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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殊

（行云流水一孤僧）

有情是佛法的中心与根本，而佛法的真义也正是从此去把握的。世间的一切学术、教育、经济、政治、法律及科学的声光电化，无一不与有情相关，无一不为有情而出现人间，无一不是对有情的存在。如离开有情，一切就无从说起。所以，世间问题虽多，根本为有情。一生放达浪漫的情僧苏曼殊，也许正可以由此来读解。

曼殊1884年9月28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其祖父苏瑞广，广东香山县人，以经营进出口商业起家。其父苏杰生亦经商，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居住在横滨山下町三十三番地，娶一妻三妾。曼殊生母名若子，是其父所雇日本女仆。曼殊出生未三月，若子就离开苏家而不复返，杰生将曼殊交其妾河合氏（日本人）抚养，曼殊认河合氏为其生母，终其世不知自己非河合氏所生。河合氏曾经与一日本商人结婚，生子女各一人，前夫死后才改嫁杰生。为此，曼殊曾怀疑自己是河合氏与前夫之子。以曼殊的性情，必要究其来历，而毕竟又不便问及，于是，这便成为折磨他一生的难言的痛事。所以才有日后写给友人信中的话：“家庭事虽不足为外人道，每一念及，伤心至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此生来历尚且不能证得，这可能是诱发曼殊对人生虚无感叹的根本所在，不然不会有每一念及使“伤心至极”的感叹。而他投身的世间，也并非澄清明朗，尽如人意，眼见众生浮沉世海，以他清高淡雅的品格，视富贵若浮云，更不肯将此生托附于这红尘中的名利场。

于是，佛门便是他觅得的一块安身立命的“净土”，以抗拒平庸污秽的世俗人生，寻求解脱人生痛苦的所在。

曼殊的人生观始终贯穿着大乘佛教的入世度生的积极精神。他虽身为佛门弟子，但这并未妨碍他对社会的关注，对世间的有情及对人生的体验，激发了他文艺创作的激情。佛教本是人间的佛教，理智的正觉与解脱的自由在人间而不在天上，所以，在曼殊对人、对社会的行为以及他的文艺作品中，无不充满了既重视人间，又能从中解脱的正觉。也因此，世俗的功名利禄与儿女情长均不能缚住曼殊，使他成为它们的奴隶。他以自己的生命投身于其中，既作了热切而深刻的体验，又能够 “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于是，无论名场、利场还是情场，终不能成为曼殊永久的栖身之地，而他的一生终不为外物所累。世界上能似曼殊一样豪放洒脱，如闲云野鹤，来去无牵无挂，又有几人？

早在1900年冬，曼殊16岁时，中国留学生发起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反清革命团体青年会，发起人为叶澜、董鸿伟、汪荣宝、冯自由等，曼殊由冯自由等人的介绍，亦列为发起人之一。不久曼殊即考入振武学校学习陆军。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俄国也伺机觊觎我国东北，以青年会为骨干的我国留日学生极为愤慨，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推举陆军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天天操练，准备开赴东北对俄作战，实际上也是为推翻清政府作准备。曼殊也参加了拒俄义勇队，不久，该组织被政府勒令解散。叶澜，秦毓鎏又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曼殊亦参加其事，进行爱国活动。此时，负担他学费的表兄林紫垣反对曼殊参加革命活动，迫令其缀学回国。曼殊一面迫于经济困难，一面也想回国有所活动，而此时原军国民教育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回国从事革命活动。于是，曼殊于1903年9月乘船回国至上海，到苏州吴中公学任社教，与包天笑、汤国顿等相交甚欢，后又到上海，任《国民日报》社翻译。这个时期的曼殊进行了很多文字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译著。文章如《女杰郭耳缦》及《呜呼广东人》，以及翻译法国雨果的名著《惨社会》(《悲惨世界》) 。后《国民日报》停刊，曼殊设法离沪返港，找陈少白。其父苏杰生听说曼殊在香港，到港找他，想叫他回家娶亲，曼殊避而不见，陈少白劝他随父亲回家，他不告而别，终手跑到惠州某破庙削发为僧。这时是1904年的春天，他取法号曼殊，又号元瑛、玄瑛。曼殊本是性情放达，激情满怀，拥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人，然为人在世，总有许多的不自由，于是，披剃为僧，皈依佛门便成了他最终的去处，佛门净土也成了他理想的去处。

皈依佛门后的曼殊依然保有一颗热情激荡的心，不曾让它有片刻的冷却，他积极从事社会活动，然他的入世度生并非为了贪图功名，纯粹是从救护世间、教化人类处行事的，既是为了生命自体的体验，亦是以己之存在度脱众生。这此均可以从他1904年后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中觅到踪迹。出家以后，曼殊即漫游暹罗、锡兰，又随乔悉磨长老学习梵文。1904年夏秋间归国，曼殊到长沙访秦毓鎏于湖南实业学堂，并留该校任教，同时与华兴圣洁的同志时相过从。华兴会在湖南发动起义失败后，他又去南京，任江南陆军小学教习。1906年春，曼殊重至长沙，在明德学堂教援图画，暑假后应刘师培之邀，赴芜湖执教于皖江中学。1907年，苏曼殊偕刘师培、何震东夫妇东渡日本，住在东京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社，与章太炎同寓。在此期间，他在《民报》及增刊《天讨》上发表的文章、绘画作品以及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诗、研究佛学的文章等得到章太炎的指点和修改。刘师培、何震东夫妇创办《天义报》，他又搬到《天义报》社。

1908年10月，曼殊应扬仁山邀请，赴南京，任祗洹精舍英文讲师。 祗洹精舍是佛教学校，旨在为佛教界培养佛学人才，开展佛学研究。曼殊对此推崇备至，认为该精舍的创办为末世之盛事，“佛日重辉，或赖此耳”。1909年期间，他先后辗转东京、上海、杭州，是年冬，印尼爪哇华侨创办的中华学校托南社聘请教员，经人介绍，曼殊遂前去担任英文教师。1909年11月南社成立时，柳亚子给他去信并邀他参加，请他经常寄诗给南社。辛亥革命爆发时，适逢他仍然羁留在爪哇，闻讯后他极为兴奋，急欲回国，在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其激动神往之情溢于言表，流露出他对于国事的热切关注。在此以后的时间里，他从爪哇返回国内，转入了小说创作时期，连续在国内的杂志上发表《南洋话》、《冯春航谈》及《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以及《碎簪记》。在此期间，他经常往返于日本、上海、杭州、苏州、安庆之间。去日本是为了省视母亲，去杭州则住在雷峰塔下白云庵中，去上海则与南社诸名士畅游，去苏州则住在郑泳春（柳亚子妻舅）家中，与郑桐荪、沈燕谋同编《汉英辞典》及《英汉辞典》。

1917年，曼殊仍来往于杭州、上海、日本之间，肠骨病加剧。秋天，病重之时住在上海蒋介石家中，冬天，住海宁医院就医，1918年迁入法租界广慈医院。此时的曼殊经济非常拮据，将自己的衣物典质一空。在病中，他还托人带信给陈独秀、蔡元培，希望病命愈后能得到一些费用，送他到意大利去学习绘画，一直到1918年5月2日，他在上海病逝。

从曼殊的一生中可以看出，他投身于革命纯粹是出于一腔生命的热情，是属于生命自身的狂流。这种热情始终贯穿于他的的一生，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他对于自己长于斯的国土充满感情，常为自己祖国的命运忧怀。他的诗极尽此情。“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他翻译拜伦的诗《哀希腊》，与自己的爱国感情起了共鸣，以致于他泛舟湖中时。朗诵《哀希腊》篇，歌而哭，哭而歌，被人疑为精神病发作。曼殊性情虽狂放不羁，但对祖国的至情却始终没有半点游移，而且还格纣自尊、敏感。他虽在日本出生，母亲又是日本人，他对母亲河合氏的感情又极深厚，但每住在日本时，他却总说：“然吾是弱国之民，无颜以居，无心以宁。”故住不多时，就想回国。在国内他又思念在日本的母亲河合氏。所以他总是来往穿梭于中、日两国之间。这些都表明曼殊无论是对自己的祖国还是对养育自己的母亲，都怀有一颗至诚的心。正是这颗慈悲悯人的心使他在皈依佛门之后，依然热切关注着人间社会，以自己的惭愧心来感应着社会的丝丝缕缕，不忍众生的种种疾苦，将自己的痛苦与众生的痛苦融成一片，见众生的苦想到自己的苦，他人的苦是自己的苦，他的痛就是自己的痛，苦在别人的身，忧在自己的心，同体大悲，自悯悯人。佛法的修行，原非单纯在于对一切有情的悲悯而忽视人类自身。如忽略这普度一切有情而以人类为本的精神，像某些人专心于放生，对鸟兽虫鱼大发善心而对于罹难的人类及人间的悲苦漠然置之、不闻不问，这实在是违反了佛法的精神，本末倒置。佛法的德行，不但为自他的相处，更应从自心扩大到“器世间”的净化，使一切在优美而有秩序的共存中，充满生意的和谐。这正是曼殊在对自己生命体认的过程中所感悟到的，所以他虽出家为僧，然从未将自己的悲喜优苦与世间大众隔绝开来。

曼殊在经年的佛学研究中，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佛学思想。他的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首先，他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界内部。寺庙建在城市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因对僧侣贪图财物，被人轻贱，故佛教日益衰微。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其次，他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以应赴为职业，藉道场以糊口的俗僧，进行不遗余力的痛斥。他从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说明佛教的始祖只注意宣扬真理，而不干谋利的事。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入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而“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说只顾做道场经忏的僧人“自既未度，焉人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他批评那些以佛法谋利的僧人实际是盗施主的财物，“且施者，与而不取之谓。今我与以法与人，人与财与我，是谓贸易，云何称施？”再次，他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认为佛教的流传，关键在乎士民的信仰，而不先遣王者的提倡。所以，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另外，他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认为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最后他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认为设立佛教学堂是抵制清末毁坏寺庙之风的好办法，振兴佛教的关键在于弘扬正法，培养人才。总之，他认为佛门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争法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所以，曼殊的佛教思想是极力反对将法作为衣食之资与贩卖之具。正因为此，章太炎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也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曼殊的这些佛学思想与他的为人处世实是相一致的，他的出家为僧而又界入世俗生活“由释而儒”，对比起那些虽皈依佛门，然而却藉着佛门沽名钓誉，看似严守戒律，实则内心充满私欲之人不知要高出多少，要真实多少。他实在是依托着佛门的净土，尽情地挥洒着他的浪漫气质。当年郁达夫评苏曼殊的诗比画好，画比小说好，而“比他的一都要好”，的“是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曼殊“适性自然”，从不刻意求取什么。他的佛学思想也正表明他讨厌趋炎附势。辛亥革命时他十分兴奋，有人以为他参加过革命团体，革命胜利后总可以当官显赫起来，他却说“昨晤穆弟海上，谓故乡人传不慧还俗，及属某党某会，皆妄语也。不慧性疏懒，安敢厕身世间法耶？”故辛亥革命后，他即转入小说创作时期，人品则更为孤高傲世。所以，当他的旧日朋友刘师培夫妇变节，成为端方的走狗与清政府人员勾结之时，有人因之诋毁他，怀疑他。章太炎曾为他辩解：“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陈独秀说：“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是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做癫癫疯疯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曼殊从不想当官，也不曾追逐名利，他一生穷困潦倒，经常陷于三餐不继的地步。一时囊尽，竟拥裘高卧数天，不吃不喝，忍着饥饿。即使如此 ，他也不肯随俗浮沉。他宁肯向朋友借贷而拒绝显贵者的拉拢。这正“是他的有所不为的精神，矫世易俗的抱负”。苏曼殊确是“独行之士，不从流俗，然与朋友笃挚，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朋友对他的评价的确十分中肯。

曼殊性情浪漫、散淡，他身上充溢、散发着艺术气质。他的小说与诗逸艳，充满着情网与解脱的矛盾。曼殊深知，“儿女情长，殊堪畏怖”，所以他的小说字字凄切，满纸泪痕，他的诗亦品格高雅。曼殊实是有真性情的诗人，他以自己的文艺作品处乱世而葆其真，不得不傲群小，书冷音，实则全都寄托遥深。所以，尽管曼殊为僧不俗，他始终脱不开自己的一腔人间情怀，以自己所感感人生，以自己所受之苦推想世间大苦，悲天悯人。所以，评品曼殊，倘不是以佛门弟子来看他，而是从一个生命中充满着悲愁忧喜、热情满怀的人来看他，则会倍感曼殊其人，实为难得。

正如一位无限喜爱曼殊的老先生称许的那样，曼殊其人，说不上特别崇高或伟大，可就是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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