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所以能在社会上展示自己力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供给社会道德的泉源之一。直至十九世纪后期，佛教成了近二千年中华历史上独一能在中国站住脚跟的外来文化。自东汉起，佛教就成了中国社会影响最广泛的宗教，并且逐渐与儒家和道教相融合，成为中国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取得如斯成就的原因之一，当然与它在社会上发挥了道德功能分不开。然而佛教道德伦理思惟的内容实质若何？其前因后果又若何？它是如何在中国社会里发挥感化的？虽然在评论辩论到佛教社会感化的很多著作里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说起，但周全地、深入地、系统地对此进行探索的，当推业露华师长教师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惟》一书。

说起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惟，一般的论著往往多着眼于佛教的伦理道德观念是若何同中国社会结合和若何应用于中国社会的，这些当然要谈，恰如该书一些章节所概述的。但对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来说，这些仅是目，促动这些结果产生的根因，可称之为纲，即郭象所谓理根者，却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佛教伦理思惟》首先是抓住了这个关键，即把善恶之分作为佛教伦理的最基本原则。指出佛教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思惟，集中表现在佛教的善恶观中。佛教的善恶观是佛教道德的价值取向，是以佛教的宗教教义为准则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第3页）。这样，纲举目张，佛教伦理思惟的源流本末就看得一览无余了。然而善、恶二字虽然简单，但要把佛教的善恶观说得明白却并非轻易。该书第2章里首先对巴利文佛典词语进行剖析后，得出原始佛教中善是能获得好的果报的事物，恶是得不到好的果报的事物的结论。其次又分析了它们的许多衍生义，如二善、三善、四种善、七种善等等。再次评论辩论了佛教善恶观在中国的成长，包括说话上和思惟上两个方面。后者又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顺益为善，以违损为恶；第二类为以顺理为善，违背佛教所说之理为恶；第三类系以体顺为善，体违为恶，这里的体指的是佛教的真如之体。值得留意的是，此仅是该书中所列举的佛教诸种善恶分类法里的一种。其它的善恶分类也一一予以介绍，读者可以在比较中体会这些差别所反应出来的意义。从第3章起，该书进一步商量佛教对善恶的心理活动分析和若何对善恶的超越，并联系佛教的轮回思惟与佛性论将其善恶观念的理论实践主干枝叶都说得清清楚楚。如提到后者时说：佛性论问题评论辩论的实际上是关于人能否实现佛教的道德理想和能否达到佛教道德的至善境界问题。有没有佛性，关系到能不能成佛，能不能实现佛教的道德理想以及佛教的道德规范，道德说教有没有依据等一系列问题（117页）。然后又将笔锋一转，从比较印度佛教中的善恶观与中土传统的善恶观，到二者若何在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互相影响融汇，形成了新的中土善恶观，以及它们的宗教意义和社会意义。

在论述经由过程佛教结合中、印两种文化的善恶观互相影响时，单单是对现象进行列举，照样对融合的机理进行深入的剖析，给读者的感触感染是不合的。前者即使是完整无误，也仅是给予一种常识，而后者需要分析、归纳、推理、演绎，并经由过程这一系列的过程给人以聪明，是以是异常不轻易的，而《中国佛教伦理思惟》就做到这一点。如在佛教受到儒家忠孝思惟影响问题上，一般论著往往举例说清楚明了之，而该书所论则比较周全，除论述 佛教之孝乃出世间之孝，以救渡父母出离死活为要，并视此为孝之大者，为孝道之根本（252页）等基本观念外，很有些独到精微之处。如指出《盂兰盆经》是将佛教的孝道观与祖先崇拜思惟慎密结合在一路，加倍适应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生活的需要（166页）；再如提出是明僧契嵩把孝这一中国传统道德范围的核心纳入佛教戒律的范畴（183页）；又如认为佛教的孝是与报恩思惟紧紧联系在一路的。行孝是为了报恩，这是佛教孝道观的基本思惟之一（188页）；以及佛教的孝道观还建立在平等观的基本上。在这种平等观基本上建立的佛教孝道观，在孝的实践上，并不仅仅是由下而上的侍奉温柔服的关系，而是响应的权利和义务的结合。这是佛教孝道观的一大特点等等。个中有些概念虽前人已有所说起，但系统地加以比较分析，惹人思虑，最后予以归纳总结，则是该书的特色之一。值得留意的是，书中还以专门一节的篇幅谈及佛教的经济伦理思惟。作者在概述了佛教对经济观念的变更后，指出佛教为了适应在中国社会里存在的新情况，强调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六种非道，即禁止佛教徒应用六种谋取财物的不正当手段，从而确立了佛教信徒的经济活动伦理规范。这是以往学者所罕有论及的，可见作者视野之周密。这也是该书的另一个特色。《中国佛教伦理思惟》虽然以佛教伦理观为主题，但因为这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佛教全部人生观与世界观。因为作者留意佛教伦理思惟与全部佛教教义学说之关系（6页），所以为了把问题讲深讲透，作者结合行文，有机地把有关的佛教基本概念予以简要适当的介绍，并和中国传统思惟进行对比。是以读者阅完此书之后不仅对佛教的伦理观有了深入周全的熟悉，对全部佛教哲学甚至中国文化要义也会有初步的懂得。这是该书能被雅俗共赏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任何一本书都弗成能是十全十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惟》中也有些地方可待改进。如对佛教伦理观在中国的成长过程，在总的时间次序上不敷光鲜。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也比较概念化，没有充分留意到自汉魏到明清，中国社会也有着很大的变更和差别，以及这些变更和差别对佛教伦理观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而且既然以中国佛教为题，就理应包括藏传佛教中的伦理思惟，甚至应该包括特殊的云南地方佛教中的有关部分。当然这或许是因为被书的篇幅所限，或许是遵守前人应用中国概念的习惯，但不管如何，我们期待着在该书再版时，拾遗补阙，于内容上更有所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