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宋代度牒制度对后世佛教的影响与启示
一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才永久废止(图片来源:资料图)
读苏轼全集,可以看到他写给皇帝的奏章,其中有几道是这样的:《乞降度牒济饥状》《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乞降度牒》。度牒是什么?苏轼又为什么要向皇上索要? 这要先从度牒在中国的独特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出家为僧是需要政府批准许可的(现代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度牒。《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写到鲁达剃度为僧——?赵员外道:“离此间三十余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山上有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如是提辖肯时,一应费用都是赵某备办。委实肯落发做和尚么?”鲁达寻思道:“如今便要去时,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这条路罢。”便道:“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专靠员外照管。”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可见,唐宋时期,这和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当的,而这个度牒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寺院有免役特权,老百姓们又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纷纷相继出家,躲避调役。度牒的出现,原是为限制出家僧尼人数,控制佛教规模的一种手段。因此,度牒的发放与登记僧尼名籍有关。南北朝以后,唐朝以前,度牒作为国家发给依法得到剃度的僧尼的证明文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没有这份“许可证”的人是无资格登上戒坛受戒的。度牒上面,详细记载着僧尼的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到寺年月日、师父法名,并由礼部长官等有关官吏联名盖印。有了这份证明,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受到政府的保障,还可以得到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度牒获取的途径有三:一是通过朝廷“试经”获取,二是在皇恩吉庆时额外恩准,三是纳钱换取。唐宋时期,出家者须先得到父母的同意,然后进入寺院当“童行”,担负杂役,诵经,体验出家生活,然后从师受沙弥戒。等到朝廷规定度僧的时日来到,经过官府甄别,或经过试经及格,得到许可,给予度牒,并指定隶属的寺院,方能取得僧人资格,才可以剃度为僧。特恩度僧是在天子诞辰、帝后贵族忌辰等大典之日行之,不经考试而发给度牒。凡没有获得度牒而私自剃度的“僧尼”为私度,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北宋试经是诵读《法华经》,须背诵经文100页或诵读经文500页,尼童须背诵经文70页或诵读经文300页。该制度还规定,考试及格者由官府发给度牒,由法师授剃发得度仪式。也许是持有度牒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也许是与钱沾了边,反正到了后来,度牒的性质起了变化。出家须领度牒的制度,宋代照章奏行,按比例度僧,有一百僧人的地方可以度一人出家。苦于苛捐杂税,百姓纷纷涌向寺院,私度很多,空白的度牒更成了“有价证券”而流通于市面。它具有法定价格,用途也越来越广泛。北宋神宗时期,因年荒、黄河决口等灾害频繁,为了解决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困难,国家需要赈款,朝廷开始出卖度牒,以弥补财政亏空。这一权宜之计,后来继续执行,除买卖度牒外,还增加买卖师号、紫衣,度牒成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那个赵员外能够“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的缘故。宋时,度牒贱卖可估价二三十贯钱一道,贵时则要八九百贯钱一道。朝廷竟公开出售度牒敛财,宗教的神圣性一扫而空。买得这种空名度牒的人,便成为形式上的出家人,也就成了拥有豁免徭役赋税特权的虚名僧尼,允许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虚名来隐瞒财产。至南宋时期,此风愈演愈烈,导致教团内部日趋瓦解。宋代政府曾以度牒充青苗资本和市易本钱,来稳定市场,同时,还将度牒用来赈灾,充作军饷。南宋高宗赵构就曾下诏赐岳飞二百道度牒作为军饷和开支。度牒还用于充作宫廷开支、外交应酬,甚至从事营造兴修水利。然而,度牒发放的数量愈多,利弊也愈大,导致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增无减。最后到徽宗时期(1101—1125),由于赵佶笃信道教,曾一度诏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及僧尼名称都道教化,给佛教以很大的打击。宋室南渡之后,朝廷愈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期(1127~1162)停止了额外的度僧,使僧尼数量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基础一向比较雄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前述之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因灾向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以救灾活民。后来,又需清运河开西湖,便向当时听政的高太后上了奏章,请得度牒一百道。当时,每道度牒可以卖钱一百七十贯,计钱一万七千贯。至此,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杭州著名的景点“柳浪闻莺”“苏堤春晓”,竟是由度牒换钱而奠基营造的。几年后,苏轼贬定州,此州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直面辽国,而军政不修,防务松弛,因此苏轼《乞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修盖军营等。更令人可叹的是,度牒还帮助币制改革。北宋时已有纸币交子,后改为钱引,因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在老百姓心中一落千丈。而度牒却分外坚挺,信用很好,政府只好以度牒作价回收贬值的纸币,以度牒来支付许多费用。度牒的用途与日俱增,以至出现黑市价格。这让笔者想起了四十年前,曾用通行的三斤全国粮票换得两个塑料脸盆。当然,那时的人民币还非常坚挺,不像今天这么不值钱。老百姓为了逃避役税,竞相出家,致使僧尼骤增,从北宋初年的六万七千余人,到真宗的四十五万八千余人,时人感叹“无路不遇僧”。一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才永久废止。自此以后,僧尼只有各寺院发的戒牒而无度牒了。戒牒与度牒不同,是传戒丛林发给出家人的证明书,也是外出云游挂单不可缺少的证件之一。只要衣钵、戒牒齐全,云游四方,在各地寺院挂单即可享受免费的膳食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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