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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仰

（乌目山奇僧）

宗仰法师，俗性黄，原名浩舜，法名用仁，宗仰是他的法号，又号乌目山僧。中年，别号楞枷小隐，晚号印楞禅师。他是我国近代史上托迹空门的爱国志士，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诗人、教育家，他忽僧忽俗，儒释同致，被人们誉为天下奇僧，是佛教界的一流人物。

宗仰1861年5月出生于常熟南城门外一户从事米业的商贾家中，他的父祖辈开设一家黄大隆米行，虽算不上巨富，但家道也很殷实。他的母亲赵氏笃信佛教，是虞山三峰清凉寺的信女。宗仰小时即聪明好学，才智过人，对家中往来的生意不感兴趣，也从来不予过问，倒是母亲去三峰进香之时，他总是随侍在侧，所以从小就受佛门的熏陶。16岁那年，父亲和哥哥逼他学掌店事，他愤而出走，来到三峰清凉寺削发为僧。他的母亲对此并不加以阻止，却认为“一人受戒，七世超度”，是“前世有缘”。

清凉禅寺当时的主事者是药龛上人，他的戒行在江南一带著称，与翁同和、赵宗建等士人过从甚密，而且重视培植僧材。宗仰到清凉寺以后，药龛很是器重他，对他着力加以培养，延聘名师王伊来督促他读书。宗仰得到王伊的悉心教导，又因清凉寺是千年名刹，藏书甚丰，他能博览群书，认真攻读。在几年的时间里深研释家内典，旁涉中外学说，并对琴棋书画、园林艺术等许多方面都有涉猎。他作的山水画，落笔如风雨，于苍秀中见劲气。他的诗受到龚自珍、黄遵宪、郑珍等人的影响， 苍湛突兀，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翁同和一日看到宗仰的诗文，称“ 辞茂义幽，莫测其际。”并说：“子习举子业，住著自缚， 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从此宗仰更加视功名如粪土，对佛教经典深研细究。

宗仰本来家资甚丰， 然他对这些资财全无兴趣，竟至愤而出家，以此可以看出他的秉性异于常人。出家后的宗仰依然我行我素，不拘小节，举止言行常被人视为触犯清规戒律。当时正值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入中国，日趋腐朽的清政府的统治也风雨飘摇。常熟城里的一些读书人经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担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宗仰虽已剃度，但仍旧跟这些人往来频繁，参与抨击朝政。1884年初，他应一些友人之邀出游无锡，适逢春日庙会。熙熙攘攘，所到之处士女杂处，游人云集。遁入空门的宗仰厕身之间，一些人认为他触犯了戒律。这事被三峰寺施主知道了，认为有损寺里的声誉，要求其师玉锋和尚对宗仰严加管束。玉锋对宗仰狠狠训了一顿，扬言要把他赶出寺院。宗仰本是个性极强的人，那堪受此屈辱，决定离开三峰寺，去当一名云游四海的游方僧人。玉峰和尚听说爱徒真的要走，反倒老泪纵横，亲自把他送到镇江金山寺挂单受戒，改拜该寺方丈长净为师，要求长净法师对宗仰多加关照。长净看宗仰果然颖悟非凡，一见之下，格外喜欢，于是对他也加力培养。宗仰在寺内学习日、梵、英等文字，以后又到南北名刹朝山进香，宗仰得以游齐鲁，历燕赵，继而循海过越南至闽粤，遍历各省名山大川。每到一处，领略江河秀色，山川灵气，总是赋诗作画。气益豪，诗益壮，画益进，爱国之心也更加炽烈。1899年他回到上海，这番游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与胸襟，也陶冶了他的画意诗情。

宗仰和一切“ 位卑未敢忘忧国” 的仁人志士一样，始终以其炽烈的情怀关注着世间风云。虽身系佛门，心未忘世。他在佛学思想上提倡华严、唯识二宗，认为此二宗能使国民具有勇猛、无畏之气概。在此佛理的认识基础上，他在自己的诗画中注入爱国激情，抒发对身处末世国运的忧愤感怀以及“ 重救沉沦”和“乘时崛起”的胸臆。宗仰到上海后不久，戊戌变法失败。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祖国河山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忧心如焚。1899年，他与唐常才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救国会，后称“回民公会”，即包括士农工商的爱国团体。当时俄国图霸满州，逼清政府签订密约。回民公会和一些爱国志士举行集会，宗仰登台演说， 其情辞恳切，动人心弦，令听者动容。会后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密约。1900年，八国联军攻下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当政者固然昏庸腐朽，而海内偷安嬉戏的人又比比皆是，宗仰对此十分痛心，于1901年作《庚子纪念图》，以寄托他的愤慨和沉痛，并且希望观者勿忘国耻，应该知天下兴亡之责， 群策群力， 报效祖国。他在自序和题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难倾铁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该诗和画发表后，轰动朝野，仁人志士题咏达40多首，合刊行世。一时“不忘国耻， 振兴中华”成了当时国人的共同呼声，宗仰的爱国名声也传遍海内。

宗仰一直有感于我国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上下绵绵历数千年，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高尚道德的民族。所以一直倡导国民道德。所以，他一直推崇华严宗。华严的理论，在普度众生，使众生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于人，毫无自私之意，是极端纯粹之道德。法相宗的理论，万法唯识，一切有形色相，无形法尘，都为幻见幻想，空无所有，是极端清净之道德。在宗仰看来，一个人如果具有华严宗的利他精神，法相宗的自净其意的品格，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在佛上，佛在心间，人人不做违心之事，丧心之事，则良心常在。象这样道德的根基，不期立而自立。有鉴于此，他特别提倡教育，在俗僧两界，他都特别注重培育人才， 以启迪民智。宗仰为此不辞劳苦，将自己的热情倾注于奔走办学之事业上。1902年，他和蔡元培，章太炎，蒋智田、吴稚辉等人在上海组织了“ 中国教育会”。这是一个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团体，宗仰被推为会长，蔡元培为事务长。教育会最初的目的是要通过改良编制教科书，向青年灌输新教育，认为振兴中华，推翻满清，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入手。第二年，帝俄入侵东三省，我国留日学生因为组纵“拒俄义勇队”被遣返到沪；同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反对校方禁谈时政而罢课，校方用高压政政，迫令二百多名学生退学。为收容退学青年，宗仰又设法募捐，成立了当时号称“东南革命大本营” 的爱国学社，收留从日本、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学生。在此之前，他还创办过一所爱国女校。这几所学校都是完全新型的学校。这年的五月，宗仰还资助浙江大学堂退学学生组织“ 新民塾”。宗仰以他的特殊身份和他与犹太富商哈同的华籍夫人罗伽陵的佛缘关系，利用“哈同花园”的“ 安全区域”，为先后到达上海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李叔同、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提供活动场所。

说到底，一个人无论在僧在俗，都不过是选择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藉此来主宰自己的生命，做到来去自在。而无论在俗在僧，那些真正热爱生命的人都不肯流减生命中的热情之火，虚度此生。而是以适宜自己的方式将生命挥洒得更为淋漓尽致，从而迈向光明的境界。故前辈高僧都能在告别生命圆寂时平静、安详，实在是他们感到自己在世时的苦行无愧自己，无愧此生。宗仰法师真是如此，以他的性情， 洒脱放达，又精研佛理，添得佛法之精妙奥义， 兼通数国语言，尝游厉过国内名山大川，其眼界胸襟自然非常人所能比拟。所以，他是具备了佛法所讲的“ 器识” 的，他又将此“器识”用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上，造福众生。

他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惨淡经营的革命党人。1903年，发生了举国震惊的“苏报案”，《苏报》刊登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中大骂清政府是野鸡政府。清政府下令封禁《苏报》，逮捕了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逃往日本。在事发之初，宗仰留在上海多方奔走营救章、邹二人。后来，清政府和租界捕房把宗仰的名字也列入了黑名单，因此，宗仰逃亡日本。恰在此时，孙中山自河内经西贡、暹罗抵达横滨。宗仰慕名拜访。孙中山与他一见如故，特辟楼下一房间让宗仰居住。此后两人的关系一直非常亲密。宗仰还出资支持了革命党人所办的《江苏》杂志。1903 年秋，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宗仰资助旅费200元，并赋《饯中山》诗一首，诗中有：“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之句；且对孙中山壮别寄愿：“此去天南番北斗，翻来邗水奠新都。” 希望孙中山的檀香山和北美之行能叱咤风云，翻天覆地。

宗仰古道热肠，在他人遇到困难之时总是伸出援助之手，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孙中山在美国流寓期间，曾经与保皇势力进行过激烈的较量。孙中山在同康、梁等人的论战中，得到了宗仰的有力支持。1904 年，孙中山曾几次写信给已经返回上海的宗仰，要求：“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1904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宗仰也是此中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成立，宗仰是同盟会会员。不久，“ 苏报案”平息，章太炎出狱，宗仰守候于牢门，为之安排一切，并赠给他旅费，让章太炎三天后即去日本。后宗仰又将致公堂集资刊印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分寄南洋、美州各地。19l2年淞沪都督李燮和率师北伐，急需装备，而宗仰为之筹集巨额饷银，对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不久，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宗仰特去迎接并安排章住在哈同花园中。紧接着，孙中山从欧州回来，船停在吴淞口，宗仰亲往迎接孙中山到哈同花园与廷芳、蔡无培等30多位革命党人会晤，共商建国大计。

宗仰多才多艺，早在他从各地游历已毕回到金山寺时，其才识早已为各寺院中的僧侣刮目相看。当时上海犹太富商哈同正在静安寺路筹建一座花园，他的夫人罗伽陵是华籍人，崇信沙门， 要在园中建设经堂， 请群僧前来讲授梵典。于是专程前往金山寺进香，请宗仰主持其事。宗仰既通佛理，又懂得东方园林艺术。在他的主持修建的爱俪园，在300亩之大的空地上，随着地势的高低，相机营造房屋，堆砌假山，开掘河地，设计经营，颇费匠心。在园中建设经堂，开办学社，讲授梵典。在爱俪园中，接待孙中山、章太炎，组织多次救灾义赈，罗致许多学者从事经学、小学、史学、文学、佛学、文物、金石碑版等方面的研究，还出版《学术丛编》，《艺术丛编》等刊物。

从宗仰上述的种种行动中，都可以看出他自行化他， 忘我利他，面向现实，面向人间，实施真正的菩萨行，大慈大悲救助他人的济世精神。佛法中的兹心慈行就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帮助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悲行就是希望他人离去痛苦，帮助他解除痛苦。所以，宗仰虽出家为僧，但他从虔诚的佛教徒的信仰出发，慈悲为本，在潜修的同时，兼济众生，广修善业，利乐有惰。

宗仰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发自佛陀的正觉，决非迷恋于仕途功名。辛亥革命胜利后，他的一些旧朋友都成为当政要员，达官显贵，但他却淡泊自处，仍过他清净的头陀生活，他在自己的诗中披露了这种情怀：“乾坤事了续参禅，坐破蒲团不计年；依旧在山依旧寺，推窗唤醒老龙眼。”不久，辛亥革命失败，孙中山辞去大总统之职，北洋军阀登台执政，宗仰见此情景，知事不可为， 谢绝交际，悄然回到镇江汇天寺，闭关阅经，三年共览十二部经。接着又遍登庐山、黄山、九华、雁荡、天台等名山。他对革命胜利后的果实被篡夺十分痛心，在袁世凯称帝前，他作一幅《江山送别图》，题款称“ 共和末日写此用留纪念”，用“江山送别”，“共和末日”来抒发对时局的不满与诅咒。早在南京政府刚一成立时， 宗仰就立志于佛教改革，发表发《 佛教进行商榷书》。他在这篇文章中，又阐述了他一贯的思想，认为“ 大本大源，端在道德。” 而 这种道德的基础不是儒学，也不是西方人的基督教思想，是能“普度众生” 的佛教思想。后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各省也纷纷成立分部，企望把这一改革推广普及开来。然而，年轻的共和国很快就失去了灵魂，宗仰的主张及改革的尝试都成了空想，付之流水。他在返回金山寺时，为显示光明磊落，将罗迦陵从前送他的一串由108颗翡翠做成的佛珠交还给主人，连自己的衣服、书画等物一件都没有带走，只身离去。宗仰回到金山寺，由于他的影响和学识，原来的方丈青权法师决定让位于他。宗仰并无意于此，写了一副对联给青权，联云：“尔兄回山，不作此想；吾弟主席，尽可放心。”一时仰为佛门佳话。

作为一佛子，宗仰从未忘却自己对佛教事业应尽的责任。他在精研佛理之余，还著书立说，写了不少有关佛学方面的著作。在他的著述中，始终贯穿着佛教徒主动肩负改良社会，启迪民智，改造国民道德基础责任的精神。因此，他认为必须猛省时机，力图振作，积极整顿，兴利除弊，只有如此，才能阐扬祖乘，辉耀佛庭。他认为应发扬百丈遗风，复古清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全体僧众要一律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僧众应用自己的汗水，创造财富，造福大众，改变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寄生生活。禅、教、律并重。禅以悟心了性为大旨，教以圆解了义为究竟，律以现身无犯为正果。另外，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一再倡导要兴办僧教育，制裁剃度，认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准取得僧尼的合法资格，以防止游民逋客，市井无赖，流入僧籍，败坏佛门。佛教的改革应杜绝应赴也是他一贯的思想。宗仰认为，僧尼为俗人念经作佛事，是释迦牟尼佛生前斥责的五种邪命之一。如果僧尼专以经忏为业，容易给社会造成一种错觉，误以为佛教就是“ 超度亡灵。”佛教徒应该忘我利他，广做善事，以利有情众生。另外，他还利用哈同经费，从1909年起，用了9年的时间，根据日本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小字本，参考日本的《缩刷本藏经正误录》以及有关的其它刻本，辑校出版了一部《频伽藏》。全藏共40函，连总目共计440册，经1916种，8416卷，这一巨大工程共耗资20万元。宗仰在《刊经记》中说：“此经之成，历事如是之难，用 款如是之巨，主人固推诚相与，坚定不移，余亦综核勾稽，因果自失。”“ 今兹藉非佛法感通，无人合相，则何以遂初心而释重负，由后思前，不觉色然喜而又怦怦心悸也。”可见他自己为这部《藏经》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对佛教事业是一大功德。

除此以来外，宗仰还是复兴栖霞寺的第一祖师。1919年，宗仰偕同青权法师，扬州的寂山、雨山法师去南京栖霞朝山。栖霞寺建于齐梁间，是金陵的名刹，毁于清咸丰年间的兵火中，尚未修复， 古道场的山茅中仅剩几间破屋，是法意老和尚的栖身之地。法意老和尚见宗仰等法师朝山，意识到善缘己至，口中连称“善哉！善哉！”随即跪在宗仰面前，恳切地说：“恢复栖霞古寺，惟你可为，你若不应，老僧宁愿脆死不起。”宗仰急忙将他扶起，边说：“有话好商量。”同行的几位法师都认为只有宗仰才能担此重任，并都表示全力支持。宗仰回到了金山不久，法意又备了礼品，亲赴金山，称宗仰为中兴栖霞的祖师。宗仰遂来到栖霞，亲自主持寺庙的复建工程。栖霞寺年久失修，且原有山地寺产，也沦为江宁县学产，多赖各方人士相助，宗仰起而力争。孙中山也首捐银元一万，作为归还宗仰义助革命之款。交通厅行会京沪铁路局，将南京郊区的松树村小站移到栖霞。宗仰开座的那一天，四众云集，荒郊山野中搭起了20余座芦棚。栖霞寺因宗仰的到来而日趋繁荣。寺庙的修建工程进展很快，毗卢宝殿平地而起。这个时候，整个寺庙的规模略定，而宗仰竟积劳成疾，于1921年7月圆寂，年仅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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