即对禅宗思惟的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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