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余年的禅宗历史上，作为一种宗教，禅宗一向受到人们的热切关注。不管是从它的教义思惟照样到人物典籍，以及寺院礼仪，都曾经在中国宗教史和文化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了一笔。因为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占领特殊的重要地位，所以研究禅宗，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佛教后期的历史，特别是研究唐宋今后的佛教史研究更是离不开禅宗，是以禅宗研究吸引了古代士大夫和当今国内外文人学者的浓厚兴趣，成为现代中国佛教研究史上的一个特色。

中国古代有没有禅宗的研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肯定的说法。学术界平日认为，我国的学术研究是在近代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西方学术界的治学方法和观念传入我国之后，才有了作为一种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文人虽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然则还谈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这是因为：一是缺少先辈的研究方法与手段，二是在概念与视野上缺少开拓与立异，三是没有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是以古代的大多半学术研究只是在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的氛围内运作，我们所看到的主要都是一些训诂和解释学意义的成果，而鲜有像西方学者那样构建自己的体系，提出一套完整理论的学术著述。这种看法应该说有一定的事理，然则这只是在西方霸权语境下形成的一套现代的学术评判标准，它并不能周全地反应中国传统治学的研究成果。

我认为，禅宗的研究古代就已有之。禅宗自创立后不久，就有人开始对禅宗进行研究与评论辩论了。在古代僧传里面，史家们一向在赓续地记述禅师的事迹和法语，佛教界人士和士大夫们也在赓续地研究禅法与公案语录。例如，唐代的宗密大师，对禅法有深入的研究，他系统地总结了禅门各派的不合特点，判别了禅宗与教家三种情况，指出息妄修心宗是北渐诸师、牛头、晒台等的方便窍门，泯绝无寄宗是石头、径山诸师的特色，直显真妄宗为荷泽禅法等等。这种判教，就是古代禅宗研究的一种典范的方法，属于古代佛教传统治学的方法之一。又如宋代雪窦重显禅师对古来禅宗大德的公案作了颂古，继由圆悟克勤进一步加以整理并进行评唱，最后撰成巨著《碧岩录》，这是对古代禅师的思惟和禅风做了一次深入总结，很有意义。再如宋代今后，在禅宗史上曾经掀起过有几个道悟问题的争辩，宋代达观昙颖首先提出历史上有天皇道悟和天王道悟两人，否决《宋高僧传》说的只有天皇道悟一人，认为这是出自药山惟俨门下之说法。今后这个问题在教界内部一向争辩到清代才基本平息。这段争辩经由约五百年的时间，也算得上是佛教史上或中国禅学史上的一个较长争辩的范例。总之，在禅宗史上切实其实是存在着各类不合的学术争辩与研究的情况，而且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然则也应指出，在这些研究与争辩中，切实其实有着生成的缺陷，这就是介入研究和争辩的人，基本上是从各自崇奉或保护自己宗派的目的出发，而不是像现在的学者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恰是因为这种眼界狭隘的弊端，使其研究成果弗成能做到异常公正，评判历史的事实也有进出。但弗成否认的是，他们所做的资料的汇集与事实的剖析，也有一定的价值。经由他们的初步努力，才使后人能够更好地准确地加以评判并得出合理的结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