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教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之分，以世间法为善巧，出世间法为究竟。所以，佛教并不是一味强调追求出世解脱而不问世间俗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更重视世间法，因为不通过世间法的修习实践，就不可能实现出世解脱的目的。

佛教对于国家的兴衰，社会的安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和重视，佛陀曾多次教导频婆娑罗、波斯匿、阿世等印度名王如法修身治国，推行民主法治，以十善导民，使人民丰衣足食、社会祥和安定。在佛教教义中更是强调佛弟子要报答国家恩，要努力去庄严国土，护国救国等，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

一切大乘经典，都具备护佑国土民众的殊胜功德。其中，《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被称为“护国三经”。

特别是在《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四天王护国品》中，谈到了在国家有危难的时候，佛弟子如何护国的问题。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佛陀为波斯匿王等印度十六国王详细地讲说了如何护国之方法，明确地指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所有佛教徒都应举行法会，读诵经典，参与护国救灾工作。所谓“护国”就是守护、爱护、护卫国家的意思，佛教的护国思想就是现在所提倡的爱国主义精神。

《梵网经》说:“若疾病、国难、贼难……应读诵讲说大乘经律，斋会求福。”在国难当头之际，佛教徒有责任有义务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如举行祈祷法会，读诵讲说大乘经律，设斋求福等宗教仪式积极参加护国救难运动。这些无不说明佛教徒并不是要人忘记国恩，只顾自己的修持，而是要他们守护自己的国土，热爱自己的祖国。

佛陀在其他各种经典中也经常教导弟子们，要“对国言忠，对亲言孝，对子言慈，对友言信”，守五戒，行十善，修六度万行，在在处处都是要人先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进而再修出世之法。

我们从佛陀的言传身教中也可以看出，他并非只管出世间的山林隐士，而是一位极度热心于济世导俗的法王，也是一位孝敬慈亲的孝子。他虽然辞亲割爱，出家修道，但当他得道成佛时，并未忘记报答亲族国恩，而特意回国探望亲属，为之说法。后来佛父净饭王病危，佛陀再度回国为父王说法送终，亲自扶棺送葬，尽了人子之责。

在国家观念上，佛陀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他成道之后，经常在外游化，很少回到自己的祖国迦毗罗卫。然而，当他得知自己的祖国受到外族攻击的时候，毅然前去阻止。虽然最终没能挽救祖国灭亡的命运，但他尽了作为一个国民的最大责任和努力。

据《增一阿含经》记载：萨罗国波斯匿王即位不久，向迦毗罗卫国释迦族求婚，释迦族认为波斯匿王是婢女所生，出身低贱，不配与其通婚，但又不敢得罪于他，于是释迦族的摩诃男便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一名婢女冒充释迦种姓嫁与他。波斯匿王不知就里遂立为第一夫人，生子名毗流勒。毗流勒长大后，有一次到迦毗罗卫国做客时，释迦族童子取笑戏弄他是婢女所生。毗流勒得知真相后感到奇耻大辱，发誓非要灭掉迦毗罗卫国报仇不可。

后来，毗流勒即位，号琉璃王，发兵去攻打迦毗罗卫国，消息传到佛陀的耳朵里，佛陀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便以大无畏的精神，一个人出现在琉璃王军队必经的大路上，结跏趺坐在一棵枯树下，任由烈日暴晒。琉璃王看到佛陀坐在路旁一株没有枝叶荫蔽的舍夷树下时，便下车向前问讯道:“尊敬的世尊，有许多枝叶繁茂的树，您为什么偏要坐在这棵不能荫蔽的枯树下呢?”

佛陀回答说:“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所有的荫护，你现在要消灭我的国族，我不是成了一个没有荫蔽的人了吗?我坐在树下享受那短暂虚幻的荫凉，又如何能止息我内心失去国族的哀痛呢?” 琉璃王听了佛陀的话，有所感动，立即退军。

琉璃王第二次进军时，又见到佛陀坐在枯树之下，同样问道:“更有好树，不在彼坐，世尊今日何故在此枯树下坐?”佛陀答道:“亲族之荫，胜外人也。”并说偈曰:

亲族之荫凉，释种出于佛;尽是我枝叶，故坐斯树下。

琉璃王听后，又一次撤军。琉璃王第三次进军时，由于严密封锁军事行动的消息，最终灭掉了迦毗罗卫国，屠杀了许多释迦族的人。佛陀得此消息时，心中非常悲哀，头痛多日，对祖国的沦亡深感痛心。国亡城破后，佛陀亲率弟子们回到祖国看望被琉璃王残害的五百位释迦族妇女，说法抚慰，表现出炽烈的爱国爱民之心。

佛陀的这一爱国事迹，深刻地教育着他的弟子们，要时刻维护自己的祖国，为佛教徒热爱自己祖国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抗战时期，僧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心存“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民族情怀，同时秉承着佛陀“报国土恩、报众生恩”的慈训，“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中，谱写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太虚大师当时身为佛教领袖，他带领中国佛教界积极投入抗日救国大业。太虚大师撰文：中国想要不被吞并或分割，对于“外来的强邻侵逼，尤非武力抵抗不为功”。他明确地指出，佛教徒虽说反对杀生，“但当侵略者破坏国家伤害人民时，则任何人皆负有抵抗之义务，为正义而引起战争惨杀，虽甚遗憾，然实不得已之事”。

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国土、残害我国同胞的时候，弘一法师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主张，号召全国佛教徒，奋起抗战，赶走日本侵略者。他那种保国护教，凛然不屈的精神，不能不使听者为之动容。

1936年，全国处于抗战救亡紧急关头，虚云法师提议大众每日礼忏两小时，为前线官兵祈福消灾;全体大众减省晚食，节积余粮，献助国家赈济灾民。1941年，广州曲江县严重缺粮，饥民甚众。虚云法师乃将诸方善信供养的果资20多万元，悉数交与政府以作赈济灾民之用。

外敌辱国，佛教界人士紧紧依据佛教的义理，诠释民族大义护国，对日本的侵华行径进行了分析和批驳，与全国其他各阶层力量结成广泛而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战时佛教形态。这一光辉历史，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佛教是一个慈悲的、善恶分明的宗教;爱国的、入世的宗教;契机的、与社会相适应的宗教以及爱好和平的宗教。

历史上佛教始终把护国作为自己的宗旨之一，把“帝道遐昌、皇图永固”作为理想的目标，把“报国土恩”、“报国主恩”作为佛教教义的重要内容，主动而积极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国难当头之时，更能够为国家着想，始终保持既爱国又爱教的优良传统。

佛教提倡出世必先入世，主张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大力弘扬慈悲济世的菩萨精神，为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服务。

东晋高僧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一语道破了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政治对宗教的扶助，二是宗教为政治统治的服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包括佛教徒在内，祖国是自己出生的热土，是哺育自己成长的故乡。自古以来，人们把祖国比喻为母亲，家乡的黄土割不断游子的思念，出门再远也要回家，飘流在外，最终也要回到生于斯、养于斯的祖国。唐代西行求法高僧玄奘大师留学印度17年之久，赢得了崇高的荣誉，但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最后还是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永远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归宿。如果仅有信仰而没有祖国的人，就像一片浮萍，没有根基，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所以佛陀特别强调祖国和亲族的荫蔽，胜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