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言：世出世间之事不出因果二字。诚哉斯言。经云：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云：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愚人不信因果，而因果规律仍然丝毫不爽。譬如盲人不见日月，而日月仍然照临。易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我家与孙老师家的历史正好是一个例证。

我曾祖父有田地房产，按成分来讲，应算地主。因堆放柴草与邻居一家寡妇争地界，想多占，寡妇不同意，躺在地上保护自家的地界，我曾祖父竟令人把柴草往寡妇身上堆，以致寡妇被压死。我家因此吃了官司，把田地房产赔光，一下子变成佃农。可见报应之速。祖父母带着尚年幼的父亲和二叔外出要饭，后为别人种地。曾祖父临终如何，我未曾问到。祖父49岁时，因发狂而死。祖母活了80来岁，临终时神智颠倒。先父更惨，因病苦难忍，上吊自杀。二婶因肺结核中年病逝，二叔50多岁时，患急性癌症去世。家中眷属也多不和，夫妻不和，婆媳不和。吵架在我幼时留下阴影。今日幸遇佛法净土法门，庆快平生。

孙老师的父亲是河北人，是村长兼村学的学董，家有几十亩地。虽不识字，但重视教育，乐善好施。华北五省大旱那年，粮食绝收，因请示上级来不及，自作主张打开义仓救济村民。此事被上级追究，要他赔偿义仓粮食。因此埋掉田地赔偿。后来提竹筐打猪草时，遇一群蜜蜂追随不舍，因放倒竹筐，收蜜蜂回家安家。因产蜜又渐渐富裕，赎回田产。并能供子女上学。孙老师虽是女人，也上了师范，从事教育。后来孙老师的父亲安详去世，去世时还从容与儿子道别。孙老师的丈夫密修净土，去世后子女从其笔记本中看到"南无释浃牟尼佛"、"南无阿弥陀佛"等句。孙老师以80余高龄也信入净土法门，儿子、女儿也都信佛。作善之福可谓大矣。福缘善庆，聚于一堂。

又我三姐夫村里某男子，善于捉鳝鱼。每年以此牟些小利。后突发怪病，卧床不起，老说有鬼抓他，使劲往床里侧躲避。此莫非捉鳝杀鳝之报乎。

又我堂弟小军，曾与舅子一起在河里放梅花阵捕鱼。一次骑车上街买菜，鬼使神差，车把转过来将肋部戳穿，送医院抢救，捡回一命。(注：呜呼!小军去年(2007年)因病骤然去世，年未四十。)

因果报应，六道轮回，苦不堪言，愿我同胞，皆一心归命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

(信西1999年8月25日)

附录：谈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作者：妙观法师

发表自《蜀中净土》

编者按

妙观法师，湖南省人，于江西云居山出家，后就读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研究天台教理、熟悉净土教义，曾在湖南佛学院任教多年。

法师不仅自修精进(不论常住寺庙或外出参学，法师每天必拜佛至少500拜)，而且非常注重因果教育，身体力行于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仅在川渝两地参学期间，他以个人来源，为两地的孤儿院等公益团体捐助粮食数十万斤。近来法师于各地参学之机，实地收集了非常多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案例;而且这些案例，除了诸多古代名人外，还有不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今知名人物。比如朱熔基、何厚铧等等，详细记录他们的祖辈慈善德行。

以下内容分为三篇，叙述十二位古今名人，其祖德惠及后代之案例。(不少案例，妙观法师皆实地考察)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面对这类文章，不少初学佛人常问：“都说因果报应，自作自受、各人承当，为何却报及子孙后代?”这是因为没有分清楚“余庆、正庆”之故，以下三文，皆记录“余庆”;而对于何为“正庆”，在第三篇文章中，作者将引用了印光大师的一段关于“余庆、正庆”的文字来说明，相信大家看后对这个问题自然豁然明白。

之一

――当代朱熔基、何厚铧二位之祖上厚德

略。见《行善积德泽被子孙――朱基、何厚铧之祖上考略》

明代王稳、晚清韩鸿翼二位之善行惠及后代――

明朝有一位叫王稳的官员。稳字邦宁，号慎庵，二十二岁中举，历官涿州学正、唐王府长史、广平府同知、南康知府、汀州知府等职。他因为善于治理。很有政绩。在任广平同知时，知府因故缺任，当地百姓数千人至都城伏阙请以王稳代任。在做汀州知府时，遇到不归他管辖的邻郡遭受大旱灾。百姓多受饥饿。王稳立即打开本府仓储，发粮食赈济灾民，但同知陈熙表示反对，王稳正色坦言：“《春秋》之义，救灾恤邻，彼民犹吾民也。”因而使得这些饥饿的百姓不致受饥荒之苦，渡过了难关。在王稳之后的几代。出了一位叫王宗沐的玄孙。大振家风。光大其族。从王宗沐开始。在浙江的临海出现一个“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盛极一时的明代王氏家族。“父子四进士”指王宗沐和他的三个儿子。王宗沐一共有四个儿子，他们分别为士崧、士琦、士昌、士业。除士业贡生出身外，士崧、士琦、士昌都荣登进士。又因宗沐和他的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官至都御史兼巡抚，所以才又有了“一门三巡抚”的说法。除王宗沐父子以外。孙辈及族人中也有多人担任官职。这么多的子孙后代都能建功立业。福泽后人之前因。必推祖辈的王稳。

可怜天下父母心。对于为人父母的。都恨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子女。但是应该留些什么给子孙。看了这四则故事。可以给普天下的父母做借鉴的榜样。

――妙观写于2007年2月，成都

之二

――记陶澍、刘伯温、贺龙、唐英年四位之祖德

中国古代的传说。每年过小年的这一天。灶神要上天。而除夕这天是灶神从天上回来的日子。因此民间都要祭灶神。灶神上天所要做的。是向天帝报告这户人家的善恶功过。若是积德行善的人家。上天将会令其渐渐地兴隆。若是做恶的人家。上天将会使其渐渐的衰败。《论语》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从这一章句上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民间就有了讨好灶神的风俗。但是对于王孙贾的所问。孔子给予了平直的回答。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是作恶的。就已经获罪于天。祈祷求福也是没有用处的。我曾读《老子》。读到“天 道无 亲 ，常 与 善 人 ”时。十分的心悦诚服。上天并没有偏袒的心。只是爱护真心行善的人。行善之人。必将得到上天的赐与。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这个事实真相并非显而易见。也不是常人所容易明了的。所以佛家提倡因果报应之说。不知因果的人。内心常空空荡荡。以为做恶不得祸。做善不得福。因此缘故。善不欲为。恶则时而为之。知道因果报应的人。内心常充实。能够渐进地克己断恶及勤力修善。积善的人。来生后世将会得到福报。而做恶的人。来世将会得到灾殃。除此之外作善之人的福庆及作恶之人的祸殃也会波及到他们各自的子孙后代。正如《易经》的〈文言〉所说的那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陶澍。湖南安化县人。是清代受道光皇帝重用的封疆大吏。曾在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及升监察御史。后在地方担任过川东兵备道、山西布政使、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道光十年。诏加太子少保，任两江总督。陶澍在为官期间。理财办案，赈灾济民。疏通河运。开拓海运。整顿盐务、兴助教育等方面既严治务实且政绩卓越。其在历史上的声名近似林则徐。清代梁恭辰在所编的《北东园笔录》里面记载了他阅览《闻见录》时所读到的关于陶澍祖上几代人积德行善的事迹。因此感叹“始知其积累之厚，不可不详载之以劝后人云。”在《北东园笔录》中提到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积累过许多阴德。明朝时。乡里自卫很严。有人抓住盗匪将其淹死。正遇上陶澍的太高祖伯含公经过。贼哀求：“公救我，我誓不复为贼。”伯含公为了给众人有个交待。也担心贼将来不能自食其力又复做贼。就赠给贼一条小船以作为养家糊口的资本。伯含公一生施舍过八条小船以帮助别人。他帮助的人都改行为善。伯含公出门常带一小筐。捡拾碎磁瓦砾以方便行路之人。陶澍的曾祖文衡公也是一位有道德的长者。曾经有趁着雪夜入他家里盗米的人。他跟随雪迹脚印走到贼家门前。发现贼是所认识的人。心里体谅贼家的贫苦。默默的回到自己家里。始终不提此事。三十年后，文衡公的夫人偶然对子孙讲起这件事，但还是隐去了盗米人的姓名不令人知道。其家隐恶扬善之德可见不一般。有一次陶家的邻里发生火灾。文衡公的夫人以仓所存的粮食救济遭火灾者。陶澍的祖父寅亮公性情淡泊。少贪欲之心。因为没有经营。家道也不富裕。一天。偶然走到江边。捡到钱财。等了一整天看见一个人慌张跑来。面如土色。低头在砂砾中寻找。非常悲戚的样子。问他。回答说：“在外做工几年没有回家。家有老母亲。今积累几年的钱财回来赡养母亲却全部丢失了。所以悲伤”。问他钱财的数目。都能对上。就将钱财交还给其人。那人感激想分一半给寅亮公。寅亮公说：“我要是想分钱财。就不会等在这里了”。笑着将那人送走。到陶澍的父亲陶必铨时。义举善事也很多。陶澍的祖上几代人行善。所以安化县才出了一个陶澍。岂不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吗?

所谓富不过三代的规律。正是对这种富而不仁的的报应吧。唐家的子孙后代之所以和荣家的子孙后代一样延续着辉煌。都能超越富不过三代的规律。与他们家族祖辈的“富而好施仁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许是分不开的吧。

古时候。穷乡僻壤的地方。若是突然出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大人物。邻里乡党就会说：“他家祖上积了大德，所以子孙后代兴旺显达起来。”行善的人。上天报酬他的善。令他的来世得到尊贵安乐的果报。这是积善的本庆。他的善功还会波及他的后人。天意荣耀他的子孙后代以彰显他活在人世时的那些为人所知或为人所不知的道义事迹。这是积善的余庆。所以孔子赞颂《周易》。最初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前些天偶然读了一段关于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的身世的材料。发现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重孝义，而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我看完生起许多感叹。想起印光大师曾说过的“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皆其祖父积德所致。大富大贵亦然。其子孙生于富贵，止知享福造业，忘其祖父一番栽培。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任其贫贱。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若是天下所有为人父母者和为人子孙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可能天下会趋向于更加秩序井然。这是我写的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为题的文章的第二篇。愿以此文赠给普天下的为人父母者及为人子孙者。愿人人贤善，世界大同。

――妙观写于2007年3月，长沙

之三

――记杨荣、施琅、曾国藩、荣毅仁四位之祖德

关于《易经》的坤卦文言的名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国时期的高僧印光大师曾做这样的阐述“历观史籍，自古及今，凡利人利物者，子孙必定贤善发达。凡害人害物者，子孙必定庸劣灭绝。故孔子之赞周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余庆余殃者，正庆正殃之盈余也。正庆、正殃，乃积善积不善之本人，受于来生后世，比余庆余殃，当超过百千万亿倍焉。人若知此，断不肯以一时之小快愉，致永受大祸害于无穷也。”类似这样的道理。我在《尚书》里面也读到过。《尚书》中的《伊训》，其内容是商王太甲继位之初。辅佐过汤王的贤相伊尹谏训太甲所说过的话。其中有一句“惟上帝 不常 . 作 善 降 之 百 祥 . 作 不 善降 之 百殃.”这句话的意思大致是说天帝并没有固定的喜爱和厌憎。作善的人。则降给吉祥。作不善的人。则降给祸殃。《伊训》中的上帝大约就是指“天上的王”。在古代世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生活都受善、恶、道德、堕落等观念的诸多影响。古代所盛行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均有关于“天上的王”的思想。认为对于人间作善或是作恶的。天上的王都会对其施加影响力。“积善余庆”确是人世间的一个真理。而我所知道的“积善余庆”的事实就有许多。以下举例。以期共鉴。

杨荣。字勉仁，建安人(今福建建瓯)，建文元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少师等职爵。死后受赠太师。是辅佐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的重臣。也是明朝的黄金时代“仁宣之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在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西面的房道乡的境内。有一个万木林。它原本是杨荣的祖父杨达卿逢灾年募民“植杉一株，偿粟一斗”营造的人工林。根据明朝的杨士奇的《万木图序》一文中我们也能够读到杨荣的祖辈积德行善的感人事迹。元朝末年。老百姓受饥荒无法存活。乡绅杨达卿储藏谷物很富。准备打开粮仓赈灾。但担心接受施舍的人有愧耻之心。于是指着某山对众人说：“有能够帮助我出力种树的人吗?种一棵树，付给一些粮食。能帮助我出力者先付给粮食。”于是饥民争相出力。受救济的人不计其数。过了一些年。当年种下的树木长得茂盛。杨达卿指着树林对子孙说：“没想到今天这些树木如此茂盛。不要仅为了自利。将来以此树木拿来修学馆。修佛道教的寺观。修桥梁和舟船需要木材的人。可以送给他。有贫穷而想建房子和死后想要造棺木而没有木材的人。也可以送给他们。”后来这片树林便被官方及杨氏宗族屡加扩大，并奏请朝廷下令封禁，历经600多年的封禁保护。到当代，万木林是我国最早(1957)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世界护林和环保的典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的官员、教授誉为“先人留下的宝贵的自然遗产”。1996年被南平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福建林业学校特定为“教学基地”。万木林现已成为集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教学与森林生态旅游为一体的重要基地。我十九岁时在福建建瓯剃度出家做沙弥。但那时还无知。关于万木林的故事。也是近年来才知道的。过去听师傅常说起，那些尊贵显达的人，其祖辈都有异于常人的德行。所以子孙才昌盛起来。我刚才所讲关于杨荣的家世。岂不是“天道酬善”的典型事例吗?

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衙口人.官至福建水师提督，受封靖海将军靖海侯,关于施琅的身世.其祖籍河南光州固始县，先祖在南宋时期进入福建，到施琅时已历经十六代。施琅的祖父是施一举，字玉溪，生有二个儿子：长子名施大宣，是施琅的父亲。施大宣，字应敕，号达一，生有三子。次子即是施琅. 施琅的祖父施一举在世时,家道较富足.一生乐善好施，远近皆闻其德。明朝时，福建沿海倭寇横行，匪患很严重.海边常有尸体漂浮，因浸泡而腐烂不堪。施一举时常出资财雇人打捞及掩埋这些异乡的死难者。海边沙土松软，为防野狗把尸体拖出，他常加固修缮这些墓地。为此施德馨在《玉溪公特记》中赞叹施一举道：“其泽及枯骨如此，则其生平行善，概可知矣。”明万历时，晋江灾荒，施家收入减少，但每逢有人前来借粮，仍一如既往的慷慨，甚至到了后来连自家都无粮可吃的地步。施一举的夫人许氏，和丈夫一起行善事。有一年冬天，一个乞婆流落到施家门口，许氏为她端上热腾腾的饭菜。那乞婆吃饱了想借宿一晚，许氏不但留她宿于家中,还让她和自己睡在一起.施一举夫妇怜贫惜弱的义举，不仅在民间流传，在当地县志和当时代人的著作中亦有所述。某年,施家所在的南浔乡衙口村常遭倭寇和土匪的抢劫，可怜施一举在一次避难途中摔断了腿，一只眼也因伤失明。不久后夫妻俩相继去世，从此家道衰落。在这混乱不幸的岁月里.施琅出世了.施琅小时候有一些异相和奇迹.使他的父亲施大宣相信由于自家祖辈行善积德，感动上天，将来这个儿子或许会出人头地.光大施家.这一观念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施大宣曾说：“吾家代有隐德，今儿曹巍然头角，晋槐窦桂，固非所拟。然公侯将相芝醴，岂根源者。”并常常将这一观念灌输给施琅，施琅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于康熙二十二年率清军收复台湾.为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康熙皇帝曾将自己的御用袍赐给施琅.康熙三十五年，逝于任职期间，寿七十六岁，赠太子少傅，受赐祭葬，谥襄壮.施琅的祖父施一举积善的余庆.报应在了孙辈施琅的身上.因果之事.岂无验证.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兴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担任过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以捍卫“孔孟圣道”为由组建湘军与太平军为敌。以读书人为骨干的湘军迅速成长，使晚清出现了“中兴”的局面。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军政的主角。位至总督、巡抚者多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则更多。各地的优秀人才皆投奔曾国藩，还包括如数学家李善兰、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徐寿、从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容闳等一批进步人才。曾国藩祖上原本世代务农。没有显达之人。迁湖南湘乡的曾孟学一支的六世孙出了曾元吉，即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致富，积聚了数千金产业，在衡阳、湘乡等地置有土地、房产，但是同一般家庭一样，曾元吉将田宅家产平均分给了六个儿子。仅留衡阳四十亩田留作养老。以后到曾元吉的儿子、孙子皆如平常。直到曾元吉的后人中出了一个叫曾玉屏的。常常“积德累仁”“救难济急”。才开始改写了曾家的命运。曾玉屏年少时。喜欢游玩。性情懒惰。大白天还睡大觉。年长的人讥讽他浮薄。将成为败家子。后来曾玉屏觉悟改过。三十五岁开始认真务农。家计也渐渐好起来。

我在《大界墓表》里面读到曾国藩的祖父自己说过的一些话。从中可以知道曾玉屏以“后世虽贫，礼不可堕;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为理由。为了尊重和祭祀祖先。改变以往没有祠宇的状况。主动和宗族的长者商量。发起建立祠堂并每年定时致祭。曾玉屏认为自己很早就没有读书。壮年以为耻。所以喜欢接待读书之人。常愿有学问的宿儒来自己家走访。对有品德的正人君子。尊重敬礼。不敢怠慢。对待乡邻族里“吉则贺，丧则吊，有疾则问，人道之常也，吾必践焉，必躬焉，财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邻里争讼的。曾玉屏常出来主持公道。遇到无礼者则厉辞诘责。有时摆酒席请人吃饭。使相争的人“一笑散去”。遇到桥梁道路废坏无人管的。或是孤寡残疾无助的人。曾玉屏都会及时出钱出力。还认为这些事如果要等到富有了以后再去做，“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这位曾玉屏，号星冈公。是一位有德的长者。正是曾国藩的祖父。也是曾国藩一生最敬服的人之一。我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曾国藩给祖父的家书上读到这么一段文字“伏念祖父平日积德累仁，救难济急，孙所知者，已难指数。如廖品一之孤、上莲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罗巷、樟树堂各庵，皆代为筹画，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无策、计无复之者，得祖父善为调停，旋乾转坤，无不立即解危，”可见曾国藩的祖父所做的。不仅仅是对曾姓族人。就是非曾姓的乡邻。也多有救济帮助。而且做了很多善事。所以曾国藩才发出“孙所知者，已难指数”的感慨。也许是积德累仁的缘故。曾玉屏的儿子曾麟书首先打破了其家几百年无秀才的局面。曾麟书首取湘乡曾氏家族中的第一个秀才后，生活在僻居穷乡的曾麟书家族子孙中，由此科名大开，产生了曾国藩、曾广钧两个进士，秀才、贡生、举人更是多达20余人。而曾麟书的五个儿子中。显达扬名者，除曾国藩以外。还有一个曾国荃。曾国荃，字沅甫，号叔纯，他是曾麟书的第四子。

因为在族中排行第九，故湘军中人称其为“九帅”。曾受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历任陕西、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曾玉屏的积善余庆所致。两位孙子曾国藩和曾国荃皆担任过两江总督。我从初学佛时。师傅就常对我讲“因果之事绝不虚妄。可从现实中去找寻。若不信因果。则佛也不须学”。后来因为常凭读史以观察古今。所以深信因果报应之事。

荣智健，无锡人。一九四二年生于上海。一九五九年考入天津大学。“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四川凉山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这段经历磨练了荣智健的毅志。后赴香港发展。现任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一九七八年。荣智健仅以父亲留在香港的一百万港元的股本金。创办爱卡电子公司。一九八二年。他出售爱卡公司。获得七百五十万美元。四年资产增长五十六倍。一举成名。自此以后。荣智健屡屡创造经济奇迹。一九九八年，以八十亿港币身价荣登香港第八富豪。二零零二年、二零零四年、二零零五年皆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位。关于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有一段足以令那些富足起来却寡于奉献的人觉醒的感人事迹。荣德生，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的民族资本家。开创过面粉厂、纺织厂等一大批产业。毛主席曾这样评价：“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荣德生富起来以后。他所捐献的公益事业，在当时代也可称得上属一属二。先从办学上讲。一九零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期间，创办公益小学及竞化女子小学各五所，前四年由族中捐款集资，从一九一○年以后，及后来创办的公益、竞化各校，均由荣德生和胞兄荣宗敬独立承担经费。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七年，荣德生开办了公益工商中学、梅园豁然洞读书处和公益初级中学。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经济学家孙治方，都是工商中学的学生。办学经费也全部都由荣德生承担。后又开办中国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主持了公益中学的复建工作，创办了私立江南大学，荣德生一生用于办学的经费消耗极其巨大。数十年间开办众多的学校，在当时代是罕见的。荣先生办学之精神可谓“竭诚无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荣德生对道德沦丧的社会十分焦虑，为此他请专人编写了《人道须知》，阐明传统美德和道德修身的轨范，先后刊印三版，免费捐赠给中小学生和各界人士以弘扬道德文化。一九一二年，荣德生设想要建立一个图书馆，向农村青少年免费开放，作为对办学的一种补充。他花巨资购书，一九一六年创立大公图书馆。到抗战前夕，大公图书馆已收藏古籍十八万卷，对于荣德生的发心建图书馆的目的，《大公图书馆藏书目录.跋》中对此作了回答：“德生为本乡社会教育计，已设男女初高小学凡八处，于公家不逮之力，稍可补助。居恒相聚，仍窃议社会之不良，而忧无以教育之。民国四年春，乃定筑一小小图书馆，本无我之旨，命名大公。”荣德生本人则说：“外人不明此意，以为粉厂要如许书籍何用，不知购存为大众计也!”一九五二年七月，荣德生逝世后，荣毅仁根据父亲生前遗命，将大公图书馆及荣德生的私人藏书，共计十一万多册，全部捐献给无锡市图书馆。另外荣德生还修建园林，免费供人参观游览。一九一二年，他开始建造梅园，梅园建成，占地八十一亩，成为无锡著名的风景区，另外，荣德生在捐桥捐路方面的贡献。更是不可胜数。一九一四年，荣德生倡议出资，修建近九公里、路面宽九米的开原路。是当时无锡西郊第一条大马路。一九一八年，荣德生又出资捐建全长三点八公里的通惠路，同时捐款建造惠农、惠工、惠商、惠通四座桥梁。另外申新路、德溪路等，也都由荣德生倡议和捐资修筑。至一九二九年，已先后筑路八十余里。荣德生还联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人士，发起成立“千桥会”，后更名“百桥公司”，专门用以捐助地方修建桥梁.荣德生多次捐出资金与千桥会新建、助建、改建桥梁共一百零二座，其中有名称的桥梁八十八座，对于主要桥梁，荣德生还亲赴现场勘测水流、探查土质、试验桩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